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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许同莘与《张文襄公全书》、《张文襄公年谱》

戴海斌

2019-08-08 10:13

来源：澎湃新闻

笔者按：因为研究的需要，《张之洞全集》是手边常置的史料书之一，尤其“电稿”部分，大概翻的是最多的。电牍作为近代新兴的一种公文类型，张集所收者，无论以绝对数量，还是史料价值来衡量，在同时代人文集中，恐怕也只有《李鸿章全集》可与并论。我个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也是在课堂上经常与学生交流的话题，即我们利用史料时，需要对其文体有一定的敏感，而关心史料本身性质、源流、形成（包括收藏、传播、编辑、出版等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这层意思，在方家看来，或不足道，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领域，仍有其针对性。趁着近期整理许同莘辑《庚辛史料》的机会，想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做一点清理，顺便以“张之洞电稿”为例，杂谈一些有关史料学的问题。这个工作，对张之洞文献的编纂与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补充，更紧要的，或在于牵扯出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用何种眼光来看待与利用“电稿”，而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想对于其他类型史料，也同样是适用的。

因篇幅较长，分成三篇刊布。此为第二篇。

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白米斜街寓所病逝，随后灵柩归葬故里南皮县双庙村。与此同时，由张之洞故吏朋僚发议，整理遗著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许同莘作于“庚申（1920）五月”的“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此事缘起如下：

宣统元年冬，文襄张公之丧既归南皮，梁节庵先生及公之子君立京卿兄弟，谋辑遗文行世，设广雅书局于地安门内。同莘曩者辱公知己之感，又习闻公居官治事之要，谊不敢辞。而闽县王君司直（孝绳）受公知深，见闻尤真切，因相与商榷体例，质正于先生及师傅陈公弢庵。发箧中遗稿，可盈一室。时旧僚在局者犹四五人。

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1920]五月）

可知，编辑遗集事由张之洞之子张权（字君立）以及幕僚梁鼎芬（字节庵）率先主张，在地安门内择地设立广雅书局，聘请王孝绳（字司直）、许同莘等故吏，分工着手整理工作。张之洞生前至交、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号弢庵），时已开复，亦在都，曾就“体例”问题多予指导。复按《许宝蘅日记》，也记录了发起编辑遗文、谋设“广雅书局”的一幕，而且提供了更多细节，本年九月廿七日（11月9日）条记：

到油漆作，赴履初、司直、望屹之约，因议为张文襄刊集事，有梁节庵廉访、陈叔伊、陈仁先、许溯伊五人，尚有曾刚甫、伍叔保二君未到，节庵议文襄电稿最多，拟分类刊刻，以事相从，又议定油漆作之宅，题名为广雅书局，余意均不以为然。私家著稿体例最多，昔人刊刻奏疏公牍，皆以年月日为次序，至于时政始末自有国史，不能以臣子奏疏为断，况文襄所经营之事业，如法越之战、中日之战、戊戌之变政、庚子之拳祸，皆非文襄一人所能为力，则文襄之奏疏，亦不能括尽当时事故，若欲以此归美于文襄，亦殊非征实之义。至于广雅书局四字亦不妥，为文襄刻集，究非与国家修书比，万无因事标名之理，况此四字既与广东官书局犯复，且近于市招，似不如名为张宅为妥，五时散。（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268页）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

许宝蘅时充宪政编查馆科员，以前年（1907）考取军机章京时，为张之洞所赏识，且多与其幕府人员往还，对张之洞晚年事情所知颇深。按“油漆作”，即地安门大街路西油漆作胡同，近白米斜街张之洞故居。“履初”，董方刚（许宝蘅二姐之子）；“司直”，王孝绳；“望屹”，张曾畴。当天讨论遗集事，还有梁鼎芬、陈衍（字叔伊）、陈曾寿（字仁先）、许同莘在场，曾习经（曾刚甫）、伍体萃（字叔葆[保]）约而未到。除拟设广雅书局外，梁鼎芬特别提到张之洞遗文中“电稿最多”，并有分类刊刻的计划，而许宝蘅对此二事“均不以为然”，态度有所保留。从此记录看，关于“刊集事”的发起，主要由梁鼎芬出面，代表张之洞族人召集朋僚，可留意的是，最初与议人员中，王孝绳、陈衍、伍体萃均福建侯官人，与陈宝琛关系较密。

