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张竞生：性与美的盗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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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春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7级本科生

2014年，《性史1926》再版。同年，在北京大学“三宝课”课堂上，姚锦仙老师也提到了这本“性学奇书”。这时距离《性史》因“有伤风化”而被封禁已经过去了88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性史》作者、“性学奇人”张竞生的唏嘘品评从未停止，而他的人生也被一部《性史》分割，前半风流得意，后半仓皇颓唐。

△张竞生

张竞生在北大：始开性学先河

1920年，张竞生从法国留学归来。踏上祖国的土地时，这位三十二岁的哲学博士心中还激荡着法国生活的开放与浪漫，渴望用自己的所学“振奋国人精神，开化国人思想”。但眼前的一切让他诧异：国民性意识极为淡薄，即将结婚的夫妻只能在新婚前夜从窃窃耳语中习得性知识；女子地位低下，活泼开朗、乐于交际的年轻女子被守旧的人称作“浪女”；贫病交加的家庭往往更执着于生育，甚至要通过生孩子、卖孩子的方式维持生活。

正当他觉得自己“可有所为”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在当时混乱污浊的中国社会中，北大似乎成了一片净土：作为新文化运动起源地，北京大学弥漫着浓厚的自由气氛，学术研究很少受到限制。于是张竞生欣然前往，先后在北大主讲逻辑学、风俗学、行为论史等课程。在人才辈出的北大教授中，他与胡适是最年轻的。

△胡适、桑格夫人和张竞生（右）

张竞生在北大的学术活动始终与性学相关。一到北大，他就组织了和节育思想宣传者桑格夫人的会面。1922年，张竞生所在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发行《歌谣》周刊，其征集条例中说：“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民间的色情歌谣也被纳入其研究之列。

在北大工作期间，有一件事让张竞生突然成名。1922年3月，张竞生的留法同学、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丧妻未满一月，就与妻妹陈淑君（当时是北大学生）成婚。听闻此事，陈淑君的旧恋人沈原培不忿，上门找到谭熙鸿二人理论，却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再生一计：在报纸上谎称自己和陈淑君已有婚约，痛斥谭熙鸿枉为人师、陈淑君水性杨花。

虽然后来陈淑君登报解释自己与沈原培并无婚约，但这场恋情却早已闹得满城风雨，人们大多对二人婚姻大加指责，但张竞生不这么想。

4月底，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支持谭、陈二人的婚姻。在文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爱情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在现在看来也很先进的理论自然造成舆论哗然。两个月内，鲁迅、梁启超、许广平等60多人相继参加了这次讨论。虽然大部分人不同意张竞生的观点，但这次事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观的大讨论，也让张竞生在北大名声大噪。

此时，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出版了六大本性心理丛书，让张竞生心生羡慕。在法国留学的岁月里，张竞生习惯了性的解放与自由，反观中国，“性”被牢牢束缚在礼教之下，他有意去触碰这个禁区，以启迪民智，提高中国的婚姻质量。

中国有《性史》

1926年，张竞生在《京报》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面向社会征集与性有关的故事。他在广告中昭告读者：“给我们一个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

广告一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不乏有人蠢蠢欲动，但多数人依然选择观望。张竞生知道，这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于是他动员自己的妻子储松雪，希望她能贡献一篇稿件。储松雪虽然还算思想开放，但写起这些事来也很难为情。禁不住丈夫的软磨硬泡，她用笔名“一舸女士”写下自己的性经历，成为张竞生收集到的第一篇性史。

让张竞生没想到的是，原本以为石沉大海的征稿启事陆续收到了200多份来稿。这让张竞生很高兴：“这说明中国人并没有在性压抑中窒息, 也说明性的话题的确一直被大众关心。”

带着这种兴奋，张竞生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在来稿中选出了七篇，编成了《性史》一书，怀着试探性的心理印了1000本，很快被抢购一空，抢购的盛景前所未有。《民国日报》曾用讥讽的口吻这样描写：“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

《性史》的“尺度”之大在学术文章中前所未有，其中用语的大胆开放也空前绝后。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张竞生针对某一性问题，诸如夫妻如何通过性生活协调双方情感问题、避孕问题、女性性高潮问题等等，所写的通俗而科学的“编后语”。

《性史》取得的成就让张竞生起初颇有几分得意。他将200元大洋稿酬分寄各位作者，自己未取分文，又兴致勃勃地编了《性史》的二、三、四续集。可没等他从得意中恢复，社会上对《性史》的抨击就席卷而来。

《性史》出版仅仅四个月后，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以“诲淫”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查禁这本书，并严格监督自己的学生，但凡抓到者，记大过一次。而后，上海和广州也纷纷封禁《性史》。最后，《性史》被认为是“淫书” ，张竞生被讥为“性博士” “卖春教授”“大淫虫”，一时间，张竞生的名字竟 “臭不可闻”。

即使是思想先进的鲁迅，也认为张竞生这番动作实在是过了火，发表文章讽刺张竞生。这时，能够客观看待他的，只有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说：“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突如其来的指责羞辱让张竞生惊诧而失望。他坚定地认为，《性史》“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科学与艺术的书”。他编录的《性史》，本意是唤醒人们对性自由的追求，却被视为洪水猛兽，大加挞伐，这种状况让他始料未及。张竞生立刻退还了预付的续集稿酬1200大洋，取消了续集的出版计划，并且通知书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

然而，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已经落入一个百口莫辩的陷阱之中——上海等地一些不法书商发现《性史》第一集非常畅销，先是大量翻印，接着又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所谓的《性史》续集，打着学术的旗号，行“专门挑动读者肉欲”之实。

