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翟象俊 | 365天中350天在办公室度过

四月，是残忍的月份；不解人间情深的七月，又何尝不是？一而再的别离，让人心碎。今日下午，各界人士、学生来到上海龙华银河厅，送别著名英语教育家、翻译家翟象俊教授。

大厅里滚动播放着先生各阶段的照片，牵起缅怀者们无限哀思。除了道一声“先生安息”，更念想着再做些什么，来消解满腔的哀伤块垒。

忆及在并不遥远的2005年，时逢复旦百年校庆，先生曾接受采访，娓娓谈起他在复旦求学以及编写教材的经历，并对学生的生活、学习提出中肯的建议。今将采访整理稿分享于诸位，以慰哀思。

一、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困难和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教书”本身更为重要

我和复旦结缘是在1957年。其实我的第一志愿并不是复旦，我想考的是俄语专业，因为高中时学的是俄语，对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兴趣。但不巧的是，当年全国高校都不招俄语生，而且上两年的俄语生都转到了别的语言系。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北大法语和第二志愿南大德语都已经满额了。最后凭着第三志愿复旦英语专业才来到了复旦。坦白地说，我当时对复旦了解不多。那时候我们那边的人普遍认为上海是个“大染缸”，是“冒险家的乐园”，所以当初我并不很乐意来上海。

但正是这阴差阳错的机会，才让我从此与复旦结下了不解之缘。来到复旦之后发现，复旦确实是所很好的学校。这里有许多好领导、好老师，陈望道校长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位中文译者，还有苏步青、陈建功等著名教授。当时的老师对我们都很好，没有架子。读研究生时，杨岂深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徐燕谋先生则是陆谷孙的指导老师。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去，接受当面指导。我们两周写一篇作文，写好后就拿给他们改。当然他们不仅教我们知识，在小事情上也非常关心我们。他们也不是一见到我们就给我们讲大道理，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初到复旦时，我的英语水平几乎是零，而其他很多同学已经有一定基础，然后他们就向学校要求分班学习。后来，我们水平不怎么样的同学就从最基本的语言开始学。在最初的８个星期里，每天我们都照着镜子来纠正发音。学习不到一年我们就去工厂劳动了。后来为了迎接建国１０周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各高校都组织运动队集训，因为我乒乓打得不错，中途我就被调回了校乒乓队集训，而且这期间是不可以读书的。整整９个月我都在乒乓队集训。我回到课堂的时候已是1959年4月，要期中考试了，但当时的英语课教的内容都与政治有关，而我都不懂。所以一开始我是想向老师申请不考的，但老师说，就算交白卷也得考，那我就只好交白卷了。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后来我就拼命地学，每天都跑到资料室里苦读，过了一个月我得了3分，期末的时候我又得了4－。就这样我就慢慢地赶上去了。

复旦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求学复旦的这么些年，压力可以说一直都是学习生活中的主旋律。尤其是在考上研究生以后，压力真的很大。按当时的规定，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要取消研究生资格。一学年要读６本厚厚的语言学著作，确实让我有点透不过气来，所以我就不得不努力地学习。

就这样慢慢地熬过来了。现在的大学生压力也很大，情况确实让人担忧。经常会听到有些同学因为压力过大，无法承受而跳楼自杀。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要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教会他们如何面对困难和失败。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教书”本身更为重要，毕竟老师的职责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我在选材的时候就非常重视这一点，我选了一个美国黑人盲歌手史蒂威·旺达的故事。他就能面对种族歧视的压力、失明的压力，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与追求，成了名歌手。我当时选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想让学生从这个事例中领会化压力为动力的道理，汲取战胜困难的力量。

在复旦待的时间长了，对她也就有了感情。复旦有许多好老师、好同学，那时的老师，比如葛传槼、杨岂深、徐燕谋、林同济等教授，他们做学问都很认真，而这点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当时和陆谷孙是同学，当然更是好朋友。我从乒乓球队回来时，作为班长的他就把我接进了他们班，我们也就成了同窗好友。在读研究生二年级时，还是学生的陆谷孙就开始兼教大学的课了。当时杨岂深教授开了《英美报刊选读》课程，准备教大学五年级的本科生。不巧杨先生身体不好，没法教了。由于这是门新课程，内容都是从英美报刊上选来的，而英语的语言变化又相当快，当时许多教授都不敢接，但陆谷孙却敢接过来教。他备课的时候，特地借来原版的《韦氏新世界词典》，把上课时所有自己要讲的话都写下来。第二天上课他就不看讲稿，脱口而出。陆谷孙上课把语言点讲得很透，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很明白，还时常夹有高屋建瓴的评论。所以他上的这门课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而当时陆谷孙还只有23岁。

