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观丨从“骑竹马”到“老司机”：驾驭的仰视链与辩证法

驾驭，是一项古老的人类行为。和人类的其他诸多行为实践一样，驾驭在其价值体系下也有一条仰视链（或曰反鄙视链）：驾驭行为越成功，就越值得推崇。

然而什么是成功的驾驭呢？是终于驯服了桀骜不驯的坐骑，高效而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在高高在上的主体看来，似乎身下的客体越可控、越驯服，自身的意志越轻松地得到实现，驾驭的行为就越成功。

果真如此吗？

驾驭的仰视链

如果追溯驾驭在童稚时期的初级形态，“骑竹马”应该是一个样本。“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是孩童的游戏。和骑在父亲肩头或后背的“骑大马”类似，孩童通过模仿性的驾驭，想象对这个世界的探索过程。他们无忧无虑，完全不必担心从马上跌落或是坐骑难以驯服的风险，在模拟的情境里纵横驰骋；这既是身体的运动，更是想象力的自由飞驰——这是游戏世界的本质。

更精确一些的驾驭形态，应该是骑马——驾驭真正的马匹或近似生物。骑马、骑驴、骑牛，这是古人日常的交通方式，但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层级意义。唐代诗僧王梵志作有一首无题诗：“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这首诗也有一个俗语化的版本：“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待我回头看，还有挑脚汉。”一条驾驭的鄙视链清晰可见：骑马者高于骑驴者，骑驴者高于挑柴汉。

相较之下，马匹大都遒健有力，行动力强；驴子往往羸弱矮小，行动力弱。因而御马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骑驴者“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牧童骑牛更是缓缓悠悠，而挑柴汉不仅无法高高在上地压迫坐骑、借力而行，反而要被货物所压迫，负重前行。由于这种行动效果的差异，驾驭的鄙视链顺理成章。

近现代以来，驾驭行为提升了一个能级，机械与燃料能源的动力学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交通工具，驾驭的对象不再是仍具不可控性与能量有限性的有机体，而成为能够周而复始、运作不息的机械与机器。自行车通过巧妙的机械原理将有限的身体力量相对轻松地转化为中短程的交通能力；摩托车、电动车以能源动力取代人力，进一步实现远途的行动效果；汽车则以更为精密、复杂的机器系统构筑起普通大众所能抵达的现代驾驭的最高峰，“老司机”也成了现代驾驭技术的终极行家里手。

至此，一条驾驭的仰视链格局初具：从模拟性的童稚形态到古典时期的生物坐骑，再到其现代机械系统，驾驭的动力学成效即行动效果愈益提升。而在驾驭的日常功能性范畴之外，这条仰视链还能继续延伸：首先是赛车、马术、滑板等竞技类驾驭，它们悬置了驾驭的功用，追求驾驭的极致技巧；其次是飞天扫帚、魔杖、魔毯和御风而行等神话与巫术，它们抛开了现实的世界，追求驾驭的终极想象；最后，驾驭一词有着空间广大的引申用法，驾驭的对象与行为不再受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实体坐骑，而成为一种更为广义的主体向客体的“关系投射”，比如驾驭语言、方法或难题。

驾驭的辩证法

谈及驾驭，最直观的联想便是一种单向度的掌控，这一印象也许与驾驭一词所刻画的原初意义相关：人类控制牲畜，为我所用。然而，从“骑竹马”的孩童，到沧桑的“老司机”，这两者之间有多少程度的差异，驾驭行为就有何等程度的思辨空间。

驾驭的力学是主体向客体“居高临下”地施力，其动力学是客体在主体的作用下成为其能力的某种“延伸”，进而实现整体更为显著的行动效果。无论是借助畜力、机械动力、能源动力甚至是魔力，从坐骑的工具属性与驾驭的功能意义上说，驾驭确实是对人类主体的一种能力补充。

此外，驾驭行为对于主体而言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必骑高头大马；而壮志难酬的失意诗人，则感慨“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自行车在特定年代里曾是“三大件”之一，而随着时代发展，摩托车又领潮流之先，成为小康家庭的标志，接着便是小轿车开进都市普通居民的家庭。不同阶段、不同品牌、不同配置的“坐骑”，都是驾驭者差异化身份的符号。这种层级化的象征意义，能够成为驾驭主体存在感、满足感的来源。

在驾驭行为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通过驾驭客体获得延伸性的功能与象征性的意义，但在这看似“居高临下”、扩展膨胀的表象之下，实际上还蕴藏着驾驭主体受到的规训与制约。模拟性的“骑竹马”是驾驭仰视链上的一块“飞地”，从真正的骑马开始，驾驭的主体就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训练实践。骑马当然需要练习，在学会驾驭之前，人与马要沟通，要磨合。烈马更是不易驾驭，而驯服后驭者自有一番成就感，与坐骑也会结成更为紧密的共同体。学会骑马后，所有的“善骑者”都仍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受到驾驭行为的制约。