白米斜街的张之洞故居

广雅书局设立后，许同莘所言“旧僚在局者”，不过四五人，而“未二年，诸共事者散之四方，书局亦撤”，时逢辛亥国变，最佳合作者王孝绳也“羁愁以卒”。在此情况下，有能力、有毅力主持完成此项工作的人，惟余许同莘一人。至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张文襄公全书》稿成，他总结“编辑叙例”，自表心迹：

深惧（遗稿）放失，无以副公后嗣郑重传播之意，乃发愤自任。其散佚者，自枢垣史馆、京曹省署，下逮私家记录、坊刻丛残，展转借抄，时有所获，于是十年有七月矣。以类厘次，为奏议五十卷、公牍二十八卷、电牍六十六卷、书札六卷、骈体文二卷、散体文二卷、杂著四卷、金石文四卷。虑世变之未已，而人事之不可测也，归全稿于京卿，并质之贤人长德，非敢谓定本也。

同文又言： “奏议、公牍、函、电四种卷帙既多，录副不易，京卿乔梓属先以聚珍版印行。”据此可知，许同莘手订之《张文襄公全书》，成奏议、公牍、电牍、书札、骈体文、散体文、杂著、金石文，共计八种，而至此时，全稿均交呈张之洞后裔，以为前度托付的交代。鉴于奏议、公牍、书札（函）、电牍四种体量过巨，不易多储副本，为防散佚，故先行付梓，由铅活字排版（聚珍版）印刷，是即 “张文襄公四稿”，含《张文襄公奏稿》（1918）、《张文襄公电稿》（1920）、《张文襄公牍稿》（1920）和《张文襄公函稿》（1920）。“四稿”付印之际，有吴县张泽嘉、徐鼎、会稽徐乃谦分任校对，“相助之力为多”，张之洞弟子陈庆龢商榷义例，折衷取舍，“裨益尤巨”，以上各方扶助之力，许同莘均载入“叙例”，以为“念时事之变迁，感群贤之风义，斯役幸而就绪，实非始愿所及，并记于此，以见公忠诚感人，身殁之后，犹有人乐为尽力若是。而京卿兄弟委任不疑，终始如一，皆可敬也”。其后二年，《广雅堂骈体文》（1921）、《广雅堂散体文》（1921）、《广雅堂杂著》（1922）三种相继刊行，合称《广雅堂集》。以上总计7种，159卷，77册，奠定了张之洞著述整理的基本体例，也是后来多个版本的《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全集》的核心材料。民国学人金毓黻读张集，便特别注意到许同莘所撰“叙例”，对其工作之精审、勤谨印象深刻，并嘉许他能恪尽职责、不负旧主：

阅《张文襄公全集》，叙例为许君溯伊所撰也。搜罗既备，撰次亦有法，文襄遗稿之存者，无不尽入编中。又能精于去取，条例秩然，此真难能而可贵也。往者，曾文正公卒后，得一王安定而遗集就理，而精气遂不可磨灭。而溯伊之于文襄，亦然！文襄九原有知，为之瞑目矣。（《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904页）

后世论者总结张之洞文献的“整理历程”，也认为许同莘“以十余年时间，广泛收集资料、精心编辑、仔细校勘的成果，在繁杂混乱的大批存稿中，去粗取精，编辑成有体系的著述，奠定了张之洞全集的基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可没”。（秦进才《张之洞全集的整理历程》）

继《张文襄公全书》之后，许同莘又有《张文襄公年谱》之作。据其自述，“此书草创于辛酉（1921）以前”，也就是说在《全书》编成印行以前，已着手修撰《年谱》。他又说：“既辑遗书而刊印之，遂及斯谱，自草创迄于写定，历十五年，为卷十，其体例斟酌于前人之作而加详焉。”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初稿卷一》，《河北月刊》，第1卷第3期，1933 年

1944年11月16日，与许同莘早有文字之交的金毓黻在重庆第一次与之晤面，日记记：

午前诣李子壩花纱布管制局访许溯伊（同莘）……晤溯伊，留在其寓午餐。溯伊无锡人，长于文笔，兼究考证。早入张文襄幕府治公牍，民国后出关，佐张文襄之孙忠荪（厚璟）于哈尔滨，与余数通函问于沈阳，且承其撰著见赠，实未得一面也。今日握手相见，如平生欢。……文襄遗集由溯伊手编付刊，近又为文襄撰年谱，其于文襄可谓极尽后死之责矣。（《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723页）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

