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归联︱日本战犯稻叶绩的回国之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对其余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有期徒刑战犯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满释放回国。

这批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他们始终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他们虽遭受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仍坚持活动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而总部解散。

2014年11月11日，笔者在埼玉县岩规市的咖啡厅，见到了原“中归联”成员稻叶绩先生。与多数原“中归联”成员不同，稻叶绩曾以国民党军身份参与国共内战，并在解放后于太原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从军国少年到天皇的士兵

稻叶绩1923年10月出生于东京池袋，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莲华山妙典寺的住持（日本佛教中和尚可以娶妻生子）。稻叶的童年，正是日本大肆宣扬军国主义思想的时期。回顾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时，稻叶认为其精神实质在于其把天皇当作了神，而所有的日本国民都被认为是天皇的士兵，需要无条件把生命献给天皇。

虽然在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下对军人产生了一定的崇拜，但稻叶却从未想过参军。做寺院住持的父亲性格沉稳，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的稻叶绩也受到了他的影响，比较喜欢读书和学习。谈到自己儿时的理想，稻叶感慨道:“当时考虑自己的人生选择时，觉得不是继承家里的寺庙去做和尚，就是去做老师吧。可是战争却没有给我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

1941年，稻叶绩升入立正大学。当时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各个大学的授课开始集中在夜间，而学生们需要在白天去军工厂参加劳动。按照规定，大学生可以被延期征兵。但随着前线战事吃紧，日本内阁于1943年6月发布“学徒战时动员体制确立要纲”，开始将日本的大学生们推向战场，史称“学徒出阵”。

立正大学时期的稻叶绩

尚未毕业的稻叶积极响应了“投笔从戎”的号召，于同年年10月提前毕业，以“学徒兵”的身份加入了位于甲府的东部第六十三部队。同年12月，稻叶随部队抵达中国，加入了位于山东枣庄的北支那派遣军通信队。抵达枣庄后不久，稻叶在中队长的命令下参加了“干部候选生”的考试和二次选拔，并顺利通过。稻叶随即开始进入面向干部候选生的通信学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军官教育。

1945年1月，稻叶从通信学校顺利毕业成为一名陆军见习士官。几天后，稻叶被分配到了位于山西省惇县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第三中队。稻叶在新部队经历的第一次作战，就是面向八路军的大规模扫荡作战。据稻叶绩回忆，当时日军所到之处空无一人，只是在周围的山上依稀可见八路军传达日军动向的狼烟。所谓的作战不过是在村庄里强取豪夺。

“虽然我作为军官并未亲自下手（抢掠），但当时的我并没意识到掠夺民财是不好的事。我认为在战场上这是理所应当的，因此还为士兵们掠夺的‘成果’感到高兴。家畜自不必说，藏在墙里的面粉、白酒、蜂蜜等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我们抢走并吃掉了。

木制的家具都被我们当作做饭或取暖的燃料烧掉了，不够的时候就连木门和门框也都拆下来一起烧掉了。（不只是这一个村庄，）对于路过的所有村庄，我们都这样做。当时我还以为村子里之所以没人是因为他们串通八路军。后来才明白，他们正是知道一旦被日本兵抓到就会被杀掉才逃跑的啊！”

通信学校时期的稻叶绩

突如其来的“残留军令”

1945年3月，第六大队成立了新的通信队，年仅二十三岁的稻叶被任命为中队长，开始肩负起统领百余名部下的责任。1945年8月15日，稻叶接到了移师东北支援关东军的命令，开始进行补充装备等准备工作。然而，大队长突然宣布要求所有军官集合收听日本方面的重要广播，原来广播中的内容正是日本天皇宣布战争结束的“玉音放送”。对于日本的战败，稻叶和其他军官都感到难以置信。

几天后，国民政府方面的山西军士兵在受降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下进驻日本军营。然而，日本军队却并未解除武装。据稻叶回忆，当时日军大本营做出关于武力行为的公告，宣称“应该停止一些武力行为。但对于重庆方面（国民党）或延安方面（共产党）军队的无序行为，支那派遣军（侵华日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局部实施自卫措施”。山西方面的日军司令部发出的公告中也强调：“日军于8月17日停止战斗行为。但是挑战我们的人以及破坏铁路公路和通信设施的人都被视为敌人，坚决予以严惩。”

