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作品重庆展出

“三千大千”源自佛家的宇宙观“三千大千世界”，是张大千法名的来源，常用的印章名，更是他在绘画中创造出的大千世界。

2019年适逢张大千120周年诞辰，7月13日，展览“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将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幕，以此纪念这位20世纪中国画大师。

澎湃新闻了解到，展览共展出张大千相关作品84件，其中吉林省博物院21件，四川博物院31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32件，这也是集三家博物馆收藏的张大千作品的一次大规模展出。展览的主题定位在表现张大千抗战时期的绘画成就上，以他拳拳爱国之心作为暗线贯穿其中。在单元划分上主要以创作题材即山水、人物和花鸟为线索，并把他在艺术成长道路上与亲朋的交往，以及对他画风转变尤为重要的临摹敦煌壁画的时期作为副线呈现，放在首尾，更有抗战时期张大千使用过的印章，出版的画册等辅助展品。

张大千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是20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中国画大师，他的一生始终坚持名士的生活方式，美髯长衫，充满了佳趣稀奇的故事。

1899年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张大千出生在四川中部的小城内江，家中排行老八，他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因在上海松江出家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以“大千居士”为号。曾随兄留学日本，进学校学习染织技术。回国后，与其兄张善孖在沪定名画斋为“大风堂”，拜入曾熙（1861－1930）和李瑞清（1867－1920）门下，曾李二位均擅书画，对其一生画艺影响颇深。在绘画、书法、诗词、画论、篆刻、鉴藏、摄影等等方面造诣非凡。1920年代后期，张大千开始遍游名山大川，由师古转向师造化，三上黄山、两登华岳、数攀峨眉，久居青城。1941至1943年，远赴敦煌临摹壁画，此其画风转变的关键。融文人画、院体画、宫廷画法与民间艺术于一炉，创作贯通古今，出入唐宋元明清，达到了“一览众家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的艺术境地。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被时人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晚年与黄君璧、溥心畲并称为“渡海三家”。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困在北平沦陷区的张大千誓死不当亡国奴，更誓死不同日寇合作。后来，张大千置生死度外，不断同日寇斗智斗勇。冒着九死一生，辗转回到大后方四川，保住了他的民族气节，同时还保住了大风堂珍藏的中国历代大量国宝级文物，免遭日寇劫走。回到四川后，他结合大片国土沦丧的严峻抗战局势，响亮地提出了“书写身边景物，抒发内心感受”的创作口号，画出了“天府之国”的大量美景。热情讴歌祖国的锦绣江山，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誓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杀敌热情。到了四十年代初，张大千则前往敦煌临摹壁画。苦苦面壁，临得敦煌壁画共三百幅左右，随即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轰动全国。

五百年来第一人

“五百年来第一人”语出徐悲鸿对张大千绘事的赞美，认为其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而立”。展览中，第一单元挑选了四个对张大千意义重大的代表性事件，用沙画视频的形式展示，它们分别是：求学重庆求精学堂、“张爰”与“张大千”名号的来历、39岁自画像展示的不屈气节、远赴敦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这四个场景以时间为序，以地缘和时代为背景，内容紧扣展览的主题，意在引起观众对大师的亲切感，并对他的情怀和艺术肃然起敬，营造观展的心理期待。

东西南北之人：大千朋友圈

这一部分主要展示张大千与亲朋的合绘作品。合作绘画是近代流行的一种绘画方式，体现了当时较为融洽和谐的艺术风气。这种合绘一方面体现了画家之间的交往和雅集，一方面也能彰显画家们精湛的技艺。与亲朋合绘这一部分的设计可以通过绘画、上款等窥探他的部分朋友圈，比如与汪溶、谢玉岑、于非闇、溥儒、王雪涛、晏济元等，这些作品既是他们之间情谊的见证，也反映了张大千艺术成长之路的轨迹。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对大千艺术道路的影响至关重要，早年二人共赴日本学习印染，创办大风堂，鉴藏古书画，切磋画技，以“双髯”并称。

在这一单元中，重点展品要属与张善孖合作的《猛虎贯日图》、与于非闇合作《梅蝶图》、与张善孖、于非闇合作的《芭蕉仕女图》、与谢玉岑合作的《山水人物图》等。

汲古为我：大千山水

这一单元展示了张大千在山水画上的成就。作为一位杰出的全能型画家，他的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无一不精，而山水画又是他在绘画上发挥天赋才能的主要方面，因此这一部分在整个展览中的体量最重，作品最多。其中又分为三个小节，它们之间并非逻辑的递进关系，而是分别突出了张大千在抗战时期山水画成就的几个方面。展品包括《舟中望山图》、《山水图》、《看山图》、《祝融峰图》等。