△盗版的《性史》续集

此后的数十年，中国乃至海外的地摊上，仍然处处可见《性史》的盗版续集。张竞生的儿子张超说：“1980年，我在海外的一家书店里竟然看到了《性史》第十八集，有朋友告诉我，他在海外的书店里，还看到了《性史》第二十三集。”

《性史》给了张竞生一辈子都没能洗脱的“污名”。不仅是封建守旧的“遗老”们，甚至是提倡先锋自由的文人们也认为张竞生此举不当。很快，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到上海再寻生计。

1927年，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再次强调了《性史》的“危害”，严禁学生和老师购买、阅读。但年轻的学生哪能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求知机会？校长的禁令愈严格，这本奇书对学生的吸引力就愈大。在蒋梦麟的严抓狠打之下，《性史》在北大依然达到了“人手一本”的地步。

当时北大学生多着长衫，以“读书人”自居。但每当《性史》（甚至是盗版续集）被偷偷再版，一些心痒的学生便会脱去长衫，拂乱头发，故意学着痞子游民的样子去书店买书。在《性史》中，张竞生曾经提出女子在性爱高潮时，会流出一种“巴多淋液”，他将其称之为“第三种水”。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个单行本详细阐述。因此，学生来到书店，往往会压低声音问店员：“第三种水出来没？”店员心领神会：“还没呢。”客人便在促狭的笑容中离开。

《新文化》与美的书店：幻梦与破灭

到了上海之后，张竞生并没有像社会舆论希望的一样“安静下来”。不甘寂寞的他创办了《新文化》月刊，继续为自己的性学理论创造平台。

△《新文化》月刊前两期

《新文化》自然也继承了张竞生开放自由的性别理论，在创刊号中就提出了“妇女继承权”，要求妇女和男子一样具有遗产继承的权利。这本月刊中还夹着一篇张竞生自己撰写的反对“处女膜崇拜”的文章。

《新文化》一共出版了六期。张竞生亲自参与了这六期的编撰、出版过程。在《新文化》中，张竞生的文笔变得更加无所顾忌，在第六期期刊文章《性美》中，他还雄心勃勃地表示：自己将在后续杂志上继续讨论“性美与性爱”两个问题。

然而读者和张竞生都没有等来《新文化》第七期的出版。1927年11月，各租界巡警以“淫书“之名查封《新文化》，张竞生的理想再次胎死腹中。

接连的打击也没有让张竞生沉沦。在同乡的帮助下，张竞生置办了一家“美的书店”。他亲自担任书店总编辑，编辑的定稿、英法文的翻译都必须由他亲自润色和改订；同时，他又兼任所有书稿的终校，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

△美的书店开业通知

张竞生不敢在书店中放自己的《性史》。但书店中所放的书也大多与性学相关，包括国外关于性学研究的名著。后来，张竞生索性主编出版了《性育小丛书》，其中包括了张竞生自己编著的《第三种水》和“性学大师”霭理士的著作翻译。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极广，从《性冲动的分析》到《视觉与性美的关系》，甚至包括《同性爱研究》等书。

这套丛书自然也被上海市工部局警务处风化科获悉，被列入经常抽查的“黑名单”。

但张竞生不在乎。他白天编稿，晚上译稿，夜以继日却不知疲倦。他甚至谋划了更大的翻译计划，准备再组织专门的编辑部，搜罗更多的编辑人才，有系统地译述世界名著。

美的书店的另一大创举是雇佣女店员。张竞生做了中国第一家雇佣女性职员的企业，在书店中安排了年轻漂亮的女性店员售书，并效仿国外书店，在书店二楼开设咖啡厅。张竞生此举的初衷本在提倡妇女“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并把女性热情周到、耐心细腻的特点用于商业活动。可能因为这件事，“美的书店”开业那天门庭若市，店内书籍被抢购一空。

这自然也招致了立身很正的鲁迅的鄙视，他认为张竞生“店内尽是脸白貌美的店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思龌龊，写文章讽刺了几句。两人交恶，又打起了笔仗。

不巧，这件事又被时任职浙江省教育局局长的蒋梦麟听去。他勃然大怒，以抹黑北大的名义抓捕张竞生：“我们以前在北大请他当教授，是请他教哲学的，他竟这样捣乱，所以非惩治他不可。”张竞生被迫入狱，经保释才得以获释。

有趣的是，张竞生被捕后，鲁迅却写文章为他开脱。他不无惋惜地写道：“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要到二十五世纪。”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此期间，“美的书店”因“销售淫书”多次被起诉。因为张竞生自身难保，无暇顾及，最终书店被强行停办，张竞生为出版计划付出的心血也付之东流。雪上加霜的是，从《性史》出版开始一直陪伴他斗争的夫人储松雪也不堪舆论，带着儿子离开。出狱后的张竞生举目无亲，红极一时的“性学博士”竟然形单影只，成了光杆司令。

一连串的打击击垮了张竞生，他决定再也不碰性学这一让他身败名裂的领域。在出国散心几年后，张竞生回到了广东，不想当官的他选择在基层农村做经济实验，从此从大众视野中消失。直到1970年去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广东。

△张竞生晚年居所

经朋友介绍，张竞生新娶了夫人黄冠南，感受到家庭温暖的他一连和妻子生育了5个孩子。朋友嘲笑他言行不一：早年提倡节育，自己不也没能做到吗？但这时张竞生已经不再在意了。

2014年，张竞生的《性史1926》再次出版。而人们再谈起他，早已不像民国时那样过激。“《性史1926》给了我们前进的勇气，”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马晓年说，“八十年前已经如此先知，我们更应该像张竞生先生那样站出来。”

就像张竞生自己感慨的：凡思想家类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

参考资料

1.《张竞生：一纸初开性教育》；李梓，2016

2.《张竞生和<新文化>之性学》；范围，2007

3.《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张培忠，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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