翟象俊老师与陆谷孙老师合影

“文革”时，陆谷孙受到很大的冲击，被调到了字典组。那时我还在中学任教，我经常到他家看他，每次他都给我看许多卡片，都是在阅读英美杂志的时候做的。以后，他参编《英汉大词典》，编了13年，两千多页的字典，他都一字不漏地审过，一天看十几页，雷打不动。我想他真的能影响一代人。他的成功在于天赋，更主要的还是勤奋。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他就是每件事都很认真做的那种人，后来我能够坚持我的信念跟他也有很大关系。记得那时候我们下乡劳动，一起挑谷子，陆谷孙身子比较瘦弱，而我比较壮，我就想尽量地把担子往后移，可他就是不同意，就跟我急，一定要放在中间。本来我觉得上海人比较娇生惯养，可他就不一样，他不怕苦。很多人没闯过劳动关，他就过了。陆谷孙学习也很刻苦。当时他的笔记就是用英语记的，还坚持每天用英语写日记。那时劳动很辛苦，可他不间断地坚持了下来。

“文革”时，全国动乱，复旦大学是当时的重灾区，外文系则是“重”中之“重”。许多老师、同学都惨遭迫害。对此我真的很痛心，这段历史确实不堪回首。陆谷孙教授也受到了一些冲击。杨必，就是杨绛的妹妹，一个才女，不得不自杀。还有余楠秋夫妇，我亲眼看到他们遭红卫兵批斗。结果他们夫妇不堪受辱，当晚就开煤气自杀了……

二、一场意外，教师变身教材编写者：要编写符合中国特点、富有人文涵养的教材

我从一名教师变成一位教材编写者还是挺意外的事。我1979年从中学回到复旦教书，没想到竟得了牙周炎，动了手术以后，一时没法上课。于是领导就对我说：“你干脆去编教材吧！”就这样我参编了《大学文科英语》，没想到编好后效果还不错。后来1984年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联合策划编写《大学英语》，由于我在编写《大学文科英语》时的成绩还不错，领导就让我再去参与编写。尽管当时我再三推辞，可最终还是接手了。没想到就这么一直编了下来。先后编了《大学英语》、《21世纪大学英语》、《21世纪大学实用英语》。

翟象俊老师主编的《21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

编写教材最重要的是选材，我认为教材要符合中国特点。记得当时编的《大学英语》在刚推出时，许多高校都没有选用，而是选用了一套由英国人编的教材。那套教材科普性很强，讲的都是些热、激光等专业知识，这样一来，老师不容易教，同学也不容易理解。结果后来选用这套教材的高校都转而选用我们编的教材，原因就在于这套教材符合中国学生的特点。

1996年开始，我陆续主编了《21世纪大学英语》、《21世纪大学实用英语》。当时我依然认为教材符合我国的特点是极为重要的，并且要兼收并蓄，集各家于一成。所以我们十分注意选材，材料一定要选得好，能吸引学生，抓住学生的兴奋点。很多同学刚入大学还不懂得该如何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于是我编的第一单元《优等生的秘诀》，就是介绍如何来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再如，我会选一些课文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信守承诺。比如我就选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的作品《洗衣妇》，讲的是一位妇人靠给人家洗衣过活，她洗得很干净，烫得也好，而且几天后总会送回衣服。但有一次，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过去了，衣服都没有送回来，作者以为衣服还不回来了。直到有一天，天上下着大雪，老妇人顶着一包衣服出现了：“前段时间病了，但自己还不能死去，因为衣服还未还。”不久后老妇人就去世了。因为我自己看这篇文章时就很感动，于是把它推荐给了学生，事实上这篇文章对学生震撼很大。

选材的时候，我让别人到香港等地收集材料，他们选回了500多篇，然后我们在这500篇中再进行精心挑选。我希望这套教材既能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又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我还想起有篇文章叫“Unwritten Rules”，讲的是一个男的在餐厅里吃饭，突然喊了一句“该死”骂他的妻子，饭店本该是安静的，他这么一叫，所有人都盯着他看，那男的也意识到了，马上就安静下来。这个例子就说明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不能在饭店里大声说话，但大家都知道在这种公共场合里该怎么做，这就是Unwritten Rules，不成文的规矩。我选这篇文章就是希望通过其中许多具体的事例来说明社会之所以能维持除了法律之外，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如果要是在“文革”中学生能看到这篇文章，也许那时的人也就不会那么疯狂了吧。

