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

▲于光远

什么是治学，什么是学者和学者应具备的特殊素质。治学态度的第一条是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只服从真理；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求真；为了求真，切莫文过饰非，要务实，要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异化。方法是什么，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根本方法，掌握以下方法，做个不断追求的人。

一、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能够有效的工作的时间更短，而应该研究和自己喜欢研究的问题却很多很多。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损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今后决不浪费自己的时间，这一点要自己来把握。我觉得即使现在没有像过去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在那样的情况下时间即生命的损失是不可抗拒的)，还是可能浪费自己的时间。这要自己下决心，并且学会一些本事，避免或者减少浪费。

“我决不浪费时间”这是尼采的话，我引尼采的这句话，就是我最怕人浪费我的时间。听报告，这报告的题目我很想听。从你报告的内容来说半小时就足够了，可是报告人讲了3小时，我坐在那里不听不行，听不出多少内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就不听。不听，我脑子开小差，做副业。

二、心中要有许许多多问号

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写到，“问号”在懒汉那里，只是迷茫，只是绊脚石；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里，就如巴尔扎克所说，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我接着写道：“问号的形象，是钩子。有这种钩子，也就有可能钩到知识的答案。否则，即使几度进人知识宝库，也会空手而回。”完全由问题也可能写成好文，屈原的《天问》不就是吗？关于问号的形象是钩子，这是我的“伟大发现”，这个发现帮助我能够比较生动地讲心中要有多一些问号，有可能“钩到”答案。

到底问号为什么会写成这样，我并没有想去研究。可是因为我说过那样的话，回来我就真的看到问号为什么写成这样子的小文章。这篇文章从西班牙的出版物中问句前面有问号、后面有问号说起(前后两个问号的做法，犹如普通引文前后都有引号相似。我1983年去过西班牙，在那里翻过西班牙的书，看到那时的情况还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变了。)讲问号的历史原来开始是用拉丁文写一个问号，questo，后来改用一个Q，漫漫这个Q就简化成现在问号的形象。

“钩到的”这个比喻，我还进一步发挥，知识钩到之后，就可以挂到衣柜里去，分类挂起来，这个挂在这，这个挂在那，我穿西装，穿夹克衫，拿起来，知识用起来就方便了。这里我想说一句我过去说过的话“做研究学问的有心人”。这种有心人，就是对许多事情心里有问号的人，就是对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

三、当敬一事师、一理师

有一个人他告诉你一件事，使你增加了知识。或者一个人他对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使你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这样的人，我认为应该看作你的老师，老师不就是做了这种事情的人吗？

我还认为应该像对待老师那样地敬重他。这样的人，可以称作“一字师”，“一事师”。这样的人，他们做的事情虽然少，关系不固定，但是人数很多。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处的“师”乃“一事师’，“一理师”。

四、学成于勤

韩愈有句名言：“业精于勤毁于惰”。他说的“业”是“专业”，我这里说的“业”是“事业”。我提倡做学问的人要勤快。我这个人，尽管有人对我有这种那种意见，但没有人讲我于光远懒惰。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1991年我得了癌症，在接受外科手术全身麻醉醒来之后只有40小时，我就口授一篇短文，请特别护理我的护士记录下来，在《服务科技》上发表。在手术后的化疗中我感染了肝炎，医生要求卧床，我口述我本人20岁前的长篇经历，也出了书。我有八个字“无时不思，无日不写”。关于这八个字，我的《碎思录》中有一篇文章有下面一段话：“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习惯。人各有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总想留个记录，就去写。养成了这个习惯。自己体会到，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

我脑勤，不断想问题；眼勤，经常看书刊；笔勤，经常写；腿勤，经常出门。勤快就是投人劳动比较多。古希腊人认为劳动是野蛮的，有损于人的智力，会使人兽化。我们的观点是劳动是光荣的，而且是一种愉快的活动—至少要使它成为一种愉快的活动。劳动中的艰苦一定要换来愉快，如果得不到愉快我是不干的。

