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十大病，我不信你一个都没有

原创：詹腾宇、谭山山

“强行造病”的背后，是社会都市青年摆脱不了的生存焦虑和无奈。

明明可以睡，但我就是不睡；不仅没想过早睡，而且偏好晚睡；其实可以不晚睡，但我偏不——晚睡强迫症真是凝聚了当代人的各种作。

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熬夜晚睡年轻人白皮书》显示，凌晨入睡及作息长期不规律者达到23.7%——但只有这么多吗？

“不睡觉”是一个对自己耍性子找报复的最好方式。入睡意味着一天的终结，晚睡则是不甘心地疯狂暗示自己“我还没有过完这一天呐”；甘愿做“养生朋克”，一边在意健康未来，一边趁着年轻放纵作死；被“内化的父母”影响，与早睡的自我约束作不计疲惫的强行对抗。

诚如斯言：“不得不熬的夜尽量科学地熬，不是自杀是自救。但是明明可以不熬的夜瞎熬，不是修仙是作死。”

网友形容最颓废的熬夜为“单机熬夜”：“没有对象，没有人和Ta聊天，也没有人跟Ta打游戏，自己跟自己玩，还愣是玩到夜里两点多。”

习惯性熬夜的结果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身体不适、精神不振；胖、丑、虚、钝，外加脱发。

晚睡强迫症的后果是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第二天晚上再次陷入无聊循环，进一步加深疲劳程度，最终无力抵抗或享受生活的种种。

你说你害怕——怕什么呢？

怕表白被拒，又怕不努力追求就没有然后；怕恋爱太麻烦，又怕一个人太孤单；有伴侣怕不忠诚，没伴侣的怕连渣都遇不上；怕结婚不自由，又怕不结婚只剩下自由；怕生孩子养育不易，又怕不生孩子养老太难；怕乏味的性，又怕与性绝缘；有爱情怕守不住，没爱情怕有残缺；在最没能力时遇见了想保护一生的人，在有能力时遇到了很多莫名其妙求保护的人；特别想认真，但毫无意义。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就好像是准备嘲讽你——Soulmate？呵呵，去你的吧。

日常的恐婚恐育和时下盛行的约炮、性冷淡、速食爱情、平庸关系混杂，让人认真付出也不是，率性胡来也不行；追到一半干脆不追，认真不如索性放飞。

在爱里做好人难，做坏人更难，更多时候连做个正常人都难上加难。

当“爱”这个神圣字眼异化成和理想、诗、远方一样遥远而可笑时，当现实利益成为考量人情关系的唯一标准时，如何不为这个时代的种种而焦虑？

价值观若是陷落，人生则无意义。心里空了，世界便崩了。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指出，生活的单面性、“机心”、数字理性构成了现代性的三大哲学特征，而这三个特征则构成了虚无主义的世界，导致了意义缺失、道德标准不确定、自我中心主义三个问题。

当代青年终究难以逃离世界给予的种种拷问，于是无所谓圆梦，因为梦都太远；无所谓无聊，因为无聊乃是人生常态；无所谓对错，因为你我他认定的对错标准并不相同且无从统一；无所谓劝诫，因为你丝毫不懂我的苦楚；无所谓活着，便无所谓死去；无所谓死去，便无所谓端着手机顶着心悸扛着头痛和眼涩的不适直到天明。

杨立华劝导道：“一种负重的人生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一种努力承担的人生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话虽如此，这对身处焦虑不能自拔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大的效用，还很难说。

错失恐惧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担心自己因为错过信息而被嫌弃和抛弃，是一种典型的时代病。

在这个信息爆炸、新知无垠、新梗乱飞、新闻迅速发生又剧烈反转的时代，许多人陷入“无知恐慌”——因为怕错过信息被人视为无知无能，所以拼了命要刷爆社交网络和知识型网站，希望通晓流行文化与大事小情。

又因为当代信息碎片化以致数量极多，无论如何勤奋也无法一一了解，总有露怯之时；大量浅薄无用的信息冲淡甚至覆盖了真正有用的信息，付出大量时间发现自己获得一堆垃圾，同样焦虑得紧。

焦虑很真实，真实得就像那些买了半个月没看几页的书、装了一整屏却几乎从未打开的App、打定主意开始却从未坚持的健身计划、收藏里“read it later”但实际上“read it never”的文章。

心宽的人，或许可以洒脱地一笑置之——“不知道？很正常啊”，但患了错失恐惧症的人可未必。他们很难进入“承认自己精力时间有限，从而选择最重要的事情去做”的正轨，却总被无聊的支线任务纠缠，错失了本可能更好一些的生活。

拖延症，当代绝症之一——一种非必要、后果有害的推迟行为。

很难说戒烟和戒拖延哪个更难，但它们的症状真的很像：能提供暂时的、虚幻的抽离感，能让人暂避当下焦虑，求得一份安宁甚至舒爽。

拖延的起因可能是任务过难过繁，可能是虚幻的“伪完美主义”，可能是避重就轻的心理惯性。

无论如何，前期拖延成功是很愉悦的体验——我又可以迟一天交稿啦！又可以摸一天鱼啦！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不断地选择暂避之后，是越接近deadline越沉重的真实压力。

