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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加多：摄影源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从哪里来？（上）

2019-07-23 15: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萨尔加多

轮到你了：

他是摄影世界的传奇，有人视之为英雄，也有人并不喜欢他。

串联起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迄今为止75年摄影人生的关键字，是一个接一个雄心勃勃、气象宏大的摄影项目：《萨勒穆，困境中的人们》、《另一个美洲》、《劳动者》、《迁徙》，乃至于数年前完成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项目《创世纪》，这些报道经年累月，跨越全球，打动了全世界的观众。萨尔加多，以经济学者的眼光审视世界，以人道主义者的仁心体恤同类。他的每一个旷日持久的影像工程都是从自身出发，从心出发，通过作品，我们看到他对这个世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与对人类深沉痛彻的爱与柔情。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人生积累会在你按动快门的一瞬间释放出来。我的摄影反映的是我的思想，我的经历。”到底是何种丰富而独特的生命经历、体验与价值信念，滋养出萨尔加多如此辉煌壮阔的摄影人生呢？

在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萨尔加多传》中，这位伟大的摄影师平直而真诚向你亲述那些塑造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独特生命历程：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得到的教育，他的灵魂伴侣。字里行间，那个渴望远方世界的少年如愿以偿。在得到一份完整圆满的爱时，他也将之完完整整地回馈给他所珍爱的妻儿，以及这个世界。

我的家乡

“如果上苍真的创造了世界，那一定是在我的家乡。”

兴谷河上游地区。巴西，马托格罗索州，2005年。

1944年，我出生于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淡水河谷镇空旷辽阔峡谷中的一个农场，小镇的名字来源于流经这里的淡水河。峡谷面积有整个葡萄牙大小，以出产金矿铁矿而著名。在我的童年时代，峡谷的一半都被大西洋森林覆盖，但是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随着巴西进入市场经济，森林开始被砍伐和毁坏。

我父亲的农场很大，自给自足，有30多个家庭生活在那里。我们种植大米、玉米、西红柿、土豆、甜薯和水果，生产一点点牛奶。我们还养猪和牛，农场运转得很好。我父亲是农场的拥有者。他有雇员，但那些雇员也拥有自己的牲畜，并以耕种一些土地为生，他们会把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交给我的父亲，其余留给自己。那时候没有人很富或很穷。从葡萄牙人进入巴西后，这样的农场就一直存在着。

我对这片土地有着美好的童年记忆。我玩耍的地方大，到处都是水，我在河里游冰，那里到处是凯门鳄，这些鳄鱼与人们印象中凶狠可怕的鱼相反，它们并不攻击人类。我还有一匹马，每天早晨我都骑着它出去玩，直到晚上才回来。

那里是丘陵地带，我常常骑马驰骋到农场边界最高的山丘上，从那里，我可以俯瞰整个山谷，幻想着能够看到更远的地方，想象在地平线后面是怎样的世界。在雨季，有时候由于山体滑坡，我们要在那里过一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我们可以自给自足，什么都不缺。我的童年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让我至今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无尽的爱。

我所做的每个摄影项目看起来都是雄心勃勃的，它们都是需要持续几年、穿越地球不同地方的宏大工程。有人说萨尔加多是个自大狂，但是我出生在拥有8,511,965平方公里土地的巴西，有15个法国那么大，我习惯于巨大的空间，习惯于旅行，习惯于今晚睡在一个地方，明晚睡在另一个地方。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我远嫁的姐姐。要知道，这整个行程相当于从巴黎到莫斯科或到里斯本的路途。那个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有些路还需要徒步，所以我很小就学会了旅行的本领。

我的父亲和几个同伴一起，通常用一根小棍子赶着500或600头猪，步行30天，这期间，他们有的是时间交谈，欣赏风景，这种慢生活也是摄影的一部分。今天，虽然飞机、火车、汽车可我们从地球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但当你拍摄时，是需要时间的。你需要接受人类和动物本能的生活节奏。尽管我们的世界现在高速发展，但生活的意义并不在此，你要拍摄这个世界，就需要尊重生活。

我的家乡是那么美丽，山峦不算高，但非常雄伟。如果上苍真的创造了世界，那它一定就是在这里完成了的巨作。这片土地是如此美丽，与我到过的世界其他地方又是那么的不同和独特。

在这里，我学会了去观察和喜爱那些大自然中不同的光线变化，这些光线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在雨季，当大自然正在酝酿一场暴风的时候，天空布满了厚厚的云层。我出生的那天，天空中浓云密布，光线穿透厚重的云照射下来，这些光线后来也进入了我的影像，实际上，这些画面在我拍摄之前，已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

