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之巅｜美国的中文博士：鄙视链的底端，两种文化的夹层

【编者按】

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们必须走过的一段漫长旅程，朝向知识圣殿的光亮，艰辛而孤独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们看向博士的眼光是复杂的，有仰慕歆羡，有敬而远之，随着从女博士的污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问题等负面话题的反复出现，更多的是疑虑和不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别推出“象牙塔之巅”专题，邀请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博士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研究以及对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于“为什么读博”和“读博有什么用”，本专题更希望回答“读博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将看到个人的困惑和抉择，学科的样貌和特色，也会看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个体的学术经验联结成整体。

人文学科是“少数派”？

当“硅谷教父”、后来的“图灵奖”获得者约翰·轩尼诗（John L. Hennessy）还是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时候，我是斯坦福东亚系一个恍恍惚惚的小硕士。之所以说恍恍惚惚，是因为我本科念的是比较文学，那时候美国著名汉学家倪豪士教授（William H. Nienhauser, Jr.）受邀到中国教一门海外汉学，讲《史记》、讲英译王维的诗歌，我算是他喜爱的一个学生，于是受鼓励申请到美国，从一直被人问“你这个专业毕业能找什么工作”到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好像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但终日除了翻阅沉得能砸死人的学术专著、脚下生风地穿梭在总让人迷路的大校园里赶场一般地上课，就是疯狂地敲击着键盘赶作业。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古都北京相比，硅谷是历史文化的荒漠，下课以后无处可去，也交不到一个有共同语言和爱好的朋友：周围中国人一律是聪明绝顶或自认为聪明绝顶的理工科学生，每天讨论着实验室、发论文、实习、教职、创业……在一般的中国人眼里，斯坦福就跟麻省理工没有什么区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工类高校，我在这里实在有一点“鸡立鹤群”，也难怪学校其他文科生都用“少数派”（minorities）这个词形容自己。

还记得2014年的某天忽然收到一封邮件，校长邀请几位学生代表吃饭，有意参加者请把要问校长的问题交上去，问题最有意义的学生能得到和校长面谈的机会。我当时点开里面的链接，想都没想就在对话框里敲：“作为一所世界顶尖的综合大学，斯坦福在人们心中却还没有完全摆脱理科强校的印象，文科生在这里感到被边缘化、不受重视、难以融入整个学校的气氛，您对此有何看法？”当时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诘问。还记得刚入学时，校长在自家院子里有个招待学生的餐会，他发表讲话说：“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你们要‘投入’学校的一切，不要只是单纯的‘参与’。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经典早餐‘培根炒鸡蛋’里，鸡只是参与了一下，而猪投入了！”。当时大家都笑得没心没肺，后来我才觉得理工科在斯坦福占尽风流，而文科生呢，除了本系的功课，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在这感觉可有可无，连陪衬都算不上，还不如培根煎蛋里的鸡蛋呢。后来我就把“质问斯坦福校长”这件事忘记了，直到有一天收到通知，让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去参加晚餐会。

饭前大家都踩着柔软的厚地毯陷进舒适得长沙发里，轩尼诗校长还像刚入学见到的那么笑容满面，总有一种既轻松又专注的气质，把周围人的注意力都聚拢在他身上，能参加这个活动我不惊讶，也许因为我是文科生，可以增加学生代表的多样性（diversity）吧，令我惊讶的是，我的问题被当作了一个重要话题。会前我们就收到通知，因为时间有限，校长不太可能聊到每位学生的问题，但令我惊讶的是，见面没多久，他就主动把话题引到文科上，针对学校多么重视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取得了哪些卓越成绩、而人文学科又是多么重要侃侃而谈了很久，大约占他讲话的一半时间。那天他谈完话，很多学生问了问题，大多是“您最喜欢和崇拜的名人是谁”和“您晚上失眠的时候都会想些什么”这一类，我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再举手提问的学生，因为我唯一想问的问题，就是当时写下来的那个，而他已经主动答过了，最重要的是，我还是觉得文科生是这个学校里的二等公民，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的存在和诉求。不自信让我沉默。当时的我，对于自己和自己的专业，其实处在一种自我怀疑和焦虑的迷惘中，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人文学科在大学里不受重视的地位由来已久，和轩尼诗校长吃饭的时候，我至今记得他本人一直对文科博士的低毕业率感到唏嘘。一个学科的发展前景可以从博士的毕业率看出来，因为博士是一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和推动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美国博士的毕业率本身就很低，而文科博士的毕业率更是低的惊人，只有不到50%，美国历史最悠久和地位最崇高的学术中心——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项目“人文学科指标”显示，人文学科博士毕业率的中位数42%，与数学和物理相近，工程、生物、健康科学则拥有所有博士项目中最高的毕业率——50%。可见与更加“实用”的科学相比，基础学科普遍门庭冷落。在人文学科博士看似不算太差的42%中，戏剧和表演专业以中位数56%拉高了平均水平，而比较“硬核”的语言、社会、文化专业则拥有最低的毕业率33%，意味着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最终拿到学位。

