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无师问鬼神：民初国语运动中吴稚晖扶乩问音韵考

1917年，主持“读音统一会”数年的吴稚晖，去上海灵学会下设之盛德坛参与扶乩，问音韵问题，得到陆德明、江永、李登的三篇论音韵乩文。此三文在上海灵学会的机关刊物《灵学丛志》上发表之后，一时引起巨大社会的反响，灵学会认为此事为该会所做诸事中“惑人之力最大”者。鉴于吴稚晖的名气很大，社会和政治地位亦高，灵学会极希望通过此事扩大灵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吴稚晖参与此事，最初可能是出于好奇，在扶乩过程中，虽对扶乩有所质疑，但也未尝没有惊讶与叹服的态度，如他认为乩文“决非扶乩者所伪托，大约别有一物为祟”。但此事未经其允可而被公之于众之后，吴稚晖异常恼怒，公开极力重申自己一贯提倡科学、反对鬼神之立场，与扶乩活动完全划清界限。鉴于此事的社会影响很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当时提倡科学最力的杂志《新青年》遂刊发数篇“辟灵学”的文章，对此事加以批驳，其中尤以陈大齐、钱玄同的文章为代表。扶乩问音韵事件，对于一直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吴稚晖而言，或只是一段小插曲，但这一事件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科学与灵学论争的标志性事件，也开启了后来科玄论战之先声。

本文转载自《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原文注释从略。

一、小引

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学者，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在确立科学权威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批判鬼神迷信，“辟灵学”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先后参与到这一论辩中的学者有陈大齐、刘半农、钱玄同、陈独秀、易白沙、刘叔雅、王星拱等人。此处所“辟”之对象，主要指的是上海灵学会所宣扬的“灵学”。上海灵学会在1917年成立，是在西方灵学研究（psychical research）的影响下成立的研究机构，该会出版会刊《灵学丛志》。上海灵学会所设的盛德坛，是以扶乩活动为主的一个乩坛。盛德坛的扶乩活动，最有名的大概是徐班侯灵魂照相和吴稚晖参与的扶乩问音韵事件了。徐班侯灵魂照相事件，是因传统扶乩与现代新技术的结合而倍受社会关注，而扶乩问音韵学事件则是因为主角是著名人物吴稚晖而轰动一时。

陈大齐在《辟“灵学”》中提到，在上海灵学会之盛德坛，

某日“圣贤仙佛”临坛时，各有题诗，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讲音韵，能知Esperanto（世界语）之发音，此真荒谬离奇之尤者也。答吴稚晖先生音韵三篇，该会中人自谓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者。

上海灵学会及盛德坛进行过无数次的扶乩活动，而独称问音韵事件为“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者”，可见这一事件在当时之影响。钱玄同在后来批驳灵学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一事件是盛德坛诸活动中“最别致”者：

近来看见上海《时报》上登有广告说，有《灵学丛志》出版。此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做什么“盛德坛”的机关报。其中所列的题目，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最别致的，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韵之学，竟有陆德明、江永、李登三人降坛，大谈其音韵。我看了这广告，觉得实在奇怪得很，因此花了三角大洋，买他一本来看，究竟是怎样一回怪事。

扶乩问音韵事件，因借助了吴稚晖的名气，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灵学会希望以此来提升灵学研究的社会认可度，而科学派的学者却意识到这一事件对于传播科学十分不利，遂发起“辟灵学”运动对灵学进行批驳。

二、吴稚晖问音韵始末

1917年10月15日，吴稚晖向盛德坛问询有关音韵学的问题，当晚陆德明降乩，进行回复。吴稚晖缘何会向乩坛问音韵问题，这要从他参与读音统一会开始说起。

吴稚晖与读音统一会

民国初造，要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语言的统一是件很重要的事，虽然此前已经有统一语音、文字的尝试，但尚未形成官方性的政策。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甫一迁京，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即于七月召集教育会议，八月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十二月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吴稚晖被聘为读音统一会主任。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2月15日正式召开，该会目标是确定法定国音，核定音素，采定注音字母。对于方言系统复杂的中国来说，这是颇为复杂的任务。正因为所涉及问题复杂，意见多有分歧，进展并不顺利，从读音统一会成立之初有关地域代表择选问题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后来渐至于出现因意见分歧而争执、吵架竟至于打架、代表退席等事件。无奈之中，吴稚晖也选择了辞职。交代这一背景是在说明，此事因是初创，难度极大，吴稚晖尽管殚精竭虑，但遭遇的困难还是极大的。外界对于国音统一问题极为关注，这也给吴稚晖增添了不少的压力。

