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真实的“烧车御史”，曾经让风神“改风向”

多年前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对海升烧车一节印象颇深。和珅两个手下坐着和珅的车，在闹市里横冲直撞，被巡城御史海升撞到，当即拦车拿人，把那两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奴才杖责四十，然后当街烧了和珅的车。熊熊火光中，海升点燃了一袋烟，好整以暇地抽着，周围传来百姓的一片叫好声……海升不知道的是，他惹下的是一场即将导致自己毁家灭门、身陷囹圄的滔天大祸。

《铁齿铜牙纪晓岚》虽为戏说之剧，但其中绝大多数故事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典故，而海升烧车无疑是对乾嘉名臣谢振定的一次致敬。

一、烧车御史：一个不打扫卫生的人

“烧车御史”一事，最有名的出处，乃是晚清著名学者吴敏树所撰《书谢御史》一文，文中说“当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权焰张，有宠奴常乘珅车以出，人避之，莫敢诘”。谢振定恰为御史，巡城遇之，便把那宠奴拉出车来一顿暴揍，然后烧了和珅那辆车……这个过程与《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演绎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也被很多后人在文章中引用——只可惜，其中有数处细节与其他笔记的记载相左。在探究这些历史细节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谢振定这么一位敢于挑战当朝最大权贵的“强项御史”是怎么炼成的。

据与谢振定同时代的清朝皇族宗室爱新觉罗·昭梿在《啸亭杂录》中的记录，谢振定是一个“大节不苟，然性疏阔”的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大事不糊涂，但日常生活相当不拘小节的人。他很不注意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桌子上和床上“尘积数寸，不知拂拭”，院子里的花草任其野蛮生长，从来不做剪修，从外面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无主的荒宅。更加要命的是，此君全不善理财——谢振定的家境应该是很不错的，《栖霞阁野乘》记他“性豪宕，尝蓄万金，遨游江浙间，抛殆尽”，假如家底不够好，不可能让他如此挥金如土，他自己也曾经说：“人生贵适宜耳，银钱常物，何足惜也！”——也正是这种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性情，导致他的仆人长期盗窃他的家产，而他却完全不知道这么档子事儿，或者说就算知道了也毫不介意。

谢振定博闻强识，据说十岁前就已经读遍了十三经，这也是他二十七岁就考中进士的原因。但其他方面，他就像患上健忘症一般，记忆力很差。他曾经买了一套新的朝服，借给同朝为官的法时帆穿，等到他因为烧了和珅的车而被罢官后，一走了之，游山玩水去了。“和珅跌倒”之后，他被嘉庆帝特旨召回，任命为礼部主事，刚刚上任就赶上朝廷的祭祀活动，着急忙慌地要去买朝服，法时帆听说了，故意过来逗他：“我记得你过去买了一套朝服啊？怎么又要添置新的？你回家去找找旧的穿上不就行了。”谢振定一脸茫然地说：“我一向把朝服往衣柜里乱扔，哪儿去找啊？”法时帆强忍着笑说：“会不会你借给什么人了？”谢振定摇摇头说不记得了。法时帆不禁大笑起来：“你当初把那件朝服借给了我啊，如今怎么忘得一干二净了？”谢振定这才不好意思地笑了——“其不屑细故若此”。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了谢振定“负经世才，尚气节”的一面。乾隆戊申年，他主持江南乡试期间，巡视南漕，恰好遇到大风，阻碍了漕粮的顺利运京，这对北方的粮食供应肯定会造成不利影响。谢振定当即举行仪式，祈祷风神保佑家国百姓，谁知风向马上改了，“嗣是渡江风辄顺”，当地人觉得太神奇了，便给这风取名曰“谢公风”……这当然是祈祷仪式恰好撞上了风向逆转的时机，但在古代，无疑会给谢振定“正直可通神”的名声构成“加分项”。

二、烧车御史：一个被百姓叫好的人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那些奇人，都不是突然之间就做出了奇行，往往是在青史留名的举动之前，就已经有了长期的“积累”。谢振定也不例外，正是自少时养成的狂放不羁、大节不苟，才让他在遭遇和珅的座车横行京城而过的时候，做出了拦之鞭之并付之一炬的举动。

这件事在诸多清代笔记中都有记载，这里笔者试着博采众说，为读者做一还原，也将其中一些存在矛盾的细节予以说明，以全其貌。

首先是这件事的发生时间，吴敏树所撰《书谢御史》和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四笔》说的是“当乾隆末”，而《栖霞阁野乘》和《清朝野史大观》中则说是“嘉庆初”和“嘉庆元年”，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乾隆曾经于乾隆六十年——即1796年禅位给嘉庆，但直到1799年元月去世，都掌握实权。值得玩味的是，这两种说法，后者明显削弱了谢振定此举的“胆色”，不知者以为和珅在“嘉庆初”已经失势，莫说一辆车，把他家房子烧了也只能算是向新皇邀功，其实不然。与前述笔记相比，更具权威性的《清史稿》直陈此事发生在“乾隆六十年”，也就是乾隆禅位给嘉庆的前一年，这时和珅依然权势遮天，更没人知道身体康健的乾隆还会揽权多久，所以谢振定烧车只是不畏强权，履行巡城御史的职责，这也正是事后他很快遭到打击报复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栖霞阁野乘》上说的是“南城”，而《清朝野史大观》和《清史稿》说的是“东城”。和珅府邸后来成为恭王府，从路径上看，“东城”一说似乎更加可信，但民国学者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中谈及此事原委时云：“其家奴多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所以搞不清到底这辆车用于做什么，考虑到乾隆末年，南城渐渐形成了以韩家谭为中心的曲艺和戏剧表演者“聚居地”，是京城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所以，车驾往南亦有可能。

