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崇敬那些坚持理想的人？

在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中，尹天仇对柳飘飘喊出我养你的时候，实际上喊出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理想。而尹天仇在片中的坚持，则诠释出很多人对于生活理想的理解——对某一项事业的痴迷与坚持努力，直至获得这个领域的最终认可。

正是这种理想，让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带有一丝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嬉笑和辛酸中，让那些自认“怀揣梦想”却又一直感叹“怀才不遇”的人们感动流涕。而这种小人物式的对梦想的执着，甚至成了周星驰电影的母题，一遍一遍的重复着“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当然不只是周星驰一个人在关照这种情绪。在顾长卫的《孔雀》中，我们能够看到更为极端的一种理想主义者的体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五口之家中的姐姐，梦想着当一名伞兵，在无法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降落伞，骑着自行车拉着降落伞去感受那个梦想的瞬间。甚至为了换回被人拿走的降落伞，不惜交出在那个年代更为珍视的“身体”。

除了电影之外，类似的母题和人物形象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呈现着，而无数的人也被这些略有些夸张的理想主义坚持所感动，甚至激励，就如让盖茨比痴迷的对岸的那束绿光。那么这种情绪、这种状态、这种行为，或者说这种被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究竟为什么会成为被人推崇的一种人生状态？

理想主义行为不同于理想本身

在探讨理想主义生活方式之前，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在现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让人动容的理想主义，更多实际上是“理想主义行为”，而与理想无关。

什么意思？就如《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被认可的好的演员，影片也是围绕着他这个动力展开的。但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好演员”这个理想本身，而是他为这个理想受尽屈辱却不断坚持努力的那些行动。

也就是说人们所称道的，并不是理想本身，也不是心怀理想的一种状态，而是在理想和现实的诱惑中——诸如财富、权力、成功、名誉——坚决的站在理想这一端，甚至不惜失去或牺牲一些被社会广泛认可或者珍视的东西。

这就如19世纪伟大的艺术家贝多芬，给世界带来的一种全新的对音乐家浪漫的想象。在他之前，诸如莫扎特和海顿，受到世人尊崇的原因基本来自于他们天才般的创作。而贝多芬被后世想象成穷困潦倒、不修边幅、不被看重、粗鲁无文、面相丑陋的人。

他甚至已经摒弃了这个世界，拒绝了高额报酬的诱惑，为了自己的抱负，为了自己内心的那些幻想，跟世界抗争着，即使上帝跟他开了个玩笑，让作为音乐家的他失去听力，也无法阻止他对他内心理想的向往。这一切，让他收获了许多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作品人的崇拜，人们对于他对理想坚持、对内心尊崇的行为的认可已经超越了他的作品、他的理想本身。

更通俗的例子就如《好声音》节目中，每次对选手的“灵魂”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又为了这个梦想做了什么牺牲。今年大热的《乐队的夏天》，那些为了自己音乐坚持了数十年的老乐手、老乐队往往能收获人们更多的感动和推崇。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说，是人们怎么会对“理想主义行为”的关注大于理想本身，而这个现象，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推崇理想主义行为的本质是一种道德判断

先不忙着去深入这个问题，就如我们要了解鬣狗是什么要先判断他到底属于什么种、什么科，在解决力的相互作用时先要判断这个是物理问题还是艺术问题一样。首先要界定一下推崇理想主义行为究竟是一个什么范畴的问题。

我们在现实中，推崇一件事情，往往有很多原因。推崇一个人行为，可能由于这种行为的稀少，都说物以稀为贵，这种行为具有一种稀有的珍贵价值。那么对理想的不懈坚持稀少么？相信不会比很多犯罪行为少，甚至有可能可以与持有庸碌生活的想法所持平，所以这一定不是由于行为的稀有。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行为我们做不到，别人能做到的话，会获得我们的羡慕。但如果他人做到一个你完全不在意的行为，比如可以用舌头舔到鼻子，依然得不到推崇。这种推崇一定是有一个前提——这种行为可能对我也是有益的，对整体社会有益的，或者说是一种道德模板，是一种值得学习复制，以及在社会中推广的。

由此可见，这种对于理想主义行为的推崇本身不仅仅是一道对与错的是非题，而是一个彻底的道德问题。所谓道德，就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决定自己的生活，以及如何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判断。就像我们把鬣狗归为猫型总科一样，一直以来，道德问题都是在哲学的大范畴内讨论和解释的。

“理所当然”本身的转变

可能有些人会说，这通篇的废话，都是在探讨一个“理所当然”的话题，近百年来，人们都是在推崇“理想主义行为”当中过来的，我们尊重那些为了理想奋斗的人，我们颂扬那些甚至为了理想牺牲自由和生命的人，这些行为不值得推崇的话，我们该推崇什么呢？