在读音统一会之后，吴稚晖也一直在参与国语运动的工作。面对许多困难，他的压力是巨大的。如蔡元培在1918年1月14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曾催促他说：

教育部中甚希望大著《切音字典》早日完毕，因国语研究会现正积集[极]进行，欲借此以记住国语。而陈颂平即主任此事者，故颂平曾函询于先生，闻先生复函，颇责其迫促，渠甚惶恐，又嘱弟从旁一询，未知此字典究竟何时可成？

这说明吴稚晖的工作一直在继续，而且压力未曾稍减。《灵学丛志》分析吴稚晖参与扶乩之事的原因，也谈到这一点：

吴君为读音统一会编著简字，于立母定韵煞费苦心，搜集古今韵书，研求思索，数载于兹。今所叩问，盖系求诸现存书籍中而不可得其征实者也，今命陆氏答之。

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吴稚晖数年来投入到读音统一运动之中，殚精竭虑，但遇到重重困难，外在的压力很大，学理上的困难也所在多有。在内忧外困，遭遇极大精神压力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人间无师问鬼神，去参与扶乩，也算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说，他根本不相信扶乩，但出于好奇，就自己所关切的事问一下，看看“鬼神”如何作答，纯属作为一种消遣，也是合理的解释。

第一次：陆德明降乩

1917年10月15日晚，盛德坛开坛，由陆德明降乩回答吴稚晖所提的问题。当晚，吴稚晖并未到乩坛，他所提之问题，是由陈仲英提前带到盛德坛的。吴稚晖的问题是：

周顒沈约未分四声以前，韵集之宫商角徵羽，如何分配？崔光五韵诗，如何押韵？请西晋吕静或南齐周顒，必皆可得。或请前贤通韵学者宣示。

陆德明降乩后所宣示的乩文如下：

四声之说，古来无之，起于六朝，后之骚墨，奉为圭臬。原天地之籁，本具自然，发于喉者谓之宫，发于齶者谓之角音，发于舌者谓之徵音，发于齿者谓之商音，发于唇者谓之羽音。然古来传者各异，其说或不尽同。沈氏初创，当时天子尚疑之，不见信用，犹存古法。周汉时之长言、短言，轻读、重读，即四声之起原也。后世浸淫其说，变本加厉，而古意以亡。司马九宫反钮，神珙三十六母，更属支离。幸陈第、顾炎武、戴震、段玉裁、朱骏声辈，维持古韵，不致失坠。然诸书中广韵集韵，尚觉近古，分类亦详，无后世等韵之穿凿，而开合收送，广狭洪细，等次俨然，犹古音之几希矣。

陆德明之乩文，是在16日翌晨送给吴稚晖的。吴对于乩文虽表示“心服”，但“惟于彼所疑问之主要，尚未能满意”。钱玄同也指出了此篇乩文是答非所问，特别是后半部分：

更是“七支八搭”，胡说一阵子昏话。吴稚晖先生问的是“吕静韵集之‘宫商角徵羽’如何分配”，与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更和明清以来的古音韵学家有什么相干？况且清朝的古音学家，有大发明的像江永、孔广森、王念孙诸人，都不叙，忽然拉近一个碌碌因人的朱骏声，这也可笑得狠。这种“缠夹二先生”，真是“少有少见”。

既是答非所问，吴稚晖还是希望能请到吕静、周顒，“并欲知崔氏五韵诗之押韵法也”。但欲请之人，并非一定会请到：

吕周二人之灵魂是否至今存在，崔氏之著作是否为有价值而能至今保存于灵魂界者，此皆当然之问题，非可漫然致疑者也。

这是灵学会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死去之人的灵魂存在时间之长短，与此人生前的成就和道德直接相关。如丁福保在那篇“扶持‘灵学’最为有功”、“可谓‘灵学’之精义”的文章《我理想中之鬼说》中谈到：

