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林︱谈谈曾在故城的“武强贺氏”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科举世家，为人所熟知的，如南方的苏州潘家，北方的武强贺氏也是这样。河北武强贺氏，世居北代村。传至九世祖贺锡璜，同治甲子科举人，任故城县训导。因为“久官故城，与官绅、诸生商民感情极好，遂移居郑家口”。从贺锡璜开始，到贺培新兄弟辈，武强贺氏有四代人曾生活在故城，死后也大都葬在故城“新茔地”，他们已经是故城人了。故城是我的祖籍之地，因为这点乡土因缘，我对在故城的“武强贺氏”几代人，多少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贺培新在《固安贾氏世系图序》中说：“儒生名业无闻，老死者多矣，彼非不知拓业显亲为贵也，特必有所籍。其尤者，籍于旷世一遇之立言者焉。得其所籍，不独传于今，且传于后也，皆必大其家而闳其业也。故子孙之于先业，不徒以守为高，以创为先也。”武强贺氏就是这样的家族。虽然从乾隆年贺云鸿开始，贺家代有科第，却长期“名业无闻”，官做的也不大。直到贺家移居故城郑家口后，才出现“旷世一遇之立言者”贺涛。从此，“武强贺氏”才引起世人关注，在清末民国时期，享有很高的声誉。贺涛（1849-1902）光绪十二年进士，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家。被誉为“厉时独出，崒然跻宋明作者，而上淩驾汉唐，直与古之遗文接謦欬”（贺先生行状），师友门生，桃李天下，俨然北方文坛盟主。贺涛的弟子赵衡在“贺先生行状”中说，“先生生于北代，卒于郑家口，即葬焉，故今为故城人”。贺涛可谓是故城的一代大儒。

据《贺葆真日记》，1902年，“次妹殇，葬于尹里村南三数里，吾家新购之地”。贺涛1912年病逝于郑家口，即葬于故城尹里贺家新茔地。次年，贺涛之父贺锡璜八十九岁高龄去世，贺葆真把原葬于武强祖茔的祖母、叔母和他早逝的哥哥，也都一并移灵尹里，与祖父合葬，家乡人谓之圆坟。贺锡璜是武强贺氏第一代故城人，吴闿生挽之曰：“胸中无一事萦怀，膺兹上寿；有子为大儒名世，已足千秋。”尹里村距我的老家前土营村仅三四里地，同属于故城三朗乡。几年前，我回乡上坟（家乡话，即扫墓），曾专门到尹里探寻过贺家遗迹。荒草凄凄，麦垄弥望，已无人知晓矣。国家图书馆藏目：“墓志，4208，吴闿生撰，徐世昌书，徐坊篆盖 贺锡璜。”后面注：“河北故城县出土。”看来贺家的墓早已无存，经过这些年的土改、运动，墓被平毁盗挖是不意外的。

贺涛有《贺先生文集》传世，我曾先后买到过原刊本和近年新印本。贺涛之后，其子贺葆真，其孙贺培新，都能承其余绪，使“武强贺氏”的声望，不但“传于今，且传于后也”。近年来，贺氏祖孙的著作都已重新出版，我当然也一一购存。过去逛旧书市场时，也曾留意他们的遗著遗物，虽限于财力机遇，所得无几，仍自珍重，也算是一点乡曲之见吧。贺涛有三个儿子，长子贺葆初早亡，小儿子贺葆良有精神疾病，但贺葆良却生有两个聪明的儿子，即贺翊新、贺培新。贺葆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是他把两个侄子贺翊新、贺培新带到北京，念中学，上大学，使这兄弟俩成为故城贺家第四代中最杰出者。

贺葆真（1878-1949），字性存。近年整理出版有《贺葆真日记》，又称《收愚斋日记》，存四十一卷,记叙了他从十七岁至五十四岁的生活(光绪十六年正月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阙民国九年至十八年)。贺葆真是当作著述来认真记述的，日记有意保存了其所见所闻，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记多记旧人旧事，旧日风土见闻，文字浅显，最为我喜欢，读来饶有趣味。如1918年9月27日，他和朋友游西山下苇店，探访石印石矿生产情况。这不单是一百年前京西风光的再现，更记录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近代北京印刷工业史料。清末民初，正值我国石印出版的鼎盛时期，石印石是石印印刷工艺最主要的材料，贺葆真无意中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