简而言之，当时日军司令部认为特定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没过多久，稻叶绩就从大队本部收到关于八路军的情报，奉命前往代县坚守阵地。当时军队中了解国际形势的人不多，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战争明明结束了却没有解除武装。稻叶天真地认为，这只是执行山西日军司令部公告里的“自卫”而已。在持续“自卫”的同时，稻叶和士兵们的思乡之情日浓，开始憧憬能够早日复员回到日本。然而，他们没能等到期盼已久的“复员命令”，却等来了“残留军令”。

1946年2月，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在旅团司令部的会议中宣布了日本第一军司令部关于组织残留士兵的命令，宣称“如果不留下三分之一的部队，复员是不可能的”。会议最后，今井方策专门叫过稻叶绩叮嘱一番：

“稻叶少尉是最年轻的军官，所以也留在中国吧。我们会卷土重来的！两年后日本军队一定会重回中国。在那之前你就为我们守护山西的阵地吧。为了日本的复兴留下吧！”

稻叶后来才知道，自己经历的一切都源自受降长官阎锡山。阎锡山手下的山西军虽然一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联手抗日。但抗战胜利后，双方围绕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展开了小范围武力冲突，并有进一步扩大为全面内战的趋势。由于兵力孱弱的山西军面对共产党军的进攻节节败退，阎锡山决定将日军扣在手里并保留武装。这样一来不但能够阻止日军向共产党投降，还可以利用日军与共军作战。与此同时，日军高官也很期待与阎锡山合作。对于不愿承认败战的高级军官们而言，通过在山西留下一部分兵力保留卷土重来的机会再好不过。更重要的是，和阎锡山合可以免于作为“战犯”被起诉判刑。这一点对于日军高官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起初，阎锡山向日本第一军提出了留下一万五千名日本士兵的要求。不过由于日本士兵人数过多容易暴露其违反波茨坦公告的事实，阎锡山与日本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之间反复协商后最终确定残留人数为两千六百人。本来作为战犯被软禁的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分别被任命为山西军干部的总顾问与副顾问，其他日本士兵作为作为特务队被编入山西军。依照第一军司令部的军令，稻叶所在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中几乎所有的军官都留在了山西，协助阎锡山的山西军与共产党军作战。

稻叶从未想过等来的是这样的结果。一想到回日本与家人团聚的憧憬化为泡影，就感到十分难过。想到除了自己还有三分之一的士兵要留下，稻叶觉得身为中队长得为自己的手下做些打算。

“如果留下来，可以拿到军官级别的高薪。可虽然有这样的优越条件，（留下）还是让人不快。不管条件有多好，都不会有人愿意留在这用性命作赌注的战场上吧？

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牺牲就行了。一定要想办法让期待着回国的下属们能够顺利回去。虽然是违背军令，不过我不会去劝说下属留下来。虽然有一些士兵知道我会留在山西后，纷纷对我说要一起留下来，我还是命令他们回国。”

本文作者与稻叶绩

山西军中的日本兵

1946年1月，国共内战在美国的介入下暂时停火。为确保各地方执行停战协议，美国与国共两党的代表以三人一组的形式奔赴各地视察。虽说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地方上的武力冲突仍然时有发生。阎锡山最担心被发现的并不是山西地区并未全面停战，而是军队中混有日本士兵。为了骗过视察小组，稻叶和其他日本士兵不仅被要求换上山西军的军装，还都被起了中国名字。稻叶绩的中国名字叫做何惠顺。为了安抚士兵的情绪，今村方策宣称“虽然穿着中国的军装，但你们还是皇军的士兵。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是为了卷土重来和祖国复兴”。

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山西军方面战事频繁。阎锡山希望能为山西军的中国干部植入日本军人的“大和魂”。于是稻叶等几名军官奉命负责阎锡山直属的“深造班”的干部教育工作，从早到晚对山西军干部进行刺刀操练。随着晋中作战（1948年6-7月）的失败，山西军逐渐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中，开始显出颓势。