金毓黻在会面之际，已见许撰张之洞年谱，稍后赠诗，故有“展读文襄谱，老眼为之明”等句。今人所见许编《张文襄公年谱》版本，多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五月商务印书馆重庆初版，以及三十五、三十六年（1946、1947）在上海的两次重版。据笔者调查，尚有更早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武汉铅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3—17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是版为十卷，有许同莘序、总目、张仁蠡后记，无凡例，内页版心下镌“舍利函斋印于汉上”字样。张仁蠡，张之洞第十三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华北事变后投日，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1939年4月出任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1943年转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新中国建立后被判刑处死。

张仁蠡（1900—1951）

张仁蠡所作“后记”，透露年谱出版缘由：

许君溯伊曾佐先文襄公鄂幕，先公殁，均为编辑遗书，既竟，复纂年谱十卷，历时十余载，凡五易其稿，而始写定，尝以手稿油印，投赠好友，未广流传。传谱中于先公立身、教士、政事、文章诸大端，排比编次，详赡有法，搜罗撰述，剧费苦心。惟四十六岁以前稍病疏略，是盖与先公遗书之详于抚晋以后者，同为简编未备，故老凋零，旧闻轶事，缀拾难周也。君自序固尝言之矣。仁蠡比岁每诣溯伊，必承其出手稿相示，殷勤道其所欲损益及待谘访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竟夙志，其致力之勤，盖如此。惜仁蠡于先公为季子，童稚之年即违色笑，而诸兄姊又多先后早世，于先公行事鲜所知闻，不能于其书有所献替商量，宁非憾事？……今春南来鄂渚主武汉市政，固先公故治也。二三耆旧及先公门生故吏，争相踵门，以先公旧事遗闻见询，仁蠡惧未能尽道其详，乃思藉年谱以代答问，用昭征信。……爰检溯伊之稿略加校雠，亟付剞劂，以分饷是邦直贤人君子。

张仁蠡为1939武汉铅印版《张文襄公年谱》所作“后记”

是记署“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张仁蠡时为汪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在武汉将许同莘此前“投赠好友”之油印本付梓。书前许氏自序，交代此编“自草创迄于写定，凡五易其稿”，并述为其所“景慕”之张文襄公作谱，无论出于公义私谊，均属责无旁贷：“考其身世、叙次其文章事业，以寄低回想往之思，虽未必合于古人，而论者有取焉。况亲炙其人，得见其行事，而怵于著书之难，不及其时，荟萃考订，以成一编，是便私图负知己，而非公义所宜出也”。后出之商务版，文字、体例一仍前版，全书共十卷，以张之洞生平事业之段落为分卷准则，大字提纲，小字附注，其事不能纯以年月区别者，则附入各卷之末。

许同莘自谓“此书网罗事实，兼备国史取材，所采自遗稿外，凡档册、邸钞、官书、方志及同时诸公奏议、诗文、日记之属，观览所及，咸有采摭，其得之口述者，必确凿可信，然后著之”。（《张文襄公年谱·凡例》）当时书评家推介其书，评价不俗：“读其序例，知寝馈于斯者十五年之久矣。搜罗之富，去取之严，编纂之审，可以晚清史视之”；又赞赏作者不负旧主、始终其事的专注精神：“编者之辛苦可见矣。呜呼！年谱之纂，有益于人，无利于己，非忠心敬仰者，谁为操觚。非文襄何足当许氏之椽笔哉”、“若许君者，可谓文襄之身后知己”。（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 年）胡钧重编同名年谱，以及后世陆续新出的若干种张之洞年谱，固然可自标榜后出专精，但究其实质，仍多有取材于是书者，且“不免有掠美之嫌”。

