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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器物②｜何监书房看古董，李必藏刀与正仓院
正在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因其对大唐的精致还原，在考古和历史领域引起了各种反响，并在博物馆中找到原型。比如，剧中提到的何家村，其所在地是唐朝长安城的兴化坊，何家村唐代窖藏20世纪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常设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剧中人物何监所用鎏金银壶，在陕历博的展签名为“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剧中另一人物李必在靖安司中用的小刀似是木把鞘，带金彩，类似参考可见正仓院藏刀。
何监书房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
据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都会在兴庆宫前举行盛大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且伴随着《倾杯乐》领头的舞马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正所谓：
“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但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成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是妖孽，将舞马鞭打而死。舞马祝寿的瞬间场景被永远定格在这件银壶之上，也成为大唐王朝兴衰的最好见证。
而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用的是皮囊壶的样子/皮囊壶本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常用水器，马背上行旅多用之，储酒水而无磕碎之忧虑。中原巧借其形，用不同的材质来模拟皮囊当作酒水器皿，颇巧妙。
河北故城县出土的晚唐邢窑白瓷凤首皮囊壶即此类精品：
如果细看何监书房，其中骨董陈设令人目不暇接。从左边书架起看，首先是一只白瓷双龙瓶，乃隋唐流行款式，是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受胡瓶影响下烧制的器物。
原型如故宫博物馆藏唐代巩县窑白釉双龙瓶，造型饱满、浑厚。龙首双提梁衔瓶口，犹汲瓶中水，十分有趣。
西安隋代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双联瓶也是此类制式，但腹用双联瓶，共用一颈口，十分罕见。天津博物馆藏一件隋代巩县窑同款双联瓶，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並”，说明这类瓶在隋代或可称为“传瓶”。
除瓷制瓶以外，唐代尚有铜双龙瓶，如保利艺术博物馆藏一例。
另有清代摹古品亦精巧细腻。见2017年香港佳士得春拍的雍正粉青釉贴花双龙盘口尊（LOT：2888） ，线条更纤细柔美，釉色青翠莹润，是雍正御窑单色釉产品中的巅峰之作。最终以近1.25亿人民币成交，可见这类造型器物从隋唐至今，皆受追捧。
细看何监书房陈设，其中铜器、赏石也值得探究：
窗沿的铜器，左边是缩小版的国宝铜器莲鹤方壶。原型北京故宫与河南博物院各藏一件，系新郑李家楼村春秋郑国墓地出土。
中置赏石并配紫檀器座。唐代赏石已开风气，文人赏石、咏石已十分普遍，如《邵氏闻见后录》记：
“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归仁园，乃僧孺故宅，埋石数冢，尚未发，平泉在凿龙之右，其地仅可辨，求德裕所记花木，则易以禾黍矣。”
可见其二者赏石以园林观赏为主。又如白居易《太湖石记》云：
“撮要而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其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
所谓仁者乐山，知唐人赏石，是以小见大，意在“望山”。而园林中叠石成林，重在山势，也不过是以“赏石”代替“游山”，如望野博物馆藏唐三彩山子，山形石势尤为明显。而像何监在室内布置赏石者，正如唐人姚合《买太湖石》诗末尾所言：
“置之书房前，晓雾常纷罗。碧光入四邻，墙壁难蔽遮。客来谓我宅，忽若岩之阿。”
而剧照窗沿上右青铜瓶双兽耳器不知所据。最右的博山熏炉则是汉代制式。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兴平出土的西汉“金黄涂竹节熏炉”是这类博山炉中最精彩者，剧中博山式之熏盖亦与此品相仿。同样的博山熏炉也在靖安司隔壁出现。
隋唐最常见的博山式炉则见于陕西隋代丰宁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巩县窑绿釉莲瓣蟠龙博山炉，其同款在北京故宫藏品与香港佳士得1996年秋季拍卖静观堂旧藏中亦有见到。
除绿釉外，尚有奈良大和文华馆藏白瓷制品一例。
看来贺监喜好收藏古物，爱以骨董为实用器。接着看盆，左边方盆并不是唐人制式。右边的三足火盆，可以参考正仓院中仓藏的白石火舍。
弦纹白石盆身，极耐炭火，内中似仍留残灰。下配五铜狮足，并有方便提携的绞丝连环。笔者曾在唐代壁画中见有仕女备器图，并提携这类火盆，可惜一时想不起是哪处壁画，还望高手指点。
李必与靖安司
在靖安司中，李必用的小刀似是木把鞘，带金彩，类似参考可见正仓院中仓藏的刀子。
左用犀角把，沉香银绘鞘，右用紫檀螺钿把，犀角鞘。俱装金银，佩彩绳，奢华至极。
正仓院藏有多合刀子，比李必款功能更甚。