我是被呵护着长大的，小的时候，为保护我的皮肤，我经常被迫带上帽子，或坐在树下，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防晒用品。我总是看到我的父亲从阳光中慈爱地向我走来。这片光芒，这片宽广的土地就是我的历史。我就是这片土地、这些旅行和变幻的光线的作品，它们造就了我。我现在生活在法国，当我从法国去美国或中国的时候，我总觉得路程还没有小时候从农场去屠宰场那么远。

20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出现了第一家汽车制造厂。1956-1961年，担任巴西总统的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可以说是巴西历史上最具活力的国家发展支持者。他在1960年4月21日创建了巴西利亚，巴西从四百年的沉睡中觉醒，我们有一种生活在一个崭新国家的感觉。

像其它的年轻人一样，我希望成为变革的一部分。法律对于我似乎太传统，在我看来，经济学似乎代表了一切最现代的事物。在那段时间，巴西东北部开发管理局和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建立并成立了经济学院，我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渴望踏上这现代的冒险之路。

20岁的我在法语联盟习的时侯，爱上了莱利娅，那时她17岁，中学五年级，莱利娅出生在维多利亚，她在音乐学院学了10年钢琴。在她17岁那年，她开始做一名小学老师，给学生上钢琴课。她棒极了。我们的婚姻已经超过45年了，到现在，我仍觉得她和那时候一样美丽。自从我们相遇，我们就一起分享一切。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有就曾一起探求政治问题。

我追随的团体密切关注着这个国家的局势发晨，我们着看人们离开农村向城镇转移。工业需要劳工，有的整个家庭都离开了故土。我们目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在那之前，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原来自己来自一个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世界，那里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

工业体系的建立，使得来自农村的人们在城市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大多数人陷入贫困。我开始频繁接触左翼政党的活跃分子，共产党当时非常活跃，其中有一些活跃分子组织了社团，如天主救青年学生会。那些“左翼”基督教机构发起的政党更为激进，像我加入的大众行动组织，信奉古巴的革命理想，并打算展开武装斗争。

我上大学时学习的经济学与今天非常不同：现在更多地专注商业经济学，但在当时，这只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我们还学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财务学。我对宏观会计学真的非常感兴趣。我想要做长期研究项目，在我建立的一个经济模型中，如果控制某些变量，就有可能给经济趋势真正的动力。

我对大规模储蓄的想法也十分感兴趣，于是想继续在圣保罗大学完成我的硕士学位。当时这个学位刚刚设立，在巴西，它是独一无的，仅有25个名额，我很幸运地被录取，并获得了实学金。我在1967年12月15日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学位。16日，我和莱利娅结婚，然后立即返回了圣保罗，以便于来年1月继续我的硕士学位。那年我23岁，莱利娅21岁。

非洲，我的另一个故乡

“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相似，我们有相同的饮食、讲话和娱乐的方式。非洲的旅行贯穿了我的一生。”

发现卢旺达就象重新发现了我的祖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非洲是巴西的另外一部分：当你查看地球的版图时，你会明显感觉到，非洲、拉丁美洲和南极洲在1.5亿年前一在它们分开之前,是一块大陆。如今虽然大陆板块分离，同样的植被和矿产仍然可以在非洲和南美洲找到。在文化层面上，非洲的奴隶被葡萄牙人从莫桑比克、几内亚、安哥拉、贝宁、尼日利亚等国带到巴西，也给巴西留下了深刻的社会印记。历史的碎片和这些民族的传统组成了巴西文化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的影响对巴西如此重要。我从小就梦想去非洲旅行。当我来到卢旺达时，我立刻感到我对那里是如此的熟悉：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相似，我们有相同的饮食、讲话和娱乐的方式。非洲的旅行贯穿了我的一生。我和这块大陆完全绑在了一起。

在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旅行期间，我意识到，比起回来后不得不写的报告，我所拍摄的照片更令人愉悦。我很努力地写完了报告，虽然工作无可否认地令人着迷，但是摄影……

在伦敦，每到周日，莱利娅和我会租一条小船，在海德公园研究身的人工是蛇形湖中放舟，我躺在船上几个小时，讨论我放弃经济研究投身摄影的愿望。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应该做这件事吗？直到有一天，我要改变的题望彻底占了上风，这使我下决心放弃经济研究。1973年，我29岁，在莱利娅的支持下，我放弃了前途似锦的职业，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