人之功德学问，其浅深至不一矣，及死后或上升碧落或下入黄泉，悉视其生前功德学问之深浅而定其位置，无丝毫徼幸于其间也。人有最高之功德学问者，其灵魂如百炼精钢，其鬼亦有伟大之体力。卑视尘世，无一当其意者。所以不入轮回，虽经历数千年，而灵爽常在也。

盛德坛这样的提醒，是提醒说并非所有的死去之鬼魂都能降乩，是否降乩要看其生前成就如何，灵魂是否因此得以存在至今。若按照无神论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乩坛争取主动权的一种说辞，即乩坛能决定何者能降乩，如此一来，也能掌握着扶乩结果的解释权了。

第二次：江永降乩

10月16日晚，江永临坛，宣示颇为详尽。而且还把吴稚晖现场口头所谈之问题答出，令“吴君神色顿现信仰之状态”。

江永之乩文较之陆德明之乩文篇幅较长，所涉及的问题也多，如论音之清浊：“吕律相成，而万音以生。音本人之性情，以表其意，而宣其蕴。其清者为阳，发而舒；其浊者为阴，敛而郁。”又如论音、韵之不同，“盖古人之音，本于自然；后人之韵，起于人为。”似为一些音韵知识之杂糅，而无特出之观点。

钱玄同评论此文时说，“江永的音韵篇，满纸胡言乱话，完全在那边说梦话。”详细列举数条荒谬文字，“略懂音韵之学的人看了，必为之皱眉摇头也”。

当晚在录毕全文后，乩书云：“前录恐多讹字，试一读之。”于是：

时俞君即圈句一过，再读一遍。将疑处摘录别纸，复习扶乩逐条随答，误者正之，其不误者即解释之。

或许是修改解释花费不少时间，在当晚扶乩结束撤坛时，“司诰司谕示：以后每至八时三刻，即当撤坛，非有特别缘因，不得过限。”

第三次：李登降乩

10月17日，乩坛之“值坛使者”宣示：

主坛圣谕，音韵之起自皇唐，渺兮穆兮，深邃奥微，当其娴玩，惟淑之是谟。惟念尔好兹念兹，爰命李氏降坛，续宣音韵篇三，以资考研。倘能虔诚以求，尔必能成乃事，遂乃志。

盛德坛的“主坛”为孟子，“李氏”，为李登。乩坛常有此类的“预告”，虽然乩坛之“卫使者述李氏明后当到”，“众弟子书一纸，问陆氏、江氏、李氏之名。”乩书云：“唐陆德明，清江永，唐李登，治五方元音字母，以为是，则共录之，以自勉勗，以资征验。”

10月21日晚，吴稚晖来到乩坛，“欲叩请李氏宣示音韵篇三”，当时吕祖（吕洞宾）正在临坛，众人认为李氏当日未必即到，但马上乩书云李氏已到。

不论是预告还是乩文，都提到李登是唐代人，但这是个常识性的错误。李登是曹魏时人，怪不得钱玄同讽刺说，“想来这是另外一个李登，不是那做《声类》的李登。”

《李氏音韵篇》中，争议最多的是其中竟然有外文字母，如钱玄同开列盛德坛的几大滑稽“帐”，其中一条就是：“有一个讲音韵的李登，会写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乩书中竟然还提到了世界新语、英法德奥（美附于英）、日韩满蒙回藏、希斐尼基古文、暹罗、天方、阿剌伯、阿第安、苏门答拉、爪哇等文。

在《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二期的《记载》栏中，杂志特加按语加以解释，称外文字母音表是请一位外国乩仙“侯氏”所造，而非李登所作：

“旋宫之义明矣”句下，有旁注云：“报侯士到司译通翻”八字。知已[以]下音表所列各国字母，当系侯氏所作，而经司译通翻者，编第一期时，偶不经意认为李氏本篇内之文字。今重加推究，知侯氏造列音表，其余说明等文，或系司译自述其意。或特奉主坛之谕如此云云，当非李氏所作也。

