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自由主义：哈贝马斯九十大寿引发的西方哲学界笔战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社会理论家、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构建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作为未竟事业的现代性、欧洲整合与后民族结构等思想都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理论，其跨越语用学、社会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等诸多学科界限的理论体系也令他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和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2019年6月18日是哈贝马斯的九十周年诞辰之际，两位著名的哲学系教授就哈贝马斯的哲学遗产展开了一场笔战。

1. 康德版自由主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清洗”

首先，剑桥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雷蒙德·格斯（Raymond Geuss）试图质疑哈贝马斯的哲学成就，在《观点杂志》（Pointmagazine）网站上发表了“祝文”《讨论的共和国：九十岁的哈贝马斯》。《观点杂志》的编辑在介绍这篇文章时特地指出，早在1981年出版的《批判理论的观点》一书中，格斯就将哈贝马斯引入了英语国家的主流哲学，暗示着格斯对哈贝马斯哲学的反驳是有理有据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社会应该通过不受权力关系约束的自由讨论以实现伦理学习的理想，但是在格斯的“祝文”《讨论的共和国：九十岁的哈贝马斯》中，通过分析讨论这一行为本身的价值，格斯认为哈贝马斯的理想是不连贯的，也是关乎意识形态的。

格斯开篇明义，假设了讨论或沟通不存在的情况。从英国退出欧盟一事来看，仅仅10%左右的“欧洲恐惧症患者”之所以能够实现退欧公投的胜利，是因为核心人物在公共讨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许多投赞成票的人相信，是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造成了英国的种种缺陷。英国的脱欧者不愿意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因此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不再是中立而富有逻辑性的，而是关乎“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格斯看来，哈贝马斯所谓的“更好的论证的力量”（the power of better argument）在脱欧这一现实事件面前是无力的，在脱离欧盟与维持欧盟共同体的辩论中，不可能营造出在理想环境下的无限期讨论以修正双方的认知偏差和道德错误。另外，对于自身“身份”的诉求，让平等的良性讨论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质疑“讨论”的必要性，格斯追溯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这本书中，阿多诺既批评了政治自由主义，也拒绝将“沟通”作为哲学的基本组织原则。但这两方面的批评都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抛弃了——第二代的继任者哈贝马斯在1970年代就开始恢复康德版的自由主义计划了，他求助于高度规范化的“话语”概念来构建“交往行为理论”。格斯指出，哈贝马斯的计划在三个层面上是“新康德主义”的：第一，哈贝马斯和康德都认为哲学中心问题是一个关乎“合法性”的问题；其次，哈贝马斯也认为历史上存在能够产生规范性的不变结构（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的“理性”与哈贝马斯理论中的“交往”）；最后，康德痴迷于清晰对立的二分法，并且对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可能遭到侵犯一事深感焦虑，这种先入为主也反映在哈贝马斯的话语和工具行为的对立概念中。与阿多诺截然相反，哈贝马斯采用“自由主义+（先验的）交往/传播”作为其理论的合法性标准。

格斯进一步分析了哈贝马斯学说中“交往”一词的语用学。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并非简单的日常经验，而是将语言理解和道德契约相联系——与人交谈就是承诺与对方达成（理想的）道德一致，在这种道德契约中完成的交往才是本真意义上的“交往行为”。因此哈贝马斯区分了真言语和伪言语，并强调真正的话语是一种不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支配的言语行为方式。格斯认为这种理论与传统自由主义的非常相近，高度重视自由讨论的理想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惯用手段，哈贝马斯的困扰在于自由主义者预先（理想地）假定自由讨论是可能且有益的，有助于解决和澄清各种疑难问题，且原则上是有可能达成共识的。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即便合理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讨论也不一定能够启发、澄清或者有助于形成共识，而往往是加剧争论、怨恨和分裂。格斯继续以英国脱欧为例，认为讨论的时间越长、越激烈（如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所假设的那样），情况就越糟糕。格斯认为哈贝马斯的“不存在支配关系的话语”概念不再重要，因为交流并没有稳定不变的结构，也没有普遍有效的（被参与者认可的）、预先假定的规范标准。

通过回归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考察，格斯指出，自斯宾诺莎和洛克以降，不再以神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者的成功实际上取决于殖民大国（大英帝国及其仿效者）的强力保护。正是在强大的帝国背景下，言论自由、意见多样性和公民权利才得以可能。在一战的道德崩溃和二战的灾难之后，只有美帝国的保护下尚且保留着所剩无几的自由空间，而即便是美国的自由也正在特朗普的带领下缓慢地崩溃。哈贝马斯在80年代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就是将一种准先验的哲学/“话语”神圣化为公共理性的中心媒介，并通过将英美的强大自由主义传统和德国的康德主义相结合，在意识形态上为进一步的西方一体化提供了掩护。格斯还在字里行间暗示接受了康德-自由主义的哈贝马斯拒绝了直接的介入行动，只停留在话语批评的意识形态上，从而将社会和经济结构问题转移到个人伦理和言语问题上。