三、编教材很辛苦，365天中350天是在办公室度过的

编教材确实很辛苦。坦白地说，我一年365天中有350天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在编《21世纪大学英语》时，压力很大。第一册编好后，学生开始用了，我就要马上开始编第二册，然后又想到第三册，持续不断地下去，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习。辛苦之余，又担心学生用自己的教材能不能学好英语，如果学好了，还算有点安慰；要是没学好，自己就成为误人子弟的罪人了。

复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同学们可以向各个系的老师学习，听各种讲座，交到许多朋友。在学习过程中不要太计较绩点，当然成绩也要好，要把基础打好。但是更重要的，视野要开阔，不要太狭窄，多听一些大师、学者、科学家的报告，利用好复旦的综合资源优势。有时候不要太急功近利，要踏实，把基础打好，哪怕自己这次没得A，没得到优，但听了一次精彩的报告，就可能会对你一生都有影响。文科生要想着怎么做好学问，理科生要想着怎么搞好科研。你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迷惘，但其实只要作好准备，学有专长就可以了，因为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定位的。当初我们是服从国家分配，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研究生毕业后，又刚好碰上了“文革”，来不及向复旦报到留下当老师，就去中学教了十几年书，但后来还是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定位。就说陆谷孙吧，“文革”时不让他教书，让他编字典，他编得很好；朱镕基市长让他做翻译，他也做得很好。所以说，打好基础，做好准备就好了。

一开始并不一定要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大一的时候不需要对未来做过多的考虑。当然这也不是说就可以随遇而安。总有人追求卓越，但毕竟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宏伟的目标。刘翔只有一个，姚明只有一个，不是说你有2.26m,就能成为姚明第二。生活中想象和现实总是有差别的。我们绝对不能好高骛远，要踏踏实实才行。

四、“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在育人方面我们要注意人文教育

我从山东来到上海生活了已经将近50年了，最想念的是我山东的老家，这不是说一天到晚就想着要回家，主要是对家乡的发展建设很关心。我老家在济南，是个泉城。每次看报纸说到泉水喷涌，我就特别开心。最近听说春耕过度引水灌溉，地下水水位下降了，泉水不能喷涌了，我心里就特别难过。现在我每年都能回去一两次，看到有新的高楼建筑，就很开心；如果看到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两边都是垃圾，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特别关注祖国的变化发展和建设。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83年、1984年，第二次是在1995年、1996年，都是奥运期间。1984年，在美国看奥运电视转播，我们都特别关注，生怕漏过一个细节。许海峰得金牌的那一刻，华人华侨都奔走相告，兴奋地打电话，十分激动。在美国，我们听到人们讲中国不好时，我们就跟他们急。现在中国国力强盛了，华人华侨还有留学生在外都很扬眉吐气。现在很多人在国内听国歌没啥感觉，但一出国门，就会有很大感触。

我们外文学院的口号“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不就是这个意思嘛！这句话是陆谷孙教授提出的，我认为很精辟。同时他还提出了“香蕉人”的概念。我本人就很讨厌那种“外黄内白”的人，我们决不能在学好外语后，就去做那种崇洋媚外的人。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还有１３亿人口，不要忘记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记得《感动中国》这个节目曾播放的一部纪录片：从山区里出来的大学生徐本禹，在去贵州旅游的路上，看到了那里的生活那么穷，那里的孩子好奇、渴求知识的眼神打动了他，他便毅然放弃了考取的研究生，到山里教书去了。这个人的事迹，确实让我很感动，我们不能只为自己一个人读书，只为留学、成为美国公民、到外企赚大钱。当然这个也可以，但决不要忘了祖国。

复旦百年不易啊，解放后，经历了多少“左左右右”的教训，复旦才重新走上了正轨。在育人方面我们要注意人文教育，现在对本科生的培养不错，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育不是太严谨。虽然现在研究生人数增多了，但老师还是要负责，同时学生也要用心，不要被社会上花花绿绿的东西过多地诱惑，比如现在大四就有许多人只忙着找工作、实习，课也不去上。这方面除了学生自身原因外，学校管理上也有不足，这点值得改进。至于对复旦的期望，我想说的是：希望复旦能真正名副其实地做到理论创新，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教书育人，搞好科研，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采访整理：施珵、仰欣欣、陈霏霏）

本文选自《复旦改变人生——近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