当世著述姑不论，只就胡钧版年谱言之。该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由北平天华印书馆刊行，约与武汉版许编张谱同时问世。据张仁蠡为许谱所作“后记”：“去年胡钧千之在旧京亦尝发愤为先公编年谱，而于许君之书初未寓目，经仁蠡出是编，供其为考订抉择之助。近已观成，颇闻其书多所增广，因待梓，未得卒读。”则胡钧从张仁蠡处得见许稿，取为蓝本，加以改订，且在一年后即成重编本六卷，公开刊行，而流传尚较许谱为广。胡谱“凡例”表示“不敢没许君之劳，故名重编”，但一则言，改许稿十卷为六卷系“以救其失”，再则言“兹编成稿距许君辑谱已二十余年，其间耳目所及佚文遗事足录者，补辑之”（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影印本，第3页），对许稿似大有改进，实则未然。许同莘本出版后，有人细校两书异同，即指出：

盖（胡钧）于同莘之稿不无微词，而吴廷燮之后序，则直称同门胡千之先生病旧稿未尽善，重为编定之语。在未见许谱之时，必以胡谱为尽善尽美矣。乃胜利以还，许谱亦再版沪上，不胫而走。校读之下，知许谱之善，远胜胡氏，非可以道里计也。胡氏既乏新增之材，而字句亦少改动。光绪六年，王大臣续上会议折，附注陈弢庵语，胡氏全用许氏原文，彼按亦按，非有所见。许云按抱冰堂弟子记，言疏论俄约事，凡数十上，考军机处月折，公折片言俄事者凡十九件，本集已备录之。胡氏仅改本集一句为许同莘编辑遗书已备录其文云云，不免有掠美之嫌。

同文所作批评，对今日编谱之业亦不乏启示意义：

编纂年谱之业，非仓卒可办之事，初必对于谱主一生行事，师友往还，熟悉如数家珍；然后搜罗遗闻佚事，立辨时日，分别入谱。从事编纂之人，往往以所得之材料为不足，日盼增益，冀其无遗，与所谓重编之人，心理不同。一则不事耕耘，遽有收获，一挥稿就，指日书成，其著作之捷径也欤？（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

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 年

那么，许编《张文襄公全书》与《张文襄公年谱》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许同莱曾经“为兄参预编书之事”，亲睹两种著作成书的经过情形，对许同莘从事“文襄文字之役”的甘苦“知之最审”。他在《年谱》出版后言道：

予兄溯伊，早岁即入南皮张文襄幕府。……自文襄逝世，讫于其后十五六年，则搜集文襄遗稿，编次奏议、函电、公牍、文集、杂著之属，用力最勤。又其后则撰为年谱，以结编书之局，历十年而始成。书成后，随时增损改定，以讫今日，为之付梓，计前后尽力于文襄文字之役者，凡三十余年。自来幕僚之对于府主，其用力之艰，历时之久，鲜有能及此者。（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

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

众所周知，张之洞任清廷大吏凡四十余年，辗转北京、山西、广东、江南、湖北多地，“前席陈言，封章论事，枢机慎密，不得备闻，而遗草满籯，犹数百册”，身后留存文稿不仅庞杂，各类型文档的保存状况也千差万别。张曾畴曾言，“自癸巳（1893）以后，奏稿批牍，函稿杂文，均检点齐全，分订成册，毫无遗漏，前则口取手捡，尤为整齐精密”。（张曾畴《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此处主要就奏议、公牍而言，至于书札、电稿，情况则大不一样。许同莘自言初编张集时，“发箧中遗稿，可盈一室”，欲一一厘定年月、分类整理，殊非易事。许同莱记录下当时的工作场景：

文襄遗稿，合手迹及幕僚所拟，以及各处来电，凡数十箱。余兄编辑全集之时，寓居北京东城之什方院，以东厢房三楹专储稿本。室中以木板为长几，逐次发箧，陈列几上，先排比月日，必使一无舛错，月日既已不误，则稿之重复与否，一览而知，乃去其重复者，又去其照例之件，不应采辑而毫无疑义者，于是精华毕露。稿本之中，有原本，有钞本。原本不可毁损，其尚未抄录副本者，则雇书手给资抄写，前后历两三年，所写不下数十万字，随写随校，则发见其中遗漏之处不可胜数，尤以函电为甚。盖奏折经当时幕府中人命书吏謄出一分，随手编次，所缺尚少；电报则当时视为秘密之件，多不发抄；书函则文襄手书者，并不留稿。若文襄早岁官京朝督学政时，则所上奏折，所发文牍，直无一件存留。而此等文字，在全集中不能一字不载，于是采访之劳，视排比已有之稿为尤难矣。