不能毕业对学校和学生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首先，博士学位是学术圈的“准入门槛”，博士生放弃学业意味着放弃学术生涯，那么其付出在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将付之东流。而与此同时，因为博士大多接受来自系里的全额奖学金，一个博士生如果中途退出，系里在对其教育和培养上的所有投入就前功尽弃，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提供给另一个之前有意完成博士学习的候选人，博士生退学率的增加，会拉低一个系甚至一个学校的排名和名誉，也会影响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为什么美国博士的毕业率一直很低？做学者是一份永不下班的工作。读博士的高强度、低收入、激烈竞争是普遍现象，除此之外，文科博士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理工科的研究从本质上讲更容易转化成生产力，资金的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导师和实验室可以通过科研项目获得资金，而资金可以养活更多的博士和项目，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说理工科博士和导师的关系与员工和老板有些相似：“老板”可以通过招收更多的“员工”承接更大项目，赚到更多的钱，进一步加强壮大自己的团队，理想状态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至少是一个稳定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人文学科则不然，文科的研究并不具备快速“变现”的能力，因此导师和学生基本依赖于学校的拨款，每年能够招生的人数因此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文学科的博士生要比理工科少得多。因为资金的短缺，人文学科的院系能够聘请教授和开课的数量也会受到限制，这样就致使新毕业生找不到教职。在美国读博士的时间成本是惊人的，文科博士需要6年以上才能毕业，一个人二十多岁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这个学位上，而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失业的危险还如影随形。

理工科的博士在毕业以后可以申请的教职更多，即使不从事学术工作，也可以在业界寻找机会，而文科博士几乎没有这样的选择。斯坦福大学宗教学系系主任柯嘉豪（John Kieschnick）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佛教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成为他的学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而他对于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也并不乐观：“即使对于斯坦福大学这类学校的毕业生来说，毕业以后在学术界找到工作也被证明是很难的。学生必须乐意在毕业以后到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去，有时还需要一直当‘临时工’，直到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位。我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今年毕业，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任何工作。在读博士的时候，你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也许博士学位能够帮助你找到学术圈外的工作？”

在一个学科深造之前就要做好不能从事这一学科的心理准备，是如今司空见惯的事，但能做到在专业以外找到工作甚至也不容易。对于学术圈外的工作，博士学位并不是必要的，文科博士尤其如此，博士阶段过于精专的专业知识在职场没有用武之地，甚至可能造成“资历过高”（overqualified）的问题，一个硕士或者本科生就能胜任的职位，是不会找一个博士来做的，因为博士被认为擅长的领域狭窄、缺乏工作经验、还可能会要求更高的薪水或者很快跳槽。

俄亥俄大学东亚系的吴妙慧（Meow Hui Goh）教授读本科时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新闻主播，不仅学术做得好，也很有人格魅力，谈到带博士生，她曾经说：“我告诉我的学生，现在别人都能升官发财，念博士却时间长、出路窄，面对这种落差，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以免日后压抑想不开，产生心理问题。”当你立志做一件事情，要先记住自己会一直受到世俗眼光的打击，个中滋味，也许外人是体会不了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超过一半的博士会有抑郁症的原因。

不过随着理工科博士频频爆出自杀的新闻，文科博士中似乎暂时没有如此极端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学生从系里得到经济支持而不是从导师手里拿钱，因此博士生的生存境况并不会系于导师一人，与此同时，因为文科的学术研究基本只需要图书馆，不受设备器材等外界条件的束缚，导师和学生的研究相对独立，导师不需要学生“打工”，学生毕业也不是导师一人独断专行之事，不得不说这得益于“清水衙门”中没有那么多利益牵扯。

东亚系学生：为什么到美国学中国文化？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到美国东亚系以后回答最多的问题，有时候别人直接用嘴问，有时候用疑惑的表情问、有时候用不屑的眼神问、有时候用同情的微笑问。