此处“侯氏”，乃是一欧洲人，10月22日乩书云：“昨日侯士归国后，道及此处设坛扶鸾，研究学术，当蒙法哲允来一游。”可见，所言“侯士”是外国人。乩坛还特别声明，乩坛并无懂西文者：“在坛职员中无娴西文者，时适有某报记者在坛参观，代录数字，亦不能成句。”近现代的乩坛，较之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特点，便是出现了许多外来的乩仙。苏格拉底、托尔斯泰等人，经常出现在中国的乩坛中，如一次乩仙临坛，人问其名，答曰：“《几何原本》作者是也”。十分有趣！

三、扶乩前后吴稚晖态度之变化

首次参与扶乩时

吴稚晖虽是科学主义的支持者，但盛德坛开坛之后，他曾多次参与，在1917年9月到10月间，他至少三次参与扶乩，分别是9月17日、10月16日、21日。

9月17日，俞复、丁芸轩二人扶乩，请已死去十年的友人杜孟兼临坛，杜生前住在鸿兴坊，死后停柩于上海锡金公所。吴稚晖或是第一次参与，俞复也或是为了提高吴稚晖的兴趣，在请问之时专门向杜孟兼问道：

君习英文，能写英文句与老友吴君面谈否？

十分有趣的是，俞复请问之后，“乩书‘余’字，下接西字母，不甚能辨识。”以西文应对，算是对俞复的回应。

杜孟兼降坛之后，玉英真人、玉鼎真人先后降坛。玉鼎真人乩书曰：

人间万事皆非真，吾存吾性保令名；与世无尤物无竞，有为有守独行吟。

“独行吟”三字三易而成，看到此，吴稚晖或觉得鬼神作诗亦有踌躇之态，故“在旁匿笑”。在乩坛窃笑，是不敬重鬼神的表现，是为乩坛最为忌讳之行为，乩仙常常就此教训众人之心中不虔诚。吴稚晖的匿笑，惹来玉鼎真人的回应：

吾诗本随意凑成，以试扶手，且多扶不出。只可将就，不值大雅一笑也。俟扶手纯熟，或普鹃来沪，当有文字候教，吾去。

此中所提“普鹃”，指的是盛德坛的主要创办人杨光熙之子杨瑞麟。杨因事返无锡，因扶手生疏，不能尽兴表达，而导致“诸仙失去”再加上有参与者内心不诚，就更让乩仙不悦。

刘半农曾对这一细节评说道：

真人何其如此虚心，又何其如此老脸！想亦“扶手太生”，临场恍惚，致将拟就之词句忘却，再三修改，始能勉强“凑成”耳！

乩坛对于内心不诚、或故意捣乱的参与者十分在意，许多时候乩仙未能如预期降乩，往往归于有不诚心的参与者。乩仙的体系中，还有专门负责纪律的机构“秉钺部司律司”，经常谕示提醒：“凡叩问参观，均宜恪守坛规，不得心存诽讪。”所以，玉鼎真人离去之后，土地临坛，乩书云：

往往神临为喧声所扰，扶手又生，致不成文句。以后务宜静肃，并不可以立于案之两头。今日玉英真人即因此不能续行宣示，只得去也。

从吴稚晖第一次参与扶乩之事可看出，他对鬼神临坛之事或不太相信，至少没有抱有十分虔诚、崇信的态度。

三次问音韵时

但在第一次问音韵问题之后，吴稚晖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10月15日陆德明临坛，吴稚晖并不在场，次日吴稚晖到坛，“谓乩上能出此种文字，实已对之心服。”10月16日是江永临坛，吴稚晖全程参与：

是日吴君在坛候示，至终篇后方去。乩书至宫隆居闾时，吴君神色顿现信仰之状态，盖其问题中并未及此，全系答其口也。

吴稚晖在江永临坛之前，与众人交流一些问题，“龂龂告人”，而这些问题并未写入他向乩仙请问的问题之中。但扶乩中却出现了对于他口头所言问题的答复，“盖其龂龂所辨者，神听已及之矣”，遂引起了吴稚晖的惊异和信仰。