骑驴、骑牛却相对简单一些，人们无需太多的紧张训练，就可以有“骑驴两脚欲到地，爱酒一樽常在旁”的悠闲。骑马的身体是紧张的，骑驴的身体是松弛的，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无拘无束而不费力的特征，骑驴似乎更受诗人的青睐，更与文人气质相契合，也更适合精神的紧张劳作，因而有了“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的诗文传统。从骑马与骑驴的对比中可以看到，驾驭主体从客体中获得的延伸功能与行动效果，实则与主体所需的训练与所受的约束密不可分。

在驾驭的仰视链上，主体的这种“得”与“失”呈正相关：越是卓有成效的成功驾驭，越需要主体的劳心劳力。和骑马一样，骑自行车也得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面对非生物的机械，驾驭者不是要驯服客体，而是要驯服自身：通过身体的知觉训练去感受、寻找运动中的平衡，这种平衡感将形成“身体记忆”，一旦建立，便不会忘却；骑摩托车、电动车就只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车辆启动等的简单操作技巧。

学骑自行车的“身体训练”似乎是一种只可从练习和摔倒中体会而无法言传的经验，学开车则大不相同。一整套驾驶的规则、技巧条分缕析、自成体系、“蔚然大观”。驾驶者需要接受长时段的体系化训练以及严格的标准化测试方能合格，这不仅仅是身体的练习，更是思维的训导，需要理论的集中记忆与实践中的全神贯注。与身心并用的开车相比，前现代“走马观花”式的驾驭方才彰显出主体的自由。而与其之前的所有驾驭形态相比，要获得更为强劲的行动效能，开车的驾驭主体必须克服更大的难度，适应更加复杂的操作系统，付出更多的练习时间与精力。难怪，“老司机”的娴熟技艺会受到标榜（“老司机”一词作为2016十大网络用语之一，被收录进国家语委编写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7）》，其释义为：在某些方面熟门熟路、资历较老、见识广的人，通常带着惊叹与崇敬之意）；而他们与“骑竹马”的孩童之间的差异，可谓是驾驭的主客体在这番“辩证交战”后留下的“岁月沧桑”。

驾驭的力学体系亦遵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在主体单向度驯服客体的表象之下，是驾驭的主体不得不依据客体特性而进行的自我调适与自我规训，也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某种制约。这是驾驭的辩证法。

驾驭之审思

辨明这一切，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理解驾驭、实践驾驭。驾驭的辩证法告诉人们，要成功地驾驭客体，必须先认知客体，其次是“驾驭”和管理自我，最后才能真正实现对客体的驾驭。 驾驭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只有先“入乎其内”，才能寻求变革力量的内生。这是驾驭的柔术，而非驾驭的格斗；驾驭是一种治理（governance），而非一种控制。

当我们细味驾驭仰视链末端的那些形态，这种具有辩证意义的“治理术”特征会更加显豁，比如驾驭语言。理论家说：“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虽然仅就语言而论，但这一经典论断对于广义的驾驭关系来说亦是切中要义：驾驭的主体并非控制着客体，驾驭是一个体系，主体只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是客体驾驭着主体，而非仅仅是主体驾驭着客体。

认识到驾驭的这种辩证治理术，有助于警惕人类单向度的控制欲膨胀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自私，这也是现代性批判的一贯立场。同时，这种体系性的治理关系还提示我们，驾驭仅仅是整个系统的一种手段，是帮助我们实现目的的津梁；被驾驭的客体以及驾驭行为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地：这是警惕工具理性恶性发展的认知前提。举例而言，在当代社会，我们可以驾驭金钱与金融体系，这是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与居民美好生活的治理术；但金钱与金融泡沫本身不该成为囚禁我们的牢笼。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然而“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逍遥游》），驾驭仰视链上的高级神话形态犹且如此，更何况人类日常的驾驭实践呢？驾驭绝不是一个悍然主体的无限度扩张，主体固然能够极致追求、无限逼近能力的边界，却终究“有所待”、被制约、有所依赖。

在主体练习驾驭、实践驾驭、探求能力边界的过程中，主客体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将被建立，最终有可能呈现富有秩序之美、理想美感的生命情态。这种“优美”与“崇高”、感性美与理性美高度交融的自由境界，在一些竞技类驾驭中时有流露，比如汽车拉力赛中对职业理想与技术极致的追求，分毫不差的转弯，炫酷漂移时的精准弧度……电影《飞驰人生》中说：“怎么战胜对手？那就是找到最晚的刹车点，找到轮胎的摩擦力极限，找到你自我能力的边界，然后把你眼前的每一个弯都过好。这不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从技术到艺术，从驾驭的治理术到驾驭美学的自由境界，炉火纯青，终将通往主体自由，这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驾驭的理想境界里，人们仿佛又能回归到“骑竹马”的原初状态，感受到那种流溢不止的快乐与自足。

这种体验，其实并不遥远。在驾驭的日常谱系中，任何一环都可能孕生寻常的幸福感，比如张爱玲笔下那个“撒把子”骑车的小孩；那撒手的一瞬间，是成功驾驭了新的动态平衡，是微渺人生的“高光时分”：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更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