2. 威权主义崛起的当下，自由主义批判的边界

格斯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耶鲁大学政治学与哲学系教授塞拉·本哈比迅速对格斯的文章做出了回应，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九十岁生日》一文中，本哈比首先质疑了《观点杂志》对格斯的介绍，认为格斯1981年的著作《批判理论的观点》中就已经充满了对哈贝马斯的不屑，而且并没有实现英语与德语哲学之间的有效交流——相反，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A. McCarthy）的著作《尤尔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1978)和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的《重构社会和政治理论》（1976）才真正引发了哈贝马斯的著作与英美哲学之间的严肃对话。本哈比认为，格斯否认“沟通/交往”的可能性，却还要写作甚至发文攻讦哈贝马斯，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为了驳斥格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抨击，本哈比首先解释了哈贝马斯言语行为中的种种假设前提，即四种有效性命题：真理性、根据某种规范的适当性、可理解性和真实性。哈贝马斯已经声明了单凭预设分析不能确定某种必然性，所以求助于社会语言学、语义学以及社会化理论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语言也成为我们表达和解决哲学带来的词汇和困惑的媒介。本哈比认为，格斯将“交往行为”的概念简化为 “理解和道德一致”并指责哈贝马斯将“理解和道德一致”混为一谈明显是因没有认真阅读哈贝马斯才犯下的错误。因为哈贝马斯早已声明，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在我们生活世界的共同假设中行动，我们传递关于我们传统的文化知识，我们协调我们的行动，表达我们的愿望等。只有当交流中断，我们不能再相互理解、信任或同步行动时，才有必要进行被称为“话语”的特殊辩论实践，才有必要在道德和政治上寻求“妥协”，也就是说，必须就眼前的冲突和有争议的局势达成某种协议。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如果指导我们生活世界的确定性被破坏和撕裂，并且不能再通过交流来恢复，我们的社会将会处于危机——我们在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实现社会协调的能力将越来越弱，可能陷入混乱、孤立和孤独。

本哈比认为，格斯之所以将语言分析、社会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相结合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复杂结构简化为一系列简单命题，是因为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哈贝马斯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公共领域理论，也忽略了《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对民主宪政的精妙辩论。本哈比承认，虽然格斯的结论“讨论不一定启发、澄清或有助于促进共识”是时常发生的，但这并不能否认讨论的重要性——民主和议会制度建基于此。

针对格斯关注的英国脱欧的社会现实，本哈比将视角转向了普京——据称俄罗斯政府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以煽动英国脱欧、资助法国的勒庞和意大利的民粹主义者。当前世界，一种新的威权主义正在席卷全球，它旨在摧毁民主宪政、自由包容的多样性文化以及基于公民和社会契约的和平政体。在当前的环境下，无论是批评罗尔斯还是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我们都有责任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在自由民主宪政主义批判和专制权威主义批判之间的界限。

3. 建立在许多先验假定之上的“交往”是可疑的

格斯也对本哈比的文章做出了回应。在《本哈比教授和哈贝马斯》的开篇，格斯承认自己并非研究哈贝马斯的学者，而本哈比教授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随后，格斯开始为自己的著作《批判理论的观点》辩护——第一，这本书的副标题（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来自出版商的想法（格斯还在括号中注明了，发表于《观点杂志》的文章也被编辑修改了论证结构）；第二，这本书旨在讨论“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带来的困惑；第三，这本书试图提出，可能存在某种与科学/知识无关的“启蒙行为”。格斯还坦白道，自己从1980年代之后就很少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了，来自于朋友的邀稿而写就的祝文中，他赞扬了杜威开放式的交流思想（认为交流是一个具有潜在变化规则的经验过程），也赞扬阿多诺对真理交流具有普遍性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批判，并将他们的观点与哈贝马斯进行了对比，哈贝马斯认为交流具有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将预先强加于所有的说话者，所以建立在许多先验假定之上的“交往”是可疑的。格斯指出，认为公共秩序过分依赖共同观点和共同目标也是潜在的危险，近期的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思潮就强调了建立在差异之上的良好社会的必要性，即构想不同人和群体可以和睦相处的制度，尽管他们对良好的最终概念存在差异。