1948年8月，稻叶被派往文水县从事特务工作，主要负责收集解放军方面情报。虽然并不喜欢从事特务工作，但为了在独立行动时掩盖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稻叶去专门学习了中文。在稻叶的印象里，掌握当地人的日常习惯比语言学习更为重要。例如日本人习惯用两手捧着水洗脸，而当地的中国人则是用湿毛巾去擦脸。此外，中国农村的老太太时常端出食物招待过路客人。吃惯了军队伙食的日本士兵往往会觉得农村的饭不够干净可口；可当时的中国人有饭吃已经很不容易，根本顾不上挑三拣四。于是，稻叶渐渐学会了一面狼吞虎咽一面连连道谢。没过多久，文水县城周围战况吃紧。稻叶从其他间谍处得知山西军即将放弃县城，于是孤身逃回太原。

1949年4月下旬，太原城随着山西军的节节败退陷入重重包围。稻叶当机立断，决定逃出太原。出城之后，稻叶被解放军的民兵逮捕，并押送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中。半个月后，稻叶等日本俘虏又被带回太原，要求修复解放太原时损毁的街道。为避开辛苦的工作，稻叶在劳动间歇找准时机逃了出去。

身无分文的稻叶虽然重获自由，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稻叶只好留在太原寻找打零工的机会。很快他就找到了推独轮车卖红土的工作。每天推着独轮车高声叫卖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拿着赚到的钱去买烧饼是稻叶最高兴的事。为了补充营养，稻叶还经常会守在卖羊杂割的摊子前，等杂割汤卖完时买炖汤用的羊头回来吃。

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稻叶开始尝试更能赚钱的工作。他从隔壁邻居家借来了黄包车，当起了车夫。有一次，稻叶绩一时慌乱没抓住黄包车的前杠，搞得客人跟车一起仰面摔在了大街上。稻叶吓得扭头就跑，之后再也不敢拉黄包车了。没过多久，稻叶结识了一位当过卫生兵的医生，不但学了些简单医术，还要来了一个听诊器。于是稻叶开始冒充医生出诊，收取诊金。稻叶了解到注射葡萄糖会使人身体发暖精神好转，就常常用这种方法给人“治病”。

逃亡期间，回日本与家人团聚的信念成了稻叶唯一的精神支柱。稻叶节衣缩食，希望尽快筹到回日本的路费。看着“存款”一天天增加，稻叶感到十分欣慰。然而好景不长，一天外出回来后，稻叶发现自己藏到了草席下面的钱被偷了。虽然不甘心，但稻叶不敢报警，只好重新开始攒钱。

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0年，几名警察找到了逃亡中的稻叶。确认过日本人身份之后，稻叶被送到了河北的永年收容所。在稻叶的印象中，永年收容所的感觉类似于军队宿舍，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收容所方面对日本俘虏们进行了认罪教育，并要求俘虏们进行集体劳动改造。劳动改造的内容主要是收割小麦等农活。而抵制改造的俘虏会视情节轻重被戴上手铐或脚镣。

1952年11月，在永年收容所接受改造的稻叶接到了集合的命令。赶到集合地点后，稻叶才发现现场都是有过山西残留经历的“老战友”。稻叶们在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又一次回到了太原。稻叶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带到了之前日军关押八路军俘虏的监狱，也就是后来的“太原战犯管理所”。他开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对于一路护送我们的警卫兵的态度也感到不安。被关进监狱之后我们的房间都上了锁，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要被处决了？’就这样我心中的恐怖感与日俱增。”

据稻叶回忆，太原战犯管理所中的牢房并不大，每间都关着六个人因而十分拥挤。牢房里只有一个位置很高的小铁窗。“牢饭”主要是小米饭，还会有一些煮豆子。管理所中没有劳动任务，每天只需要反省自己的罪行。犯人之间也不允许相互说话，与永年管理所中可以在自由时间抽着烟聊天的生活大不一样。在这样的日子里，稻叶开始对于自己的未来日益担忧。

“在这里每天都不用劳动，整天坐在牢房里‘坦白’。所谓‘坦白’就是一条一条地回想自己犯下的罪行，然后详细地写下来。之后一个一个地被叫到‘审讯室’，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罪行的验证。

虽然战犯管理所是按照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的宽大政策推行‘坦白’工作，希望我们这些战犯能够诚心认罪。但当时我们心里只是在想是不是调查取证结束之后就会被处决？承认所有罪行之后就会被处决在战争中是理所应当的。以前我们日本军队就是这么干的。”

