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特笔记︱中美俄三边核军控，约吗？

7月16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率团前往日内瓦，与俄罗斯举行美俄战略安全对话。美俄探讨双边战略安全议题并不意外，但此次双边会谈讨论中美俄三边核军控似乎不同寻常。

事实上，这种不同寻常早有迹象：推特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12月发推文，表示期待中美俄三国首脑讨论如何终止军备竞赛；2019年2月初，他在国情咨文演讲中称,美国可以谈判一个包含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核协议；4月初，他在白宫会见刘鹤副总理时再次提出三边军控的可能，同月还要求国务院准备推动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特朗普总统如此热衷谈论中美俄三边核军控，为什么？

一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他年轻时想主导核谈判的梦想。特朗普的叔叔约翰•特朗普是著名的核医学家，在特朗普23岁的时候给他科普过核的知识与常识，自此他对核毁灭的风险耿耿于怀。若干年后，他在生意场上多有斩获，开始迷信自己拥有“交易的艺术”，确信自己应该为逆转核灾难做出必要贡献。

里根执政时期，特朗普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考虑向里根总统毛遂自荐一下，看能否担任美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据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伯纳德•劳恩回忆，特朗普当时表示，他如能得偿所愿，前往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谈一谈， “一小时之内冷战即可结束”。至于什么核武器或者导弹之类的知识，在他那里都是可以分分钟速成的。在特朗普看来，他能说服其他商人将价值一亿美元的地产以1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代表美国与苏联谈判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核军控而言，里根执政的八年波澜起伏。里根总统在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的同时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调整为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美国与苏联谈判达成了《中导条约》，禁止了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经过多轮谈判，为后期老布什总统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条约》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朗普当时未能在里根政府谋得一官半职，更不可能参与高度技术性的军控谈判，不知道这是核军控事业的遗憾还是他本人的遗憾。三十多年后，特朗普虽然不再年轻，但年少时的梦想大约仍未泯灭；他对自己谈判水平的谜之自信更是只见强化而难有任何动摇。如今，地产商特朗普已经成为总统特朗普，他有关核谈判的执念似乎寻到了用武之地。

另一部分原因则可能是出于他商人本性的算计。2016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曾放言要增强并扩展美国的核能力，但执政后他更在意与核相关的庞大开支。2018年3月，他在谈到与普京的通话时抱怨军备竞赛“行将失控”，年底则表示军备竞赛已经无法控制；2019年4月初，他在会见刘鹤副总理时称各国耗资千亿制造武器，这是“荒谬的”。

由于美国核武库和和实验室老旧，继续更新和现代化，而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评估，未来十年这些开支将增至4940亿美元；未来三十年，这些开支估计将达1.2万亿美元。这些开支要比特朗普心心念念的美墨边境墙建造费用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特朗普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增收节支是他的核心理念。如果能够通过多边核裁军减少美国用于核武库的开支，这当然求之不得。就此而言，特朗普总统有关三边核军控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亦非口是心非。

但是，推动三边核军控，特朗普是认真的吗？

目前来看，特朗普可能将畅想当成了规划，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在多边核军控方面是严肃认真的。原因有三：时间不够、专业人手不足、政策倾向不对。

首先，时间已经不足。特朗普执政迄今两年有半，剩余时间仅有一年半，而截止到目前，美国在多边军控问题上仍然没有实质意义的开端。虽然特朗普曾经畅想一小时之内终结冷战，但真正的军控谈判是专业的、技术的、政治的、漫长的，所谓分分钟解决问题，在专业人士看来，不过徒增笑料耳。

冷战期间几项军控条约都耗时较长，例如《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历时2年6个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历时6年7个月、《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历时9年；冷战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以及《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虽然耗时没有那么长，但前提是美俄关系状态较好。这还只是双边谈判，多边谈判需要的时间只会更长而不是更短。

第二，欠缺专业团队。目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各部门涉及军控的专业人员配备非常短缺，与奥巴马执政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安全委员会迄今尚无专门负责此项业务的官员。