尽管这些按语多出于俞复之手，而俞复对于扶乩崇信颇深，故文字或多有渲染之词。但是吴稚晖的态度有所变化，大体还是可信的。

问音韵事公之于众后

但扶乩之事后不久，吴稚晖给俞复写信，其中曰：

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其预兆乎？弟甘心常随畜道以入轮回，不忍见科学不昌，使我家土壁虫张目。

尽管提倡科学是吴稚晖一贯的态度，但对于扶乩的态度缘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变化，还是很令人疑惑的。

吴稚晖参与扶乩，并问音韵之事，很快就在社会上传播起来。蔡元培1918年1月14日给吴稚晖的信中，专门问及此事：

康心孚见告：上海有一乩坛，曾为先生请得江艮庭先生（或是江慎修先生之误）之魂剖解许多音韵上疑义，先生已深信之，而康心孚之弟又曾在坛中与其父交谈，均确否？

蔡元培还在信末叮嘱“请便中详示为幸”，可见对此事之关切。《灵学丛志》第一期也是在1918年1月出版的，蔡元培此时应该尚未见到刊物。

据钱玄同的文章看，吴稚晖应该是回复了蔡元培的信：

我还看见吴先生给蔡孑民先生的信，信中有此音韵三篇陈义敷浅，仅可供场屋中对策之用，与音韵之学相去尚远之说。（此约举其意，非直录吴君原信之语）

信中所说“仅可供场屋中对策之用”，或可用钱玄同同篇文章的一段话来说明：

记得十五年前，我遇见一位“孝廉公”，他说，他乡试时，答过一个“句股”题目。其实他于句股之学从未研究，瞎七搭八，画了几个圆的、三角的图，填上些“甲乙丙丁”的字，又瞎做了几句说明的话，连他自己也看不懂。现在这位江慎修先生的音韵之学，若和那位先生的句股之学相比，一个是十六两，一个便是一斤。

吴稚晖的大意是说，乩文虽貌似在谈论音韵，但却是不懂装懂的胡言乱语，并非是真正的学问。

吴稚晖在蔡元培写信之日的四天后（1918年1月28日）即去蔡元培处，“详示”其事，当时在场者还有钱玄同、李石曾等。钱玄同当日的日记记录了吴稚晖与他们交流了参与扶乩的事，此则日记对于理解吴稚晖对扶乩的态度，以及吴稚晖在扶乩之事公之于众之前后态度的变化，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信息：

今日在蔡先生处见到吴稚晖先生，他说近来在某乩坛谈音韵之学，忽有李登、陆德明、江永降坛，此事吴先生因与提倡科学甚有阻碍，本欲秘而不宣，无如为信者载诸报章，因此吴先生深为愤恨。吴先生以此扶乩者全不懂音韵之学，因谓此怪物固非李、陆诸古人，然亦决非扶乩者所伪托，大约别有一物为祟。李石曾先生则谓此事在科学上或亦可解，不必委诸渺茫无稽之怪物。

大概的情形是，吴稚晖对于扶乩问音韵之事，虽不尽相信，但还是抱有一些鬼神使然的态度，认为“大约别有一物为祟”。但参与扶乩之事，和他些许有点相信的态度，与他一贯的科学立场是悖离的，他“本欲秘而不宣”，不想为外界所知。但俞复等人却将此事作为宣扬上海灵学会和盛德坛最好的素材，这让吴稚晖“深为愤恨”，非常生气，所以才在给俞复的信中坚决地表述自己的立场：“甘心常随畜道以入轮回，不忍见科学不昌。”

俞复与吴稚晖是旧交，彼此非常熟识，俞复认为吴的态度在消息公开前后发生的转变，并非完全是因为不相信鬼神与扶乩，而是因为碍于科学势力独胜的局面，从于时代风尚而耻言鬼神：