另外，格斯认为哲学界目前有一股偶像崇拜的趋势——本哈比和哈贝马斯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崇拜是一种不恰当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哲学态度，公众哲学家不应该免受公众的批评甚至异议。对哲学观点的批评论战优于不加选择的表扬，哈贝马斯的90岁高龄并不是可以令他免于争论的通行证。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形成了"学派"并进行论战；哲学家们特别重视他们老师的观点，在批评老师的观点时三思而后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为构想了一套高度复杂、困难的系统性观点的哲学家辩护是一种完全值得称赞的做法，但不应该对特定哲学家产生过于强烈的认同以至于将学术批评视为对个人的冒犯。

4. 格斯没有将言语行为理论与交往行为理论区分开来

本哈比随后发布了文章《反对格斯：再驳》，希望对“新一代的学生和学者澄清一些事实”。本哈比认为格斯自从1980年代之后就很少关注哈贝马斯的作品，这导致他对哈贝马斯的理解存在不少谬误。格斯对哈贝马斯的主要批判是，寻求"交往的先验条件"的方案是一种哲学上的失败。本哈比承认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哲学分歧，但是格斯并没有准确地陈述这个问题，所以本哈比重新阐释了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哈贝马斯不是在寻找交际的先验或准先验条件，而是在言语行为理论的传统中分析能够让我们的话语能够相互理解的条件。言语行为是生活世界中的交际行为，哲学家J.L.奥斯汀的言语分析理论对话语产生的背景条件进行了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人们可以用语言“做事”（“do things”with words），比如夫妇在婚礼上说“我愿意”（I do），因为这些词语是在特定生活世界的语境中说出来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对“交流”有理所当然的假设。但是哈贝马斯在分析交往行为的假设时比奥斯汀挖掘得更深，揭示了四个有效性主张（真理性、根据某种规范的适当性、可理解性和真实性），格斯的错误在于没有将言语行为理论与交往行为理论区分开来。交往行为理论的重点在于行动与交往以及与现代性逻辑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理解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的区分是重要的——"言外行为"是指一个说话者为了协调他们的行为而直接与另一个说话者交流的行为; 而"言后行为"则是指一个说话者希望另一个说话者以某种方式行事，而不是交流明显的意图和分享相互的理解。而格斯将这一复杂理论的一部分误解为关于沟通本身的先验论，并就此摒弃了整个交往行为的结构。本哈比还提到德里达/福柯与哈贝马斯的根本争论在于言外行为/言后行为的区分是否有意义，他们认为言语行为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并且在权力关系中受到影响，这种区分毫无意义，因为所有的言语都是言后行为。 这些哲学中的关键问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之间关于权力、说服力和正义的对话。本哈比希望争论者能够像哈贝马斯的“讨论”那样，试图用最好的论据来说服对方，而非用"个人崇拜"和"对哲学学派的忠诚"来含沙射影。

5. 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不容质疑

就在本哈比的《反对格斯：再驳》一文之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系教授马丁·E·杰伊也在《观点杂志》上回应了格斯的祝文。在《“自由主义的观点已经过时了”——普京，格斯和哈贝马斯》一文中，杰伊特地指出格斯发表祝文的那一天，普京在与特朗普的会面中声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特朗普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民主党，而普京的目标则是试图以威权/民粹主义挑战自由民主制度。杰伊明显赞同本哈比教授的警告（要“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在自由民主宪政主义批判和专制权威主义批判之间的界限”），认为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贡献不容质疑。尽管杰伊承认了自由民主国家当代的政治话语（英国退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实践中与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论环境还有漫长的距离，但不能因为理想尚未实现就否定其作用。何况，哈贝马斯自己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研究也遗憾地得出了结论，即20世纪后期，当媒体操纵压倒了更好论证的力量（the power of better argument）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制度突破正在失去优势——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障碍表现出了非常现实的态度，交往理性的重点也一直是一个调节性的理想。

针对格斯援引阿多诺来反对哈贝马斯，杰伊指出了阿多诺写作时的精英主义文化背景：《最低限度的道德》写于阿多诺流亡期间，阿多诺始终坚持深奥的写作风格和审美意识，不愿意向中产阶级的“可交流性的拜物教”妥协，反对把哲学或文学语言简化为日常对话或简单观点。但是，阿多诺从未否认交往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试图以公共讨论去揭露并坦率地面对被掩盖的纳粹历史。

6. 待续

这场争论并未结束，格斯表示会继续回应。也许，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哲学如今已经是一种寄生之物了，需要依赖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现实的变化为生；但正是这种次要位置使哲学得以不断反思现实与社会，并做出批判性的考察。这场关于哈贝马斯思想遗产的争论，又何尝不是哲学在面对如今略显混乱与局部动荡的世界时的某种自我反省和修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