徐文堪︱千古文章未尽才 ——敬悼辛岛静志教授

7月23日中午，笔者得知日本著名佛教语文学研究专家辛岛静志（Seishi Karashima）教授于当天早晨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噩耗传来，震惊之余，深感十分悲痛。就在6月间，笔者承其惠寄书刊三种。此前不久，他还通过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寄赠一本荒川慎太郎（Arakawa Shintaro）先生编著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原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全书包括研究、原文译释及转写和全部原件的影印本，2018年出版，印制非常精美）。仅仅十几天之前，笔者刚拜读了他本月发表在台湾《佛光学报》第五卷第二期的中文论文《试探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的原语面貌》。辛岛先生治学甚勤，笔耕不辍，他曾在电邮中告知笔者，还有不少论著正待刊布，其中有些当已收到清样，不想文字犹在，斯人已逝，遂成绝响，悲夫！

辛岛先生于1957年出生在日本九州的一座净土真宗寺庙，其家族一直担任该寺庙的住持。年轻时，他考入东京大学，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同时学习汉语。到了大学三年级，转而学习佛学、梵文、藏文。在日本国内求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汉学家福永光司（1918-2001，中国思想史和道教研究的权威）教授和印度学家原实（1930- ，日本学士院会员，即院士）教授。辛岛攻读硕士期间，英国剑桥大学的布腊夫（John Brough，1917-1984）教授来日本讲学，对他启发很大，他意识到，要弄清佛教典籍的源流，必须重新研究汉译佛典，特别是其早期译本。为此，需要掌握大量跨学科的新知，抱着将汉学、印度学、佛教学齐头并进、冶于一炉的治学理念加以探究，才能获得新的进展。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留在日本学习是不够的，加上原实教授也鼓励他出国求学，于是在1985年，辛岛走上了一条在当时与众不同的治学道路，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海外留学生涯（1985-1994）。

辛岛留学的第一站是剑桥，他的指导老师诺曼（K. R. Norman）教授是巴利语、犍陀罗语、古代和中世印度俗语的权威。辛岛在那里接受了古代印度语言的训练。

为了更好地掌握佛教汉语的词汇、语法和汉语音韵学，从而进行印汉对比，辛岛在1987年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跟随季羡林（1911-2009）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法华经汉译本与梵藏本对比研究》，1991年夏完成。离开北京后，他又前往德国弗莱堡，师从封兴伯（Oskar von Hinüber）教授学习印度学三年。

就在辛岛先生留学北京期间，笔者已听闻其大名，知道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中文也很好，只是笔者身在上海，交往甚少，记忆所及，只有一次偶然的简短通话。

1995年，笔者受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之嘱，撰写了一篇书评，刊发在《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号 上。该文是评介已故梵、藏和中古伊朗语大家埃默里克（R. E. Emmerick, 1937-2001，出生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著名汉学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1993年合著出版的新书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辛岛先生当时已返回日本，看到之后，特地给笔者来信，信中谈及他正在从事的一些研究。不久，他又寄来一本1994年出版、用日语写作的关于汉译《长阿含经》原语的新著，笔者读后，深为佩服。佛教语文学界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犍陀罗语很可能是印度西北部及中亚地区佛教徒的共同语言，其在中亚所起的作用可以与欧洲中世纪拉丁语的作用相比。因此，有一些学者从汉译本中找出一些与犍陀罗语特征相符的音译词之后，就断言汉译本是出于犍陀罗语原本。辛岛在其著作中全面分析了音译词，发现当中大约五百个音译词在梵语、巴利语中有对应词。这些词中有些具有犍陀罗语特征，有些则与印度西北犍陀罗语不同。通过缜密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除了犍陀罗语之外，还包括其他中世印度语、地域方言、梵语等多种要素。辛岛先生这种细致、精确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确实令笔者大开眼界。

1997年4月，辛岛先生入职创价大学，参与创建该校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担任该所助教授，1999年升教授，2011年任所长。他以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精神，始终全力从事佛教语文学研究，刻苦精进，著作等身，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该所出版的《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ARIRIAB）创刊于1998年，至今年春已连续出了二十二期，现任主编是辛岛静志和工藤顺之两位教授。在《年报》上发表论文的有日本、中国、韩国和亚洲、欧美各国的学者。研究所还持续邀请世界各地的佛教学者前来演讲和进行学术交流，并将新成果通过《年报》及其他各种渠道及时公之于世。除了《年报》，研究所还同时刊行了多种大型学术出版物，如《佛教文献学哲学研究丛书》《中亚佛教写本丛刊》（包括《大英图书馆藏梵语残卷》《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梵语残卷》等）《印度国家收藏Gilgit写卷影印本》《平山郁夫收藏梵语、犍陀罗语、大夏语写本》。这些专著提供了大量经过精心整理的第一手资料，极具研究价值，而这必须与各国学术机构及学者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确实令人感佩。近年来，研究所的研究范围还扩展到伊朗语、吐火罗语、回鹘语佛典以及佛教图像和考古学，为了处理吐火罗语材料，特地聘请玉井达士（Tatsushi Tamai）博士担任客座研究员，参与相关工作。

辛岛先生用日、汉、英、德、法、俄等文字发表了大量论著，活跃于国际佛教学界。不过与他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中国学术界。他每年都会到中国各地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用中文在中国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如《中华文史论丛》《汉语史学报》等都有其论著，同时还向其他国家的学者介绍中国最新的研究成果。

为了方便交流，辛岛先生在2016年出版了一部中文论文集《佛典语言及传承》（上海中西书局出版）。该书收录论文二十篇，精义纷呈，充分反映了他在佛教文献学和佛典语文学方面的主要成果和观点，并体现出他的治学精神，即努力将文献学研究和佛教思想史研究相结合。他在书中一再强调，自释尊时代起，佛典就不是通过梵语，而是通过口语传承的。无论是小乘佛典，还是大乘佛典，直到三世纪，大体上都是通过口语流传的。自三世纪起，口语逐渐被梵语取代。四世纪时，梵语化有了较大的推进。从东汉开始，佛典传入中国并被译成汉语。五世纪到达中国的佛典吟诵者及翻译者中不少人来自大夏（吐火罗）、克什米尔等“大犍陀罗文化圈”（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西北部、阿富汗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等），其母语应该是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犍陀罗语等，他们所传承的佛典也应该是与这些语言有关的。但从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即鸠摩罗什前后年代，翻译佛典的原语应该是口语（俗语）与梵语混合的一种语言。当然每部经典的情况各有不同，需要研究者有针对性地研究每一部经典，从而得到准确的结论。

为了贯彻其学术理念，辛岛先生先后编纂出版了《正法华经词典》《妙法莲华经词典》《道行般若经词典》《道行般若经校注》等专著。在这些研究工作的进程中，除了国外学人的帮助，同样少不了与中国学者展开合作，所以在新近组成的《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编辑委员会中，除了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挪威、俄罗斯、巴基斯坦、韩国的学者之外，特地邀请了北京的段晴、李崇峰、李学竹、荣新江、沈卫荣、叶少勇和上海的刘震等先生担任编委。辛岛先生的夫人裘云青女士是出自北大的高材生，也是其学术研究的得力助手，贡献巨大。先生才学非凡，是佛教语文学和文献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奈何天不假年，留下诸多未竟事业，如他理想中的汉译佛典语言词典就尚未最终完成。笔者年老力衰，时日无多，只能在此希望后辈学人能继承其未竟之业，群策群力，勇猛精进，以告慰辛岛先生在天之灵！

最后，谨向裘云青女士和辛岛先生的遗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