由此不仅可知许同莘整理张之洞存稿的地点、工作方式，还可以归纳几个基本的整理原则：

（1）按照形成时间先后，排比文件，去除重复和无意义的“照例之件”。

（2）凡有原稿，而无录副者，皆雇人抄写，其中尤以“电报”、“书函”两类数量最多。关于电报的情况，详见后述，即“所缺尤多”的书札而言，就有宝熙、吴士鉴、许宝蘅、阎迺竹（阎敬铭子）、张志潜（张佩纶子）等人“先后录副见示”。此处涉及问题很多，例如近刊《张佩纶家藏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便是信札中独独少见与张之洞之间的往来书信，衡诸常理，绝不至此，而许同莘当初编谱之际，反而从丰润张家辑录若干张之洞来函，为“南皮集外书札”，以广流布。（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3）有事可考，但无奏折、文牍保存者，必尽力采访，以求完整。张之洞向长于奏议，撰作颇夥，然“京朝奏议，向无存稿”，也就是说早年京官时期成了一块例外的空白，许同莘针对“遗箧无存稿者，就史馆月折、总署档案、邸钞官报，检抄增补……其数衔会奏，而确知非公主稿者，虽结衔在前，仍不编入，意在征实”。（许同莘《〈张文襄公奏稿〉例言》）至于其他阶段，尚有若干先期归档、可资依赖的底本，如“督粤时，奏议公牍，原本为赵竹君大令（凤昌）所编；督楚者，则望圮先生（张曾畴）所编为多，其后开局京师，先生在湖广幕府续有抄补”，许同莘的工作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访查，尽力增补。以公牍为例，机要文牍原钞本尚多遗漏，“始开局时，从山西抚署补钞，衡甫中丞（丁宝铨）委四员主其事，……太守张望屹先生（张曾畴）居幕府最久，督楚公牍，皆所手订，其后复为补录。督江公牍，旧钞只十余通，樊山方伯（樊增祥）任宁藩时，同莘托向督署检钞。”（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张文襄公公牍稿〉例言》）

秋岳（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1期，1936年

许同莱也记录了乃兄在京中多年奔走，多方访史的努力情景：“北都为文献渊薮，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具存，中外交涉之案，则外交部所藏之总理衙门、外务部档册具存。若当时发抄之奏折，世称邸钞者，则有《谕折汇存》《阁钞汇编》之属，琉璃厂书肆，往往可见。余兄于档案则亲往检查，属人抄写，或托管理之人代为检查。其散在书肆者，每以星期日乘小车赴各处物色，薄暮归来，则怀挟累累，家人非笑之，全不介意，如是者六七年。常于无意中得极可宝贵之资料，所收书籍，亦以是时为多，固一生乐事也。”

据许同莘自己回忆，“同莘生晚，从文襄之日少，文襄既殁，辑遗书，始得遍观所为文字”，此与前引“发箧而尽读之”一语意同；又说“不见于文字者，惟当日与文襄上下议论及朝夕于左右者知之”，则现有文字以外的“采访”，除了从“枢垣史馆、京曹省署”各处借阅誊录，在“私家记录、坊刻丛残”中搜查线索，还包括向“并时人物”直接叩问请教，主要对象有张之洞族裔及朋僚故吏如陈宝琛、梁鼎芬、赵凤昌、汪凤瀛、樊增祥等人。末一种途径最体现许同莘作为编者的特长，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全集》、《年谱》的编纂大致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体例商榷、材料去取、文字审订，提供内行人的意见。许同莱即言：“编书之事，初患资料之少，继患资料之多，多则去取之间，折衷至当，良非易事。余兄于此，极费苦心，编成以后，送老辈阅看，叩其意见如何，所就正者非一人，亦非一事，即此一端，可见其非贸然从事也。”二是有助于史料的扩充，尤其是《年谱》内容，多有“得之口述者”。许同莘交代说：“（年谱）以蒐採綦难，屡作屡辍。及脱稿，则公夙昔交游与夫门生故吏，已多物化，犹幸弢庵陈公（陈宝琛）、竹君赵先生（赵凤昌）皆享有大年，得以就正。陈公并审定义例，阅定前三卷文字。赵先生多所指示而不欲著姓名。其诗文纪事，则得之云门樊先生（樊增祥）为多。早岁及晚年事实，则得之公子仁侃、公孙厚琬、从子枢、族孙宗芳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