（民国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闻善夫言石印石矿而悦之，邀余同往观，余久欲漫游京外，遂欣然从之。午前十一钟由西直门乘门头沟火车（京门铁路）西行，小站三，曰黄村，曰北辛安，曰广陵坟（广宁村）；大站二，曰三家店，曰门头沟，至火车尽头（当年京门铁路尚未西延），实则此站距门头沟尚有数里，此乃城子村也 。下车西北行五里，至琉璃渠旁，烧琉璃砖瓦之官窑，供都中营建宫殿之用，不得自由营业，清亡，此窑亦废（今尚有遗址可寻）。自此上岭，曰丑儿岭，出釉料，以供琉璃窑用。再西北曰西河涧村，过浑河曰冷家庄（陇驾庄），西北为肃王坟，坟前有康熙御制碑文，曰和硕显亲王，碑文有碑楼，后为飨堂，墓周以白石雕有花纹，其顶乃土，共高丈余。（今此墓已毁，无迹可寻）自此山势森林，风景颇佳。再近为但礼村口，自此沿永定河北行，俩岸高山中为巨流，王德榜凿山修道利便其大，傍山有碑，即王德榜纪功碑也（今尚存）。北行数百步有摩崖石刻，上有石刻佛像，下有碑记（此石刻尚存）。再行数百步为鳌峪沟，即石印石出产地，张善夫开办此石，名庆亚公司。转而西北傍山数里至下苇店，宿庆亚公司。

括号里的内容是我加的，可以今昔对照。詹天佑设计的京门铁路，现在已近于荒废矣。贺葆真当年在门头沟走的京西古道，尚有部分存留，取而代之是109国道。当年的石印石矿，在今门头沟石古岩村一带，我曾亲自进山探访，沧海桑田，早已无存，连知道的人都没有了。

贺葆真没有继承古文家的衣钵，一生主要从事实业兴家。他最大的文化贡献是刻书藏书，有人写过《武强贺氏藏书刻书述略》，有兴趣者可以找来看看，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刻书藏书，贺葆真与同时代藏书家都有来往。刘承干在《嘉业堂藏书日记抄》，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嘱刚甫写信复贺性存，谢惠《苗氏说文》两部”。刘承干寄给贺葆真的实寄封，因缘际会已被我收藏，留下了那个沧桑岁月的见证。

贺葆真是贺氏家族“大其家，闳其业”的关键人物，从其日记可知，贺家在故城和北京的创业置产，都是贺葆真亲力亲为。《贺葆真日记》1904年，“福昌号估衣铺开市，即在居家之左”，同年，“于郑家口吾家之北购小宅一所”，仅隔数天，“又购宅一所于本街，在上月所购宅之南，接壤其地，五亩余，价六百七十千”。1905年年底，“于郑家口连购地宅三所”，1909年“购二蹚街李氏铺，价八百余千”。郑家口，乡人简称郑口，是卫运河水陆码头，当年乘船可直达天津，是故城县经济繁盛的大镇。我外祖家世居郑家口，母亲还记得头蹚街的“贺家大院”。贺家迁居郑家口后，买房置地，亦官亦商，是故城县首富大户。新政权成立后，这样的地主阶级成分，当然要被斗争清算，田地、店铺、房产被没收充公。故城县政府就设在 “贺家大院”里，可见其当年规模之大。七十年代，这里盖起了办公大楼，“武强贺氏”在郑家口的遗迹彻底消失了。

很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桐城派古文代表守旧，甚至反动，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是也。其实在民国时期文化兼容并包，古文和古文作者并没有那么不堪。白话文虽然是现代文学的主流，文言文仍然并行不悖。政府的重要公文还大都使用文言文。现在的台湾地区仍然是这样，中华邮政发行邮票的说明书，都还在使用典雅的文言文。贺培新少从吴北江先生游，能克绍其祖遗绪，是桐城派古文最后一抹夕阳，是民国时期享誉很高的古文家。1946年抗战胜利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领衔，北平各界恭颂“国民政府主席蒋公六十寿序”，就是出自贺培新的手笔，可见其当年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贺培新（1903-1951）字孔才，号天游、潭西居士。因为有“新中国捐献第一人”之称，也是如今贺氏家族中，最为人所熟悉的。过去逛旧书店时，尝见《天游室集》木刻原刊本，白纸精印，很是喜欢。惜悬价过高，一时犹豫，遂失之交臂。虽然买到了近年新版的《贺培新集》上下二册，收录更为详备。但想起那部木刻线装《天游室集》来，仍然心有戚戚焉。贺培新是古文家、篆刻家、书法家和诗人，他还有一顶集邮家的帽子，却少有人知。他用白话文写的“泳斋说邮”，收录在新版《贺培新集》中，也可见古文家写白话文一样好。