想到处决，稻叶再也没有心思反省自己的罪行。

“我放弃了，开始等待宣布处决的日子。在这种自暴自弃的心境下，写的坦白材料也只是浮于表面。后来我想坦白材料写得多了也许会好一点，于是就开始‘编造’自己的罪行。可是反而被审讯官教育我说：‘这些不是你干的吧？你应该认真反省自己真正做过的事。’”

在稻叶的印象里，审讯官的话中既有严厉警告，也有“中国人民恨罪不恨人”这样带来希望的启发。在反复书写坦白材料的过程中，他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所犯下的罪行。

“我为什么会作为重要战犯被送到太原战犯管理所呢？

我原来是通信队长，不是前线作战的士兵，也没有直接在作战中杀人。可是如果说到通信队的战争责任，那么代替司令官向指挥员传达作战指示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样看来，）无线电波也成了武器，发送电报的手指和扣动扳机的手指也没什么两样。

可是在‘坦白’过程中，（审讯官指点我说）战争不一定是犯罪。日本军队在战争之外还进行了烧杀抢掠等残酷行为。我虽然没有直接动手，但是从中队长的角度也默许了，而且还作为配合山西军的干部在战后参加了‘反革命战争’。我是犯下了双重罪行的犯人。”

认识到罪行后，稻叶心中一度出现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一开始，我虽然认识到了‘我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的确很严重。真的做了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但是心里有时也会出现‘我也是奉命行事。被一纸征兵令带到战场的自己也是受害者’这种逃避责任的想法。此外，虽然我默认纵容了部下放火和抢劫的行为，但是比杀人强奸的量刑应该轻一点。

虽然如此，随着我反复地进行‘坦白’，我的罪恶感日趋严重。最后终于能够站在受害的中国农民的立场上体会家园被毁粮食被夺的悲惨。

我偶尔会回想起自己看到白骨成山时，脑中曾不以为然地闪过‘是中国人的尸骨吧’这种念头。这时我就了解到了（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的丧尽天良。随着我切身感受到了自己如魔鬼一般泯灭人性的样子，我开始想到无论自己受到怎样的处罚都是理所应当的。与这相比，被处死的恐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这就是我的反省。直到真正反省之前，我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三年半的生活中，没有一天不伴随着心理斗争。”

随着反省的深入，稻叶终于释然了。因为得到了宝贵的反省机会并成功恢复人性，之前对战犯改造生活的所有不满，都转化成了而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感激。没过多久，稻叶开始在战犯管理所担任学习委员，负责帮助其他战犯反省罪行。1956年6月，稻叶等到了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国的审判结果。他对于中国政府“恨罪不恨人”的宽大政策表示了由衷的惊叹。

“审判之后，我们被一个一个地验明正身。随后被带到了法院的其他房间换衣服。当时身上的衣裤鞋袜从上到下都换成了新的。这意味着‘虽然你们之前是战犯、是犯人，但现在已经是日本人民了。所以要扔掉犯人的一切，穿上人民的衣服’。

我们当时想去和会战犯管理所和中国人员告别，却被告知‘管理所是犯人去的地方，不是现在的你们去的地方’。而我们进入管理所时带去的皮箱和钱包等私人物品也全部被还了回来。”

日本赤旗报刊登的稻叶绩证言

经由舞鹤港回到东京之后，稻叶被告知自己在日本投降后是自愿留在山西，当时的身份已经不是日本军人。原来下“残留军令”的澄田睐四郎与山冈道武早在太原解放之前就悄悄回到了日本。两人在军事法庭上表示曾在山西期间积极劝说全部日本士兵解除武装回到日本，但仍有2600名士兵不听劝阻擅自留在山西。这些士兵因违背军令而被立刻除去军籍。虽然稻叶和其他自山西归来的日本士兵数次起诉，但国会与各级法庭仍然只听信澄田等人的伪证，对于稻叶等人的证言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稻叶只能奔走于各种战争证言活动之间，希望能将战争的真相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对于践踏波茨坦宣言这种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以及日本错误的历史不能置之不理。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了解历史的真相。若非如此，很可能会重蹈战争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