正仓院的三合鞘御刀子，以一鞘而贮三刀，柄把材质、尺寸皆不同，精巧可爱。更夸张者如正仓院北仓藏的十合鞘御刀子，乃一鞘中贮十件，小刀六把并有错、铇、钻三事，计为十合，如当今之瑞士军刀。
但靖安司案上摆放粉盒却是宋元常见的弧形圆盒造型，唐代釉粉盒则造型更扁，多折角（如北京故宫藏唐代越窑青釉粉盒及东京富士美术馆藏唐三彩圆盒），到南宋以后才圆弧者居多。
再看宋代样式，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定窑萱草纹粉盒与山西博物院藏介休窑白瓷盒，造型上更为饱满。
而福建茶圆山南宋墓出土的剑首纹银圆盒与大英博物馆藏福建窑口青白瓷粉盒则是宋元以后常见的弧圆盒。
画面左边出现的朝天耳大香炉，其原型来自商周以来的青铜甗。最著名者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甗王”，双耳四兽足，是目前所见体量最大的一件，上甑下鬲，中设孔片，蒸炊用具。不过彼时四方造型尚不明显。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荣子旅方甗则是西周早期非常罕见的分体方甗，下部鬲用的双耳为后期香炉倒U形朝天耳所沿用。如剧中上图出现的双耳大方炉，上部的“甑”大幅度缩水，朝天耳夸张，在宋代以后较为多见。
檀棋住所
檀棋住所，镜架上的有柄镜子在唐代中原地区并不常见，或许符合檀棋胡人血统的设定。
而案上的粗胎提梁壶则是明晚期以后的常见造型，如北京故宫藏隆庆青花团龙提梁壶，是明晚期官窑的代表性作品。
提梁亦高挑的茶壶又如南京市博物馆藏嘉靖十二年墓出土紫砂壶，三曲花式提梁，合手也更添新意。
剧中几处细节也值得关注：
剧中所谓的“李花”玉佩，风格形制偏宋代以后，可参考国家博物馆藏金代萱草纹玉佩。
剧中玉的透雕花饰下相交缠绕的枝叶也可以参考北京房山出土的金代折枝花形玉佩一例，非常精美。
郭将军用的玻璃罩烛灯，看着眼熟，检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瓶，果然是这款贴塑纹样，只不过剧中将瓶身平切底并截口，倒置来使用。这个借用是最绝的，相信一般人很难发现。
玻璃器上贴塑圆、星装饰的手法流行在西亚地区，造型上或借鉴萨珊的金属瓶等器皿，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瓷器造型。是唐代的高级进口器皿。
再看镜子，虽然仅见镜面不见带有装饰的镜背，其葵口造型尚可参考国家博物馆藏葵口羽人花鸟纹金银平脱铜镜，是唐代最为奢侈的特种工艺镜之一。
景教
最后，谈谈剧中出现的景教问题。众所周知，在唐代，发源于西亚基督教异端的聂斯脱里派已传入中国，虽然它成立时间只比唐朝早一百二十年，但其诞生肇始便开始向中亚等地扩展，并且已十分活跃。不过，其在中国传教的实际情况仍有许多谜题尚未解开。
例如剧中所言景教的寺庙遍布长安有“十几所”之多，可能并不符合史实。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所司即于亰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贞观十二年（638）始有官方在义宁坊建立景教寺院，受到认可的景教僧侣也仅只有21人而已，再无其它可依据的建寺线索。而对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模糊的描述：
“而扵诸州各置㬌寺，仍崇阿罗夲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冨元休；寺满百城，家殷㬌福。”
众多学者表示怀疑，多数意见都认为是景教徒自我渲染、美化之词。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个不像佛教已有百年基础、摩尼教的回鹘政治背景、祆教的粟特种群优势———势单力薄到仅凭几位虔诚景教徒传教热情的景教能如此短时间内在中原大规模流行。并且，十分明显的是，对于当时的中原一般民众甚至无法区别他们与其他西域信仰之区别，往往直呼其为“波斯寺”。直到天宝四年（745），才有官方颁布为之正名：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亦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可是民间似乎并不买账，仍用波斯胡寺记述之。如唐韦述《两京新记》：
“十字街東之北，波斯胡寺，次南曰居德坊”
宋敏求《长安志》：
“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所立）”
后世仍多沿用波斯胡寺之称呼，景教大秦名号不显。难怪剧中景教僧曾“用力”强调其信仰并非波斯胡寺，而是“大秦景寺”，原来事出有因。
而后画面一转，来到景寺院中。墙上马赛克壁画的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大帝（约483年5月11日－565年11月14日）之形象令我吓一大跳，大概是为了原汁原味的拜占庭气氛？可事实上，正是因为拜占庭帝国召开的宗教大会将聂斯脱里派视为异端并扫地出门，它们才会惨兮兮的搬家到波斯，并大力拓展中亚乃至东亚的根据地。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与其画罗马皇帝马赛克，倒不如挂哈里发的画像来得贴切。
意大利圣维塔教堂中查士丁尼一世大帝马赛克画像
本文剧中为第17至20集，从器物分析大抵可以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比如何监爱古物，檀棋为胡人血统等，且何家村、法门寺之物也一一亮相，虽部分场景中或有并非唐代天宝年间规制之物，但依旧瑕不掩瑜。1至16集器物分析可见“《长安十二时辰》器物①：虽借鉴正仓院等，亦可见穿越之物”
（作者系文物修复师，微博ID：松松發文物资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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