告了高薪、漂亮的公寓和跑车，我们回到了巴黎，租了一套顶层的一居室公寓，那里白天当暗房，晚上作卧室。同时，莱利哑在准备她的都市主题论文，并夜以继日地为建筑项目工作，以支持我们的日常开销，她都是在项目接近完成期限时参与进来，所以工作强度极大，工作起来常常忘记时间。她还为在巴黎的巴西人创办的一份小报工作，挣些钱，她自己学会了排版、影像调整编辑，等等，这些都为我们后来自己出版图书发挥了作用。我们把收入都用于购买摄影设备。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为此准备承受一切。我记得我们那时没有淋浴，洗澡就到有条件的朋友家里。

同一年，我们出发执行一个报道任务。在非洲，当然是非洲！莱利娅正在期待我们第一个孩子茹利亚诺(Juliano)的出生。我们穿越尼日尔，当时正是夏日，天气热得骇人，但是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感受到非洲，我们喜欢待在那里。我们同天主教反饥饿与促进发展委员会，从及法国基督教公益组织“帮助失散者联合会普世互助组织”一起拍摄饥荒。这两个组织在我们前往的地区织当地人抗击干早，我们或是坐卡车，或是乘飞机带食品供给，一路奔波。路动很艰苦。我们目睹了一些可怕的场景，但也令人兴奋，我们的影像可能会有助非洲抗击干早的项目。

我们从尼日尔回来后,搬到了昂吉安莱班，住在我们的好朋友巴斯家一栋可爱的房子里。他们也曾借给我们在尼日尔进行影报道所需的资金。在那里我们才有条件冲洗胶卷和印放照片。

在此期间，我病倒了，因为在旅行中连续吃了几周木薯之后，旅途快结束时，我还是没能抵抗住诱惑，在阿加德兹市场买了些肉回来吃。这些肉一定是被污染了，我感染了弓形虫病，幸运的是—感谢孕妇的第六感，莱利娅一口都没吃。由于我的生病，莱利娅不得不肩负起联系杂志和销售照片的工作。同时，莱利哑还得在暗房中冲洗胶卷、印放照片，换句话说，她为我做了一切。

天主教反饥饿与促进发展委员会非常喜欢我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中，一个女人站在一棵树旁,背对着光，头顶着瓦罐。他们决定用这张照片印制出“地球属于每一个人”项目的宣传海报。因此，我的照片被挂在了法国所有教会、所有教区的房子里，以及天主教反饥饿与促进发展委员会的多个中心。

我不知道该怎样为我的照片开价。天主教反饥饿与促进发展委员会帮我设定了价格来保证我们可以赚到一定数量的钱，以便可以租得起一套小公寓，但是莱利娅和我宁愿把这笔钱投资在摄影器材上。我购买了我所需要的徕卡相机器材，还购置了一台出色的照片上光机和专业的放大机，这些器材我们至今仍在使用。

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位非洲专家，但我是如此热爱拍摄这片土地，1975-1979年，当我为伽玛图片社工作的时候，我会自告勇争取每一次去非洲的机会，长期的拍摄项目比最近发生的事件更让我感兴趣，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很容易地靠拍部长会议或名人的肖像赚钱生活。然而我特别的爱好往往并不是那么有利可图：我采访的事件的照片，通常只发表一次，虽然它们仍然属于当前的新闻，但发表之后，这些照片就被当作档案保存起来。

但不管怎样，我的工作收入可以支持我们的小家庭，这已经让我感到快乐。最终我得到了回报：在非洲为期30年，近40次的报道后，我得以在2007年出版我的书《非洲》(Africa)。对于非洲大陆，我拍摄了非常多的照片，甚至能够再出版一本专辑。我非常庆幸在这些年能够有那么多的机会去非洲旅行，在那里观察和学习，这让我的工作可以持续。与此同时，我的照片也能反映非洲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变化。

自从我认识了摄影，就从未停止拍摄，并且每次都能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长期的训练使我可以把这快乐的时光转换成更长期的拍摄项目。

年轻的活动家，年轻的摄影家

“世界分为两边，一边是自由世界；另一边则是缺乏一切的世界。”

卢旺达难民营。坦桑尼亚，贝纳科，1994年。

当我第一次把自己投入摄影领域的时候，我准备尝试拍摄一切：裸体、运动、肖像……总之，什么都拍。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非常关注社会问题—虽然说不清为什么。事实上，这也是完全自然的。我经历过巴西伟大的工业化时代，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了。