拖延累积的舒适感，会在接近deadline时质变为殊死的恐慌，一种来自预期管理的恶果：可能逾期没法完成，可能因时间紧迫导致完成质量下降，可能招致上司、同事与外界恶评的连环打击。

心受挫、身受损、再拖延、再出恶果、再遭差评，恶性循环。

最顽固的拖延症一般是精神疾病，伤身、伤人、伤感情、致脱发，得治。一时拖延一时爽，一直拖延火葬场。拖延致秃，不可不防。

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亦称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SAD），是一种心理疾病。

而那些自称“社恐患者”“精芬”（精神芬兰人）的当代青年，其“症状”远远称不上病态，“社恐”只是他们的一个自我标签，代表着一种自嘲、一点傲娇以及一丝反抗情绪。

他们反抗的，正是“一切皆可社交”的社会及商业逻辑：职场是社交（团建了解一下），吃饭是社交（网红店打卡），健身是社交（你是“百步青年”还是“万步青年”？），听音乐是社交（歌单可以分享），读书是社交（书单也可以分享了），甚至原本不需见面即可交易的二手书交易平台也想做社交……

“被社交”让人疲惫，也带来压力和焦虑感，于是一部分年轻人选择自闭，尽量缩小存在感：下班屏蔽工作群、不看朋友圈，可以的话甚至不用任何社交工具，以此拒绝真实社交和互联网社交的双重夹击。

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需要社交，不想社交，不爱社交。有数据显示，从2016年起，“社恐”一词的检索热度呈现连年走高的趋势。

工作让人快乐，加班让人肥胖。

据说，工作三年后是“过劳肥”的高发期。而与过劳肥相伴相生的，除了“过劳衰”，还有“体检恐惧症”——对自身健康状况感到焦虑却无力解决，唯有当鸵鸟，对此视而不见。

另一个争议则是：过劳肥到底算不算工伤？

2017年6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智外企服务公司发布的一组白领健康调查数据显示，有62.27%的白领认为自己存在过劳肥现象，其中认为自己胖了5公斤以上的占27.36%；而65.09%的白领支持将过劳肥列入工伤。

职场中人也明白，“工伤”一说纯属自我调侃，谁知道你是因过于沉迷工作、久坐不起而变胖呢，还是因暴饮暴食、大吃“心灵健康食物”（又称“安慰食物”，即炸鸡、薯条、肥宅快乐水之类）而变胖？

或许可以学习一下以加班文化著称的日本的做法：2008年，日本政府颁布法令，强制地方政府和企业定期度量40岁至74岁的中老年人群的腰围，并为有关机构定下居民和雇员的减肥指标，无法达标的机构会被罚款。

关于选择困难症，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哪有什么选择困难症，还不是因为穷……”可是，即便你钱多任性到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选项时，一样会头疼。

用心理学术语来说，这叫“选择过载”（choice overload），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风险，人往往难以作出决定。

为了帮助消费者作判断，商家可谓挖空心思：请明星、专家、网红来站台，引导你追随他们的选择（比如近期微博上的电动牙刷营销）；或者让各种算法和App帮你做选择——个性化协同推荐算法（即“猜你喜欢”）、用户关联算法、降维算法等。

把选择权交出去的最大风险是，“被选择”“被决定”之后，你的选择困难症实质上并没有得到改善。

当然，最难的是人生选择，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堪称选择困难症患者之诗：“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所谓“初老症”“前中年危机”，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年轻人提前进入了本该是中年人才有的状态——生理上表现为发际线后移、胶原蛋白流失、比实际年龄显老，心理上则表现为保守、失去梦想、不思进取。

2013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评论《莫让青春染暮气》，指出本该朝气蓬勃的80后在心态上集体变“老”，除了怀旧，还不断叹老；“叹老”还只是情绪的释放和吐槽，精神上的“早衰”则值得警惕。

这篇文章发表时，90后尚年轻，所以并未被归入“早衰”的范围。6年过去了，如今的语境是：80后早就变成了中年人，90后则提前感受中年危机。

2017年4月，新华网推出网络调查《90后真已陷入“中年危机”？》，结果显示，近六成网友不认为90后算中年人，但同意90后遭遇“中年危机”的说法。

据传是罗曼·罗兰说的这句话，在描述90后中年危机时频频被引用：“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KPI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像通用电气前总裁杰克·韦尔奇所说，是企业经营的成功推动力；用得不好，就像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郎所说，“绩效主义毁了索尼”。

而“你的KPI实现了吗”，对于被考核的员工来说，既是灵魂拷问，也是压力来源。

“10万+”可以说是当下KPI考核体系的代表，是某种程度上的数字崇拜。

专栏作家张丰甚至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写作，本质上就是“为10万+”的写作；“10万+”已经成为衡量文章好坏与否的那条“金线”，“它不但是一个明晰的标准，也意味着钱”。

不管是创作者还是编辑，都不由自主地被这条“金线”所裹挟，变成了“唯绩效主义”的信徒。

海底捞一度把KPI指标做得非常细，甚至连杯子里的饮料不能低于多少都做了规定，服务员做不到就会被扣分。

其结果就是，过度服务让顾客备受困扰，员工也很累，为此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感慨道：“每一个KPI指标背后，都有一个复仇女神在某个地方等着你。”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3期

✎作者 | 詹腾宇、谭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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