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博尔顿熟谙军控事务，但以反对军控著称。18年前，博尔顿曾经被小布什提名为主管军控事务的副国务卿，该项提名在国会遭到民主党议员穷追猛打，多名参议员称他“丝毫不在乎军控”，是在国务院只能扮演“鸡窝中的狐狸”的角色。博尔顿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曾是美国退出《美朝框架协议》和《反导条约》的重要推手，指望他推动多边谈判基本上是缘木求鱼。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俄罗斯事务的资深主任莫里森是博尔顿的盟友，这对美俄战略谈判不是好消息。

国务院当前主管军控事务的副国务卿汤普森没有军控背景，也不支持军控谈判。虽然助理国务卿福特业务娴熟，但人力配备严重不足。战略稳定和威慑事务办公室曾经配置14名官员，如今则仅有4人。

国防部对军控问题比较熟悉的官员柯比已经离开五角大楼，现在的官员支持军控者罕见。缺少专业团队将导致不重视军控问题细节，而趋向用定性的方式攻击对手，这对军控谈判不是什么好消息。在《中导条约》问题上，这一现象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军控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和行动让其他国家有理由怀疑其谈判诚意。在特朗普总统的推动下，美国“退群”“退圈”的现象自然会蔓延到军控领域。

特朗普执政两年半的时间内，美国几乎是军控秩序的“拆迁队”：伊朗严格遵守伊核协议，但美国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退出该协议；美国已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条约将在8月初失效；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试图从参议院撤回《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从而实质上撤回对条约的任何支持；《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将在2021年2月初到期，但迄今美俄仍然未就续约展开磋商。设若《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无法续约，在特朗普执政四年之后，美苏/俄半个世纪以来将首次不存在任何约束双方核力量的条约或者协议。

特朗普政府在军控问题上的这般政策记录如何让其他国家相信所谓三边或者多边核军控的呼吁是认真严肃的呢？更有人推测，所谓三边核军控的呼吁只是为彻底放弃《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寻找借口，并确保未来任何多边核军控均难以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无论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后，核领域的军控和裁军主要是在美苏/俄两国之间展开，如今美国呼吁中美俄三边核军控，中国要不要回应或者参加三边核军控？

中国认为核武器不可轻易使用，核武器仅用于防御和报复目的，因而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并保持较小的核武库规模，中国也不参加核军备竞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核政策保持了极大的延续性与稳定性，这在所有有核国家间比较少见。

无论是核武器的作用、核武库规模、部署方式还是戒备状态，中国均与美国和俄罗斯显著不同。随着中国综合能力提升，军事投入增加，中国在核问题上面临两个方向的压力：各国都在关注中国是否会调整核政策、美俄都希望推动中国加入多边核军控。

中国是否会调整核政策可能受到多个因素影响。一是核武器在各国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持续降低的趋势能否延续，这将影响中国对大国间核关系走势的认识和判断。二是国际核裁军势头能否延续。如果拥有全球核武器数量90%的美俄延续裁军势头，中国将有信心继续保持较小规模的核武库。三是导弹防御能力建设对核威慑有效性和可信性将产生何种影响。目前美国导弹防御能力的研发试验和部署不受任何约束，这将如何影响大国核关系仍有待观察。四是新兴技术或者先进常规武器的发展、部署以及运用可能对核威慑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各国的核关系和核战略。

中国是否回应三边核军控则是较为简单的问题。如果美国或者俄罗斯想通过谈判探讨大国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当然可以参与。中国二十年前曾经呼吁五个有核国家谈判签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并在后来主持了核裁军词汇工作组，在更早之前则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和后续审议大会成功以及顺利谈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了很多贡献。

鉴于有核国家核关系进入较为复杂阶段，且导弹防御能力、网络攻击能力、反卫星能力和先进常规武器发展也在深刻影响核威慑的效用，中美俄三国探讨战略稳定关系是有意义的，也是应该的，中国不会排斥这种多边讨论。

但是，如果美国或者俄罗斯想推动核武器数量裁减，它们最好能起个表率作用，先深度裁减各自的庞大核武库，然后再讨论中国的核武器裁减。在美俄各自拥有核武器6000多枚，而中国不足300枚的情况下，侈谈数量裁减既不专业也不应该。

中美俄三边核军控，约还是不约并不是复杂的问题。只不过由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采取了最风骚的走位和最狂野的操作，无形中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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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吉社，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