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或扩大社会不平等

大暑已至，热浪正浓。

气候变化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其重要表现之一是更频繁、持续更久且更强烈的高温天气。7月初，我国华北、黄淮多地出现高温天气。6月底，欧洲也遭遇热浪袭击，多国高温打破历史记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夏季的平均气温一直处于线性上升趋势（图1）。2018年，我国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中央气象台首次连发了33天的高温预警。从全球尺度来看，2015~2018年也是地球有记载以来气温最高的四年（图2）。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未来我国高温天气将趋于常态化，极端高温的范围将扩大，发生频率加快；强降水事件也将增多、增强。面对更热、更涝的未来，社会需要充分了解极端天气的各方面影响，以便更有效地降低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尤其高温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问题。

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存在巨大威胁。基于我国2004~2012年死亡率数据的一项研究显示，极端高温使得我国人口死亡率显著上升，且影响系数是基于美国数据估计值的3倍。另一方面，职业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公共健康的重要方面，但气候变化对我国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尚未得到普遍关注。降低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对于保障我国高质量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高温不仅能降低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更有可能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造成显著不同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比如农村居民）更可能在缺乏适应性设施的环境下生活，因此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联合国的一项报告已经指出，气候变化对贫穷和弱势群体造成的影响最大，气候灾害风险正在加剧业已存在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现象。若不加以有效的干预，将难以提高社会整体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笔者的一项跨学科研究利用了2010年至2016年中国职业射箭运动员的竞赛成绩数据，估计了温度与室外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室外射箭是一项对运动员的体力要求相对较低但对精神集中度的要求颇高的运动，因此研究结果适合推广到既需要体力也需要脑力活动的室外工作。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与18-22℃的舒适温度区间相比，当热度指数超过34℃时，运动员的成绩显著降低了11%。高温对较难的比赛以及女性、工作经验较少的人群存在显著更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高温对过去的成绩或排名较差的运动员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当热度指数超过34℃时，排名前25%的选手成绩比排名后25%的选手受到的负面影响要低62%。因此，高温不仅能大幅降低室外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还会使得位于劳动生产率两端的人群的差距变得更大。

该研究也发现，积累工作经验可以较容易地降低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并且，虽然短期中的高温经历并不能降低当前高温的负面影响，但与北方地区相比，来自南方地区的选手确实受到高温较少的影响，这说明人体对高温的适应在较长的时间段中才能显现出来。

基于美国和印度等其他国家数据的研究也证实，极端高温会大幅降低劳动生产率。印度统计研究院的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在舒适区间以上，温度每上升1℃，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下降2%~4%。高温在许多维度上都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比如，与炎热地区相比，高温对寒冷地区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较大；与当地人相比，高温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与环境暴露较多的行业相比，高温对环境暴露较少的行业的工资有较小的负面影响。学术研究似乎印证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对极端天气的部分适应在长期中是可以培养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在反复的经历中积累了应对大自然的智慧。

然而，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天气的频率，而已有的适应性策略大多基于过去的环境，未能充分考虑未来气候发生急剧变化的可能性，然而，气候变化正在使得极端天气的范围从零星分布走向区域化甚至整体化。比如，历史上的气候差异导致南方地区的空调普及率远高于北方地区，然而，2018年夏季吉林、辽宁等北方省份比南方地区经历了更严重的极端高温，类似的现象在欧洲多国也存在。若不加以有效的信息干预，人们未必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极端天气的措施，导致极端天气暴露，健康和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乃至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都将有所上升。高温预警的意义正在于及时为大众提供应对高温的信息。但是，根据北京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项研究，当热浪来临时，虽然城市地区的空调购买量显著上升，但农村地区的空调购买量和能源消耗都保持不变，这说明农村地区可能没有在积极应对高温，农村居民可能受到高温更大的负面影响。探索哪种干预方式能帮助弱势和适应行为较缺乏的群体改善适应行为，是急需思考的问题。

只有充分重视和了解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才能全面有效地提高职业人群的气候变化应变能力，降低气候变化相关的社会不平等情况。根据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我国仍有37%的城市人口和超过80%的农村人口在室外或者缺少温度调节设施的环境下工作。虽然空调和电扇可以帮助保持较舒适的室内工作环境，这些外部气候调节措施对绝大多数室外工作来说并不适用。针对这些职业工作人群，发现气候敏感人群，将适应资源和投入优先用于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区，优先满足其基本需求并提升长期可持续能力，将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高温对哪些类型的工作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较多的未解之谜。体力劳动者受到高温较大的负面影响似乎不足为奇，但生理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发现，高温对需要较多注意力、精神运动、感知能力和数学推理能力的工作有更大的影响。笔者的跨学科研究发掘了一项对工作人员的体力要求不高但对精神集中度要求颇高的室外工作场景，我们对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的估计值，恰好印证了其他学科在不同实验场景下的发现。有趣的是，即使是室内的脑力工作，高温也能影响工作结果。比如，一项基于美国移民法庭判决数据的研究显示，即使法官的工作环境非常舒适，高温仍能显著影响法官的判决结果。这说明，针对室内工作，使用空调等有助于降温消暑的电器也未必能完全抵消高温对劳动者的影响。

在帮助工作人群更好地适应高温方面，高温预警、高温补贴等政策已经在发挥作用。更广泛地来看，修复湿地、扩大绿植面积，乃至海绵城市的建设，也有助于降低城市热岛效应，进而降低热浪对工作人群的影响。但人们必须认识到，极端天气正在变得更频繁，且可能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主动地获取相关信息、采取预防措施，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必要。

“适应气候变化需要人们认识到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相信另外一种行为比他们本来的行为方式要更好，并且有能力去实施他们相信的较好的行为。” 斯坦福大学的Burke教授和塔夫茨大学的Emerick教授如是说。改变行为或许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认识和求证问题的存在就在当下。

（作者邱筠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