今之学者，耻言鬼神二字。一若言之即自侪于巫覡之伦，为科学家所失笑。

俞复且专门提到，吴稚晖之所以反对扶乩，是因为其某个亲戚能扶乩，但吴稚晖对之颇为厌恶，恶其人，遂恶其行事，因此对扶乩亦无甚好感了：

君有戚某，鄙人也，形状秽恶，人以土壁虫目之，亦能扶乩，逐役于伪道一流。君素恶其人，故并其所为亦轻蔑之。

俞复说，对于有“科学”基础的乩学来说，并不能因为某人某事而失其价值：

乩学不能因君家某而永堕其价格，真理不久霾，得时而大昌，运会之盛，其不远乎？

吴稚晖一生主张科学甚力，对于鬼神之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参与扶乩期间的态度，因为是俞复的转述，与事实当有所出入，即便如其所言，有信服之态，当也是特殊情景下的一种惊异反应而已。但其“别有一物为祟”的说法，因是钱玄同的转述，大概是可信的，这一说法表明，吴稚晖对于鬼神的存在，大概也非是一种决绝的无神论态度。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鬼神信仰的普遍存在，许多知识分子都崇信鬼神之存在，吴稚晖表现出的些微的信仰态度，似乎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科学与灵学、迷信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非无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尤为如此。吴稚晖的态度变化，提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四、科学派之“辟灵学”

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提倡科学最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吴稚晖扶乩问音韵之事公开之后，在社会中影响甚大，这引起了科学派的学者们重视：

对于吴先生此番举动，约有两派议论：一派是头脑清楚的人，说：“怎么吴稚晖也信起扶乩来了！他从前做《新世纪》、《上下古今谈》的思想见识到那[哪]里去了？”一派是昏头昏脑的人，说：“你看！吴稚晖都相信扶乩了，可见鬼神之事是的确有的，是应该相信的。”前一派的议论，不过损吴先生个人的价值，后一派的议论，为害于青年前途者甚大；本志以诱导青年为唯一之天职，不可不有所矫正。

作为吴稚晖的好友，且为《新青年》的主将，颇知内情的钱玄同在批驳乩文的同时，也为吴稚晖进行开脱：

惟吴稚晖先生实为极端提倡科学，排斥邪说之人，这回因为被朋友所拉动了一点好奇心，遂致那个什么“盛德坛”上发现这三篇讲音韵的怪文章。

真正对扶乩问音韵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的是陈大齐。

《新青年》中对于灵学批判最有力量的文章是陈大齐的《辟“灵学”》。陈大齐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1917年，陈大齐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在《辟“灵学”》中，陈大齐首先梳理的概念是“有意作伪”与“无意作伪”。扶乩无疑是一种“作伪”，只是有“有意”和“无意”之别。有意作伪者是“奸民”，无意作伪者是“愚民”。对于有意作伪，在学术上并无讨论的必要，只能依靠揭露其作伪行为，并请执法部门来处置。而无意作伪，是该文论说的重点。

陈大齐主要利用的是弗洛伊德学派的下意识理论来解释扶乩。在他看来，无意作伪“在现今心理学视之纯属扶者之变态心理现象，精神病者优为之，固不待‘圣贤仙佛’之降临也。”对于一些无意作伪的扶者来说，情况或许真的是手并未主动发出动作，而乩能自动（automatic action），而其实乃是“扶者之无意识的筋肉动作耳”。陈大齐举出西方与扶乩类似的活动Planchette，经过实验，这种自动书写活动是源于扶者之无意识运动，绝非圣贤仙佛之力所致。在《辟“灵学”》和《心灵现象论》的著述中，陈大齐举出许多例子加以说明这种下意识行为。

信奉灵学的人或认为，扶乩所得之文，往往超出了扶者之能力，非扶者所能作，尤其是答吴稚晖音韵三文，“扶者毫无小学知识，即欲伪造，亦断无伪造之实力耳。扶者意识之我尚不能作，乃谓扶者下意识之我为之。试问扶者下意识之我何由能作此文耶？”。灵学派的观点是，若谓扶者作伪，前提是扶者能有此作伪之能力，但实际上扶者并无相关知识，下意识能作文，也是需要意识之中有相关知识的，若全无一点知识，则下意识也难以作出文章来。如此一来，扶乩则只能是“圣贤仙佛”之作用于扶者之手。这一论点颇能受到普通人的认可，对于维护灵学派的主张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陈大齐说：