五、 学问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

过去学者很自豪的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学问大。我把它改一下，说自己的学问有两种来源，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一个人坐着也可以做学问。书(广义的书包括电脑电视等)通常是坐着或者靠在椅子沙发上看，当然还有坐在车上、船上、飞机上看(现代人坐在交通工具里的时间很多)。我认识一位叫士光敏夫的知名企业家，20年前，那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飞机上，他对我讲，他跟日本年轻的企业家还能竞争，靠什么？靠两条，第一条是他在飞机上能工作；第二条是他下飞机后没有夜生活。

我在飞机上一直可以工作，可以看东西，写东西。1957年我到莫斯科去，在飞机上，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国内的同事，我的字写得乱七八糟，同志们看了说，哎呀，这是“天书”，天上来的书信。坐着看还有一个“马上”，长征路上毛泽东骑在马背上读书、吟诗、填词。“马上”还有一个涵义是如厕即坐在马桶写东西看书，这倒是几乎天天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枕上”看书和刊物，也是我天天做到事，坐着不只是看书，还包括记笔记、写文章、开会、谈话等等，都可以增加学问。反正只要不离开当地就属于“坐出来”的范围。

“走出来”就是到外面去看。现在我只能做轮椅走了，“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去年走了二十多个城市，今年也会有几十个。我准备在“于光远网站”拍卖《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影集，现在这样的照片大约二三百张。

▲于光远晚年照片

六、治学也要现代化

我在这里讲的“要现代化”，还不是研究内容的现代化。我认为从整个学术界来说，研究的内容应该现代化，我有一个“社会研究课题的五层次说”，其中第一个层次就是研究我们的时代，使我们能够最充分适应我们的时代，这只是一个大的治学方针。现在我讲的是治学也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1999年前，我听说许多朋友纷纷换笔、上网。我以年老迟钝为借口，自暴自弃，我是个“残废”，在食指和与食指相连的手背上，开过好多好多刀，这个手指就不能弯了，因此我就不能抓鼠标。

直到1999年7月，考虑到新世纪即将来临，才宣布“我要现代化了”。过了一年我决心换笔，一只手抓住移动鼠标，另一只撼鼠标左侧和打键盘。直到现在我是这样用电脑写文章、写信，好几本书我就这样在电脑上“写出来了”。2001年7月我生日那天，我开通“于光远网站”，对我的治学能起很好的作用。

七、考虑选题的经济学

有一年我在山东东营，说：如果要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和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间选择其一，我宁肯多做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理由是对黄河三角洲研究的人比较少。研究容易受到重视。最近我写了一篇《众口争说WTO》，稿子写好之后，《北京日报》向我约稿就给了他们(编辑部把文章的题目改成《英特纳雄内尔和全球化》我认为改得不错)。这表明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众口争说的产物，那就不是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选的题目。

总的来说，选题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写出来的文章一般要求及时刊出，看到的人比较多。“信息经济”就讲求争夺眼球。从研究领域来说也有选择问题。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我当然要写。可是经济学家太多了，物以稀为贵，就是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也不少。而且叫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定意义下就是还不那么著名，真著名了就用不着叫他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因此还是叫我教育学家让我高兴。

八、研究成果不妨先写随笔发表

科学研究成果通常以议论的形式发表。在长期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论文已形成某种格式，要求确切地表述研究后作出的结论，写清楚自己的诸论点和它们的有力根据。论据的力量在于资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严格逻辑的要求。这在自然科学中更加重规。但是写成这样的论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觉得可以先写成随笔发表。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愿意这样做，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报原则也不登随笔，它不是论文，就没有论文的地位，也不享有论文的权利。你可以从早发表得到很大好处。

▲于光远手迹：“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九、温故求新

中国有一句老话“温故知新”。这话我赞成，有一回我在上海，住在衡山宾馆。一天去嘉定开会。会后回衡山时有两个青年搭我坐的便车到市内。路上走的时间很长。一路上我给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最后车到衡山时，这两个青年要我写几个字作为临别赠言。我就写：“青年人梦想多。老年人故事多。老年人可以讲对青年人有益的故事。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了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温故知新”这句老话还是要，但是要发展，应该再加上一句“温故求新”。对“求新”这一点应该更积极更自觉，要努力去求。

编辑 | 黄瑞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