如果被允许的话，我想用梁漱溟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想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前途，能够全盘观测，而寻出中国文化在那里面的价值。过去的中国人，不易于认识中国人文化，因为他们“处在局中，又缺乏其他不同文化的对照”，当时围绕着中国的邻邦外族，文化没有中国高明，因此中国人的心里是自大的。到了近代，刚有了比较对照，又似乎被其他文化严重打击，茫然无措，陷于过分气馁，凡为此自馁心里所蔽的人，一样无法了解中国文化。想要找到中国文化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价值，有时候需要把角色从“当局者”转换为“旁观者”。

但是我很少这样答，因为别人问的时候，不是设问，只是反问，一种表达没兴趣和看不起的反问。

记得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件事——主持人蔡康永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专业毕业的，他回忆起父亲的友人问他：“儿子在美国念什么？”父亲小声地说：“电影”，朋友没听清楚：“电脑？ ”父亲更难为情地说：“电影”，对方追问：“什么？电机？”父亲头都抬不起来地说：“电影”，说第二个字的声音越来越小，仿佛这是一件无比丢脸的事。

人文学科，在科学技术开始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总显得玄乎、缥缈、百无一用，近代以后，中国人从文化自大一下被西洋大炮轰到认为文化无用，而更看不起本国的文化，就像梁漱溟所说：“若问他中国文化的短处何在，都能说出许许多多；若问他中国文化的长处何在，则不免口嗫嚅而心踌躇了。他至多说中国文化过去的光荣，过去的价值，然而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自卑和自大交融的复杂心态一直影响今天的中国人。因为自卑，所以学中国文化就被中国人看不起，因为自大，在美国学中国文化更被中国人看不起。

那么学习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地位如何呢？至少到了今天，在美国的高校中，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文系”，学习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当然都有自己的系，但中文研究依然和日本研究、韩国研究一起挤在“东亚系”。我曾问过我的老师、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系主任艾朗诺教授，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大学里会不会有“中文系”，他回答说，许多很小的欧洲语言都能自立门户，而中文专业始终是东亚系的一部分，显然体现了西方社会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如今很多西方语言系的规模一直在萎缩，东亚系人数却日见增多，看似有条件单独出来，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任何苗头或是风向表明，会有一个中文系的出现。

即便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即便美国大学甚至高中的中文选修课饱受欢迎，中文的学术研究依然没有自立门户的资格。以至于在美国高校里，许多人还觉得东亚系就是由几个中国人、几个日本人、几个韩国人凑在一起，自以为自己的文化很重要的地方。即便是学习日渐消失的拉丁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也要崇高很多。我在学校专攻法语、西班牙语、比较文学的学生身上，都能看到一种东亚系学生从来没有的自豪和心安理得。如果问我，我会说东亚系的学生受的是“夹板气”，他们的专业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重视和尊重。

人文学科在美国的“不景气”，却不能阻挡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读东亚系，从前的美国东亚系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的学生，而现在受到“留学热”的影响，中国学生在母语上的优势和对出国的热忱让他们攻占了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从生源上来讲，提高的是数量和不是质量，另一方面，自费读硕士的学生激增，但是能够拿到奖学金的博士名额和大学里的教职并没有增加，也就造成了更多的学生“毕业即失业”，而这一情况则加剧了东亚系学生在学校里和社会上为人所轻视的现状。

如今在美国功成名就的汉学家，大多是美国东亚系诞生之初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在美国最先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那时候东亚系精耕细作培养人才，就业前景乐观，海外中国学研究也像是一片空场，大家可以随意地“跑马圈地”，而如今这一学科的拥挤不堪和良莠不齐使前代汉学家的成功之路变得不可复制，新一代学生的前途出路依然渺茫。

如果在硅谷看，则一切显得更糟

我到美国学习生活至今已有7年，有6年住在硅谷，如果在这里看，人文学科的学生生存环境则显得更糟，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的一次调查，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61372，而媒体计算过，在旧金山湾区这样昂贵的地方生活下去，每个家庭每年至少需要赚够30万美元，这一数字，一个硅谷普通软件工程师的年薪加股票可以轻松达到，相比之下，一位公立大学教授的年薪，只在10万美元上下，而一个博士生的月薪大概在2000-3000美元，在湾区这样高科技新贵云集、物价时时飙升的地方可以算是“低保户”了。随着美国签证政策的日益缩紧，留学生毕业后想得到工作签证越来越难，而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缩写）专业的学生则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这就解释了在斯坦福上学时，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怪现象：个别东亚系的同学们即使得C也要跑去选修计算机系的课程，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回我们系，和我们一起坐下来敷衍地读读宋词，外界的诱惑已经让学生变得空前浮躁，无论他们从前学习何种专业，现在都想转行学计算机、做工程师，而大多数时候驱动力并非理想，而只是利益。