还记得当初我们刚到法国，虽然那时我还在学习经济学，但莱利娅和我计划去苏联，完善我们的“左翼”教育。所以在1970年，我们开着雪铁龙牌2CV汽车来到布拉格，去看望莱利娅叔叔的一位朋友（她的叔叔是巴西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位朋友是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逃亡到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他告诉我们：“忘记苏联。在这里,革命已经完结了。官僚机构从人民的手中夺取了政权。如果你们想成为社会活动家。就和那些移民一起去法国吧。”

有人问我是如何进入社会纪实摄影领域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它就是来自我的政治承诺和我的根。我们认识许多像我们一样的难民，从南美洲、波兰、葡萄牙、安哥拉......流亡。所以，我一开始就将相机对准那些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这其实非常自然。

我对非洲的爱，促使我将第一次重大拍摄报道献给非洲大陆。我没有去拍摄非洲的风光和民俗，而是报道非洲的饥荒，这就是我与天主教反饥饿与促进发展委员会、帮助失散者联合会普世互助组织合作的开始。

虽然我们本人并不信仰基督教，莱利娅和我却对基督教社会产生了共鸣。我第一次的摄影报道发表在《克里斯蒂安》和《生活》。当时，基督教媒体被认为是“非主流”。《生活》当时每周发行超过 50 万册，而作为天主教的月刊，《SOS》的印刷数量却超过100万册——我也曾为该杂志做了很多工作。我还为巴亚尔法新社下的《青年联合国》杂志工作，并在弗勒吕斯集团旗下的多本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影像作品。

所有这些媒体都有巨大的读者群。当时在法国，基督教运动发展很强大，那也是我的世界：基督徒致力于帮助难民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我是来自不发达国家，通过摄影，我试图揭示这个充满剥削的世界，以还其应有的尊严。多年来，除了其他工作，我还经常有机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一起工作。总之,我一直和从事世界人道主义救援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当我在卢旺达为国际咖啡组织工作时，我见过工人们在酷暑下，赤着脚在种植园里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的情景。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的工资也不允许他们有体面的住房，以及照顾好他们自己或是让其孩子接受教育。他们与欧洲的工人工作时间一样多，但他们的人力毫无价值可言。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被亏本出口，就好像他们在付钱给我们，让我们买他们的咖啡；以低价牺牲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舒适和他们的基本需要，来满足我们。我对这种不公正感到负罪。

莱利娅和我得出结论：世界分为两边，一边是自由世界；另一边则是缺乏一切的世界，是那些身无分文的人的世界。通过我的照片，我希望将这个具有尊严又受到剥削的世界展示给欧洲社会，他们有足够的分析能力接收这一呼吁。

在我的学业中，我基本上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换句话说，是“量化社会学”。我们还学过历史和不同的经济理论课程，这些最终都是与哲学和思想史密切相关的课程。在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也可以学习计量经济学（应用于经济学的数学）。莱利娅和我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我们已经跟着阿努尔·阿卜杜勒 - 马利克教授学习地缘政治，他曾经是开罗大学的教授，也是作为难民来到巴黎的。总而言之，我受到了扎实的教育。第一次到一个国家，我能迅速掌握这个国家的情况，将我的摄影报道放在一个历史和社会背景下。

对我来说，摄影就像写作，作家用笔书写，我用相机讲述。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激情，就像我热爱的光一样，摄影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当我第一次拿起相机，我没有为摄影设定界限，我的好奇心可以把我带到任何地方，任何美丽得让我心动的地方，把我带到那些社会不公正的地方，让摄影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死亡

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伦理？它们就在我面对垂死之人，决定我是否应该按下快的瞬间。

一再申明，我在“迁徙”项目的报道中见到过太多的困难、仇恨和暴力，并深受震撼。但我对完成这些报道并不后悔，我总是被问起：“面对这种暴行，什么样的照片才算得上是一张好照片呢？”我的回答十分筒单：摄影，就是我的语言。摄影师不管在怎样的情境中，都不开口说话。他的任务就是观察和拍照。他通过照片莱工作、表达和生存。

我爱卢旺达。我拍摄那里的工人、茶园、公园之美，我拍摄那里的种族灭绝，这都源于我爱那个地方。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我用心拍摄。我认为整个世界都必须知道这一点—没有人有权隐藏这些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对自己所选择生活的那个社会里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不得不承认，我们所属的这个消费社会剥削了很多人，并且使许多人陷于贫困。我们有责任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和照片了解那些由于南北半球地区间的某些差异而引发的悲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系列灾难。这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必须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