其三，是车上当时到底坐的是什么人，部分笔记中记载的是“家奴”或“宠奴”，但《栖霞阁野乘》和《清朝野史大观》中则说是和珅的“妾弟”，《清朝野史大观》特别强调“其人怙势横甚”，《清史稿》亦采用“妾弟”一说，看来这一说法更加可信。

就整个事件的全过程而言，记载最为详细的是《郎潜纪闻四笔》：谢振定在遇到和珅的车横冲直撞，差点伤及百姓之后，当即命令身边的兵丁将车拦住，把里面的人拽了出来。还没等谢振定责罚，那人便极其嚣张地破口大骂：“也不看清楚这是谁的车，你算什么东西！你还敢打我吗？你还敢打我吗？”套用《九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台词：像这种要求，谢振定大概一辈子都没见过，于是如其所愿，往死里揍了一顿，“遂焚其车”，一边烧一边说：“这辆车难道还配宰相坐吗？”围观的百姓欢呼“好御史”！

有人或许会问：谢振定凭什么这么大的胆子，敢烧和珅的车，这要从清代巡城御史这一官职的设立讲起。白钢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记载，顺治三年，为稽查外地来京官员钻营嘱托、交通贿赂，串通京棍，破坏官场风纪和京师治安，清政府出台了“命都察院派出巡城御史，督令五城兵马司指挥和各坊官员，加强访缉违法之人”；另据《清史稿》记载：“京师笞、杖及无关罪名词讼，内城由步军统领，外城由五城巡城御史完结”，也就是说，像驾着马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破坏交通秩序和威胁市民安全的，巡城御史完全可以“先打后揍”，就算把车烧了，亦在职权范围之内，无可厚非。

三、烧车御史：一个感动了皇帝的人

和中堂的车，毕竟不是谁想烧就烧的；和中堂的人，毕竟不是谁想打就打的。

和珅柄国后，不仅贪污国家资产，而且在铲除异己分子方面毫不容情，尤其是御史，只可唯唯诺诺，不许仗马之鸣，谁敢不服，必除之而后快。《养吉斋余录》曾记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的家奴刘全“倚势营私事”，侍郎吴省钦得到消息，密告和珅，和珅赶紧让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导致在随后的察视中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曹锡宝差点被下狱……可想而知，当得知自己的座驾被烧，妾弟被打后，和珅的恼怒之甚。但毕竟是中堂，喊打喊杀的事情不用亲自动手，自然有人代劳。《栖霞阁野乘》记载，有个名叫王钟健的谏官上了一道奏折，弹劾谢振定，谢振定遂被罢官。有位名叫管世铭的御史是谢振定的好友，听闻此事后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别人问他此言怎讲，管世铭说：“谢公失官，王公失名。”时人认为这句话评点得当：罢官不过是一世的挫折，而名声坏了恐怕要万世唾骂。

对于烧了和珅的车会有什么后果，谢振定心里也明镜似的，所以罢官的旨意一下，他脚底抹油——开溜，而且一下子跑到了江浙一带。著名学者王昶在《湖海诗传》中说他“乃历五茸三泖过嘉禾，至西湖又渡曹娥江，见鉴湖蕺山之胜”。无论在民间还是士大夫的心中，谢振定都成为不畏权贵、反抗权奸的英雄，“所至士大夫虚左迎之”，饮酒赋诗，不改其乐。相比之下，那位谈笑间替他打抱不平的好友管世铭则是另外一种结局，也许是心中对好友被黜和奸臣当道愤愤不平吧，不久后，他在一次和同僚的聚会中喝多了酒，突然说自己已经写好了弹劾和珅的奏折，不日即将呈上，谁知当晚他回到家后就突然去世，死因不明。

乾隆死后，嘉庆帝扳倒了和珅，谢振定也回到了朝廷，不知道是不是性格疏阔的原因，他始终没有给自己钻营一个大官，反倒是一直在六品的官位上默默地做些修桥补路、开渠抗灾的实务。史书上说他“监收漕粮，裁革陋规”，官声非常好，直到嘉庆十四年去世。

道光十三年，河南裕州知府谢兴峣以卓异获得皇帝的召见。在报完自己的姓名籍贯之后，道光皇帝好奇地问：“既然你的籍贯是湖南人，为什么说得一口京腔呢？”谢兴峣回答道：“臣的父亲曾经做过翰林御史，所以臣自幼在京城长大。”道光皇帝便问他的父亲是谁？谢兴峣刚刚说出“谢振定”三个字，道光皇帝顿时激动起来：“原来你是烧车御史的儿子！”然后亲切而温和地叮嘱了他很多很多话，褒奖他的家世，勉励他做一个好官。第二天，道光皇帝还抑制不住情感地对几位军机大臣说：“我从小就听说谢御史烧车一事，非常钦佩他的正直和勇敢，昨天见他的儿子很有出息，心里特别高兴！”

“植风宪之威棱，慑宵人之胆魄！”后世对于谢振定烧车一直有着极高的评价，似乎此举真的能扭转风气，震慑宵小。事实上，这很可能是读书人的无限拔高，和珅及其庞大的利益集团不大可能被大街上的一把火烧伤分毫，更不可能因为百姓的叫好而收回伸向国库的黑手……很多时候，一个特立独行者的存在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能改变什么，而只在于他的存在，这就像《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海升烧车后，就着火苗点起的一袋烟，抽的是安逸，也是无奈，更多的是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