人类的历史，可不仅仅是这一百年的时光，如果只拿西方的典籍和思想做参考的话，会发现自柏拉图开始，受崇拜、受敬仰的人都是哲人、专家。这些哲人、专家知道如何去生活；对世间万物理解的更为透彻；他们可以掌握知识并利用知识改造现实；他们是化学家、政治专家、天文学家等等。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崇拜，人们更加推崇那些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推崇那些了解现实并能够作用于现实的人。一个按照我们现在标准而言的理想主义者，在18世纪之前是不会受到敬仰的，最多会被认为有点“可爱”，但也有点“傻”。

可这一切，在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转变。那些现实的，有专业技能的人，逐渐沦为了平庸，而受尊崇的也不是理想本身，而是理想主义的行为。人们推崇那些与生活抗争的人，推崇他们不顾艰难险阻、奋力反驳，甚至都不自问这种行为的结果是胜利还是死亡。听从内心并躬行内在的理想，这种正直、忠诚、自我实现的态度，就是作为一名艺术家、一个英雄、一位哲人甚至一个好人的意义之所在。

理想主义是浪漫主义在现实世界的代言人

人类几千年的现实主义思想，是如何变成当前对于理想主义的推崇的？这还要归功于18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当然这个浪漫并不是说法国人的热烈和意大利人的多情的那个浪漫。而是缘起于印象中颇为刻板的德国人的一种社会思潮。

经历了17世纪法国人路易十四的洗礼以及30年战争带来的创痛的德国，在18世纪饱受政治分裂、经济衰败之苦，大多数德国市民文化水平低下，蒙昧落后。同时德国人对于君主专制的依赖让他们感觉无论是与趾高气昂的法国人相比，还是与自由和骄傲的英国人相比，他们都是世界中一个渺小卑微的公民。

就在法国人追求自由、平等的时候，德国人受制于政治、经济的限制，自由简直是镜花水月。但一贯高傲的德国哲学家，并没有在这种背景下自甘堕落。反而去寻求一种全新的解释。

在传统的观念中，是什么带来的不自由？大多数哲学家认为是来自于现实对于人目标的阻碍。这里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人要有一种目标，或者欲望，比如想要吃什么。第二个要素就是现实对于这种目标的阻碍，比如有人控制你就不让你吃饭，那就剥夺了吃饭的自由。

彼时以法国哲学家为代表的自由派，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在“阻碍”上，既然导致不自由的是阻碍，那就移除它们好了，这也就有了法国大革命。但德国没有这么开放的政治氛围，以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则从不自由的另一个要素去思考问题，既然有东西阻碍了我们的目标，导致了不自由，那么适当的去调整目标，是不是就会形成一种目标与障碍的融洽，从而带来新的自由呢？

所以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走向。一种是向外，破除掉现实的阻碍，获得自由；一种是向内，改变自我的认知，去调和目标与现实，得到自由。而后者的思想，正是浪漫主义的根源。

这种浪漫主义的生活态度，随着时间的流变，产生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中调和人心理的重要分支，那就是对理想主义行为的尊崇。由于浪漫主义强调的是向内去寻找到达自由的方式，就会产生一种结论，结果并不重要，听从内心的召唤，为了心中的那个幻想目标付出努力的过程反而才是弥足珍贵。

就好像我们现代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心脏负责血液的运输，而大脑才是思想产生的根据地一样，我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认为为了理想而奋斗的行为，是一种道德的，值得尊敬的，崇高的行为。但就在几百年前，人们还以为思维源自于那颗不断跳动的心脏，人们也觉得为了理想牺牲生命是一种傻的有点可爱的行为。

经历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诸多英法哲学家们的洗礼，这种认同为理想而献身的观念才逐渐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站住脚。

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困境

从表面上看，理想主义者会遇到一个有趣的困境。就是在得知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经历后，那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会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进而去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坚持梦想，不放弃。而我们听到更多的故事版本就是，他们的家人、朋友，劝说他们放弃这种生活方式，甚至反对他们一味的对理想的坚持而不顾现实的生活。

从深层次来看，理想主义者的困境也在于他们思想观念源头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怀有一种改变世界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主义来自于浪漫主义那种在现实世界受挫后，转向内心去调和自我的状态，理想主义只是浪漫主义包装出来对无法改变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自说自话。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身上，能看到最大的特征就是“拧巴”，一种说不出的拧巴。而那些对理想主义非常推崇，但又不去身体力行的人的特征，就更是“拧巴”。

这种“拧巴理想主义者”，就是每天拿着理想说事，一边扬言着要去改变世界，一边在虚拟游戏里面寻求着现实中不曾获得成就感；一边规划着梦想实现的路径，一边躺在舒适区里睡大觉；一边喝着各种成功学的鸡汤，一边自怨自艾的感慨生不逢时；一边被其他理想主义者感动着，一边恶心着其他现实主义者。

有句话特别适合这些“拧巴理想主义者”挂在嘴上——“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

据说法国社会学家圣西门就是每天让男仆这样叫醒自己“起来吧，伯爵先生——您还有大事要做呢”。

理想是不会叫醒人的，除非在现实中你有个男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