贺培新生在故城，长在故城，是贺家在故城的最后一代。《贺培新集》里有不少和故城有关的诗文，如“故城诗”六首，咏故乡旧日风貌，“卫水飞帆”，“窦堡晴烟”，“南埠商舻”，“烟笼池柳”，“西岑春晓”，“佛井燃灯”，读来就感觉很亲切。还有，诗题为“宣统初年王考既辞文学馆，畿辅学者议建存古学堂，请王考主其事。于是公推北江先生赴郑家口道意，时培新年才六岁侍先生及伯父散步运河沿岸，登其文昌楼，事在目前，弹指鼎革十余年矣。思之慨然。追思成诗十一叠”。诗曰：“一水盈盈郑家口，岸南岸北楼插斗。忆从夫子登层颠，倏忽鼎革十年还。短发儿童笑前后，盛事陈迹留胸间。王考骑鲸脱尘网，群空冀北无人赏。——一窗风雨守青灯，远绍旁搜聊慰情。忝列贤门愧强颜，筝琶俗耳听琴弹。”不但可见百年前的故乡风貌，还记录了清末一段文坛逸话。王考者，其祖父贺涛也。北江先生，即贺涛的老师吴挚甫之子吴闿生，吴闿生是贺涛的弟子，又是贺培新的老师。

1949年可谓天翻地覆之年。易代之际，劳燕分飞，胞兄贺翊新，随旧政权渡海东南行。贺翊新曾任北平大同中学校长，到了台湾，重拾旧业，两度掌台北建国中学校长。桃李满天下，马英九先生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曾在网上见有出售贺翊新签批的公文旧物，索价无多，亟汇款买到，聊作纪念耳。人各有志，留在北平的胞弟贺培新，这位“浊世风流出旧家”的昔日名士。脱下长袍，换上人民装，高唱“工农今作邦家主，马列真为世界师”的新诗句。在解放军进入北平不久，先捐献，后南下，积极参加革命。邓之诚当年在日记中，给予其“不自安”三字评语，颇耐人寻味。贺培新虽然极尽表现，终于没有躲过“镇反”这一关，1951年投北海自尽，享寿仅四十八岁。留下的遗书上仍在三呼万岁。人往风微，不免令人唏嘘。1991年，经过贺氏后人的不懈努力，贺培新终于得到了一纸“平反决定书”，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平反的最后一人，距“捐献第一人”已经四十年过去了，历史常要带泪看。

经过这四十年风风雨雨，“武强贺氏”已经完全隔膜了。不要说我这样的门外汉，就是一些专业人士也是语焉不详。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刊物。在1988年刊发“徐世昌年谱”时，都不知道作者贺培新是何许人，“河北武强贺培新，此人简历及其与徐之关系不详，待考”，历史又是这样的健忘。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贺氏家族从故城移居北京，先赁居厂桥前铁匠营徐世襄旧宅。后于积水潭西岸，购得王照旧寓，葺而新之，遂移家焉。曰“海西草堂”，门对烟波，窗含西岭，虽在城市而有江湖之趣。如果没有大时代的大变革，“武强贺氏”还会在这里延续下去吧，可惜历史没有如果。积水潭相对什刹海又称西海，西岸呈南北走向,过去称“西海西河沿”。昔日这里环境优美,素有城市山林之称。著名的梁巨川、梁漱溟父子，画家周怀民，报人彭翼仲等，都曾在此居住过。画家刘凌沧题海西草堂雪景图中说：“草堂院落不深，而诗意独厚。门前老柳婆娑，庭院则松竹交丛，修竹映雪，倍增新绿。得此息游之所，夫复何求。”如今，海西草堂和草堂主人，早已化为云烟。正是，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