此种见解实为创造“灵学”之大护符，而亦常人不敢绝对排斥“灵学”之一大原因。

但陈大齐根据心理学理论指出，意识不能为之事，下意识未必不能为之：

盖意识之我统领身心，终日营营，以经营切己之事为专职。其有与一身利害不甚密切之事，有时虽映于吾目接于吾耳，吾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者有之，或虽一时闻见而知之，及时过境迁，遗忘净尽，不稍留痕迹者有之。下意识之我则不然。以清闲之身处无事之位，得从容闲暇以观察意识我所视为不切己之事物。故意识之我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下意识之我得见之闻之，或意识之我所既经遗忘不稍留痕迹者，下意识之我得牢记之，且经验当时之情形无丝毫之异。

落实到扶乩问音韵事件上，虽不知扶者是否有小学知识，即使假定扶者没有任何小学知识，也是可以解释为何能扶出音韵学的文章来的：

其扶者有小学智识与否，非吾所敢断言，今假定扶者绝无小学智识，于平常精神状态断不能作此种文字。然安保扶者不尝寓目于音韵之文，意识之我虽忘之，而下意识之我犹忆之耶。人之不解音韵者，平时偶见音韵之文，或以不能尽明之故，或虽能解，以无关于己，便恝然置之。此盖事理之常，故其意识之我毫不解音韵，断不能作音韵之文。然其下意识之我与意识大异，或于意识之我不留意时，尝留意于他人案头音韵之书，或意识之我偶读音韵之文，觉无味而欲舍者，下意识之我以极浓之兴味欢迎之，一字一句深入记忆，遇有表现之机会，便牵合各处所得材料，作成音韵之文，以自惊惊人。

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中，进入到一种“入神”（trance）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巫师的意识处于“轻度或部分的催眠状态”，而“平时所没有意识到的处于潜意识下的思考或知识便被唤醒，有时甚至会刺激出隐藏的知性。”乩手的状态颇类似于此，在入神的状态下，许多潜藏的认知被发散了出来。

就盛德坛来说，乩手的问题十分重要，盛德坛早期最为重要的乩手为杨瑞麟，若换为其他人扶乩，则效果甚差。如《灵学丛刊》关于1917年8月22日晚的记载：

乩自十八日起，均由杨君瑞麟兄弟同扶，今日适有事他适，由杨君宇青俞君仲还试扶久不出字。……少顷，瑞麟到，即与俞君合扶。

俞复后来经常练习，逐渐也成为重要的乩手，如1917年8月25日乩书云：“俞君之手，亦已练熟，可为值坛弟子。”但杨瑞麟还是最为重要的乩手，在他因事离沪返回无锡后，乩坛经常因为乩手的问题而扶不出内容。有一次俞复叩问练习到何时才能成熟，乩书示曰：

众弟子诚心，人人要扶鬼神论，须发起请瑞麟来沪，驻坛教练半月，成文句，方可赴锡。今日实无妙手，真真难扶。望速速飞请瑞麟到此，即日可出文句。

此后多次提到因为扶手太生疏，而鬼神难以畅言。在吴稚晖问音韵时，主要的扶者应是俞复。俞复为光绪二十年之举人，传统学养深厚，对于音韵学这种“小学”，当有一些基础。由他而扶出音韵文章，应当是毫不奇怪的。

吴稚晖或因好奇一时兴起去扶乩请问音韵问题，但此事却被上海灵学会以《灵学丛刊》为平台大肆渲染，借此来提升灵学的影响力。科学派的学者看到此事在社会上影响甚大，遂以《新青年》为平台展开“辟灵学”的批判活动，以此为倡导科学扫清障碍。扶乩问音韵事件遂成为了灵学派和科学派论争的核心。吴稚晖扶乩问音韵事件，对于一直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吴稚晖而言，或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科学与灵学论争的标志性事件。

【作者简介】王宏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近年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美学的起源、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扶乩文化、巫术与中国审美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