清华旖旎：大千人物

高士与仕女是张大千人物画中特色突出的两个类型，因此这部分将着重进行展示。张大千的高士图除了人物形象上的典型特征即相似的椭圆形脸庞，几缕蓄须，束发或戴巾，衣纹飘逸劲简，形象潇洒出尘之外，画面总充满着恬淡高雅的古典情调，成为具有张大千风格的标志。而张大千图绘仕女画的成就鲜少有人能超越，既完胜古人也异于同辈，早期仕女师法明清诸家，近于改琦、费丹旭一派纤弱娟秀的风格。但是敦煌求艺之后，画风随之一变，仕女的造型更加圆润健美，充满了时代的朝气，旖旎动人，人物发髻、服饰、背景等装饰着大量取自敦煌壁画的元素，设色也更加浓艳大胆。重点展品包括《陶潜像》、《柳荫高士图》、《柳荫仕女图》、《竹枝湘女图》等。

奕奕传神：大千花鸟

这一单元展示了张大千类型丰富，别具特色的花鸟画，其绘画功力之深，可见一斑。

他师法古人，也注重对物情、物理、物态的细致观察，三十岁之后开始从明代陈老莲上追宋人精妍巧丽的工笔鸟、兽，以双钩重色为主，偶作写意。而在花卉的描绘上，他喜欢以具有内在精神的花卉入画，比如梅、兰、竹、菊、芭蕉、水仙等，可见他对中国传统精神的热爱和坚守。张大千的绘画技法是多面的，泼墨与小写意，水墨与工笔都能信手拈来。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仿宋林椿笔意图》、《双猿图》、《描金牡丹图》等。

向古而生：敦煌朝圣

求艺敦煌的经历是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中无法抹去的一页，也是奠定他绘画大师根基的一页，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一时期的成就。

在两年七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朝夕与中古艺术对话，逐渐清醒地认识到绘事本应恢宏壮阔，眼界决定心胸，这为他日后画面中呈现的壮阔气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埋下伏笔。他也更加重视线条和勾染的力度，开始广泛使用复笔重彩技法，使得画面更加瑰丽，气韵更加浑厚。展览展出了《临西魏夜叉图》、《临五代水月观音图》、《簪花图》、《红妆驯猫图》等。

展览随处可见张大千与古人的对话，与造化的亲近，与时代的融合，贯穿着大千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真性情的中国画大师在抗战时期的艺术成就。

展览“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将展至10月13日。

（本文综合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公众号）

延伸阅读：

张大千名号的“龙门阵”

1899年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张大千出生在四川中部的小城内江，家中排行老八，他原名张正权，为何后来改名张爰，又以张大千闻名于世呢？

我们就从张大千的名号开始，摆一摆大师的龙门阵，跟着张大千学起名。世人皆知张大千是著名的画家，其实他还是著名的美食家、“好吃狗”，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期间，就曾一手划水，一手托衣服，横渡嘉陵江去买卤菜。可是鲜少有人知道他在十二岁之前只能吃素，沾不得半点荤腥，这还得从他的名字“爰”说起。

据说，张大千的母亲曾友贞在临盆前夕，曾梦见一位长者捧着圆形大铜锣，上面坐着一只黑猿，长者把铜锣递给张母，并叮嘱要好生照顾黑猿，因它有两忌：怕月亮，怕荤腥。不久张母生下张大千，家人都认为这个梦兆寓意张大千即为黑猿转世。更为神奇的是，大千从断奶之后到十二岁，确不能沾荤腥，一沾便会反胃呕吐；小时候看见月亮就会放声大哭，久久不息，而且屡试不爽。成年之后的张大千个性豪爽，像猿一样崇尚自由，不喜拘束，他一生爱猿、养猿、画猿，均与母亲的黑猿梦兆相关。

1919年，他在上海拜师曾熙之后，曾师为圆其梦，就为他起名“蝯”，字“季蝯”，“蝯”是“猿”的异体字，后来演变为生僻字“爰”。日后，他书画上署名的“爰”，就像一个蹲着往上看的小猿，别具特色，难以模仿。张大千曾说：“我早年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为绑匪虏去，受迫为土匪当了师爷一百天；二是出家做和尚，也是一百天。”

1920年，张大千由日本回到上海，为人重情重义的他在遥悉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病故之后，萌发了今生不愿再结婚的念头。由于他对佛学的兴趣，遂决定去上海松江禅定寺出家当和尚，住持逸琳方丈为他起法号“大千”。

后来，他募化到宁波观宗寺求戒，可临到烧戒，又怀疑了，于是逃出寺庙，直到后来在上海北站月台被二哥张善孖抓住为止，前前后后刚巧又是一百天，最后和尚没做成，“大千”这个法名却沿用了下来。

（本文摘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