说到和斯坦福前校长、也是Alphabet前董事长约翰·轩尼诗一起吃饭，我曾经听过他在斯坦福文学院的一次讲座，题目是“我为什么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台下听众人头攒动，都想一睹这位硅谷教父的风采。说实在的，我已经忘记他对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了，但记得看着他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正在读的俄国小说，滔滔不绝地叙述文学名著带给自己的震撼、感动和启示，我忽然想起天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何其工整、优美、细腻，想起爱因斯坦和陪伴他一生的小提琴，无论科学如何发展，机器都不能代替人类去体验和抒发情感，许多天才的科学头脑，都拥有超凡的艺术感悟力，但如果此刻是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在这里讲同样的话题，则没有这么多的听众，如今人文学科需要世俗眼光中“成功人士”的加持，才能提高一点它的地位。即便是在少数几个关注文科的时刻，人们也总世俗地把人文素养和谈吐、气质联系在一起，把它当成一件昂贵的首饰或是漂亮的衣服，一位同专业的朋友说：“我很不喜欢好多码农似懂非懂地说自己对文学诗歌的兴趣，仿佛文学诗歌的作用就是被有钱人拿去装点门面，角色调换一下，如果文科生敢这样夸夸其谈自己对物理、数学驴唇不对马嘴的理解，只能招来理工科学生的嘲笑，仿佛只有他们的学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们都说硅谷的许多潮流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人文学科从业者的发展前景似乎也能在这里窥见一二。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使人们开始尊重文科生的专业性，人们愿意花费几百甚至上千美元购买律师和医生的一个小时，但是写作、编辑、翻译、社科方面的研究即使是在满地流油的硅谷也只能拿到一小时二三十美元的低工资，而这样的工作机会甚至也不多见，硅谷似乎只需要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氛围和“文化”，而完全不需要历史的观照和人文的情怀，难道这也预示着科技高速发展后人类的未来？人文学科的落寞造成庞大群体语言文化水平的低下，而低水平的标志就是无法意识到一门学问的作用、以及自己和这一领域顶尖高手的差距。理工科面对文科的优越感由来已久，其中一大原因应当是当今社会的急功近利——不能让人一夜暴富、成为“人生赢家”的学问和技能，就不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柯嘉豪教授曾经评论斯坦福新建的冥想屋：“那介绍里写着：这里可以让你逃避繁杂和快节奏的日常生活，得到内心的宁静，从而让你在冥想之后提高工作效率。这就是典型硅谷的思想：做一切事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永远不能理解内心的宁静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冥想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人文科学的学生处在鄙视链的底端，正如钱钟书在《围城》里说的：“理学院的学生看不起工学院的，工学院的学生看不起文学院的，文学院的学生里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看不起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教育学系的，教育学系的学生没有学生可看不起，只好看不起系里的先生。”从前理科看不起文科，基础学科看不起应用学科，我想今天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工科生因为工作最好找、薪水最多，傲视群雄，文学哲学这样的学科比不上如今炙手可热的教育了，应该处于垫底的地位。不过这个鄙视链是一个闭环系统：理工科是看不起文科的，因为他们比文科的生存环境要优越，顶层的理工科生又崇拜文科生，因为科学的研究到了极致，就开始思考哲学的问题，物质得到满足后，就有了精神的追求和美的向往。

《史记》中说，春秋末年，孔子四处游说，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在权力、野心、享乐空前膨胀的时期宣传自己对道德和思想崇高的追求，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他处处碰壁，饱受讥诮和白眼，犹如“丧家之犬”。今日读圣贤书的人当然不敢以圣贤自比，而在美国做一个中文博士，让我得以切身体会到失去了精神家园和文化土壤，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的感觉。

如果有人问我在美国做一个中文博士是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会说，我们生活在社会鄙视链的底端，中西方文化的夹层，有时候被视为逆时代而行的怪胎，有时候被看作可有可无的隐形人，但我们面对和忍受的所有困境，至少证明了理想的纯粹。不错，这只是一个小到可以让人心安理得地忽视的群体，这是一个没有话语权、让人可以尽情嘲笑的群体，然而，对这一群体生活空间的压缩，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发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