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 | 最严堕胎禁令背后，为生育自主权抗争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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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问自己，流产之后，我还会不会有怀孕的机会，我会不会一辈子孤独终老。可能是比较自信吧，我总觉得我的生活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所以，我就在等那个，更好的，更恰当的时机出现。”

文 | 刘文

编辑 | 王迪

5月14日，阿拉巴马州参议院通过了新的禁止堕胎法。在25名男性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该法规定，只有在孕妇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以及胚胎已经死亡的情况才允许堕胎。因“强暴和乱伦”导致怀孕也不得堕胎。医生如果违反禁令帮助孕妇堕胎，将被处以长达99年的监禁，比强奸犯受到的处罚更加严重。

5月15日，阿拉巴马州女州长、年近七十的共和党政治家凯·伊弗（Kay Ivey）签署了这一决定。这意味着，在阿拉巴马州，无论女性是因为学业或工作原因无力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还是因为孩子父亲不愿承担责任而心灰意冷；亦或因为暴力、胁迫等非自愿性行为导致怀孕，她们都不得不接受一个不被期待的生命。她们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

阿拉巴马州州长签署全美最严堕胎法

1.

五月份，我正巧在德克萨斯州探望我的好朋友杰瑞卡。杰瑞卡出生在纽约，在纽约大学获得了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她因为热爱文学、语言和文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亚洲游历，最后决定来德克萨斯州距离奥斯汀不远的小镇，在一所专门为患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开设的中学里做高中老师。

她因为见过了世界的不同角落，和不同肤色、国籍和信仰的人做过朋友，所以成为了一名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她为了保护动物而吃素，但是不会指责吃肉的朋友；她不信教，但是不会和宗教信徒辩论上帝的存在；她不喜欢堕胎这件事，但是不会干预别人关于堕胎的决定。

堕胎的法律通过的时候，杰瑞卡异常愤怒。她不希望自己的子宫成为政客们表达态度、争夺选票的舞台。她想过上街游行抗议，但是后来觉得，身体力行地为那些弱势的女性做一些事情更有意义。

5月15日晚上，她果断在网上申请了去德克萨斯州的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一个在美国和全球提供生育健康护理的非营利性组织——做义工。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生殖健康服务供应商。2014年联合会的年度报告称，已为大众提供近950万例不同种类的服务，包括32.4万例堕胎。

在杰瑞卡看来，德克萨斯州是美国最保守的州之一，说不定未来的某天也会通过类似的禁令。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阻止政客们做出决定，但是可以在事情无法挽回之前，帮助某些个体，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在我长大的国度里，女性们正在失去四十年前，我们的母亲辈替我们争取来的权利。”她痛心疾首地说。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就“罗伊诉韦德案”（Roe vs Wade）做出判决，宪法规定堕胎合法。但如今，除了在立法上做出阻挠之外，德克萨斯州也在大量削减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资金。协会不得不依靠大量志愿者的免费劳动为维持运作。

杰瑞卡的申请很快被批准。她每周工作两天，负责向即将进行堕胎的女性解释流程、注意事项、副作用等，并且安慰她们的情绪。当然了，她也会向前来做其他检查的女性普及安全性行为和避孕措施等知识。

“你真的处在那种情况下，才发现世界比我们想象的糟糕很多。你也会发现，我们可能以为微不足道的一些帮助，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恩惠。”杰瑞卡屡次向我表示，尽管失去了宝贵的休息时间，但这是她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2.

杰瑞卡帮助的第一名女孩玛丽后来成了她的朋友。她常常来杰瑞卡家中，和我们一起看电视，做饭。

玛丽来自秘鲁，通过某种收费高昂的中介介绍而来到奥斯汀，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堂咖啡吧里做帮厨。她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要起床工作，揉面团，烤曲奇，制作巧克力装饰牌，人多的时候，她还要兼职服务生。

这是玛丽第一次去到身处异国他乡谋生，因为水土不服、文化差异等原因常常彻夜难眠。而每当她一脸倦容地替客人端上咖啡和甜品时，在大堂弹钢琴的杰克总是对她投来关怀的眼神。玛丽空闲的时候，会偷偷站在厨房的门口，看着杰克在黑白琴键上十指翻飞。周二，咖啡店提早关门，当杰克问玛丽要不要去他家看电影时，玛丽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她一度以为杰克是她在异国的依靠。

玛丽没有想到，在她与杰克第一次肌肤相亲时，避孕套不小心破裂了。她第二天早晨就去药房买了事后避孕药，但不幸的是之后仍然被查出来怀了孕。事后避孕药的有效率是95%。她成了那不幸的5%。

因为事后避孕药的处方上写着：下腹胀痛，头晕恶心，月经推迟等都是常见的副作用，所以玛丽即使全身乏力了好一阵，她也没有往怀孕这个可能性上想。期间，她和杰克约会了几次，最终明白杰克只是在奥斯汀暂住一阵。他是想要游历四方的音乐家，而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短暂的一页，甚至连一个章节都算不上。

嗜睡，乏力，乳房肿胀的症状越来越明显，等玛丽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时，检查报告毫不留情地给了她重重一击。而此时，杰克已经离开奥斯汀前往千里之外的纳什维尔，在那里的小酒馆继续他的音乐梦想。他们分开地并不友好，因为玛丽的“纠缠”，杰克甚至屏蔽了她的电话。而现在，他的孩子却在她肚子里生长着。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有堕胎的一天。”事情过去之后，玛丽这么对我和杰瑞卡说，“我没有绿卡，没有医疗保险，我的工资只够我住在三个人一间的合租房里，我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工作。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够在美国呆多久。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把一个孩子呆到这个世界上来，再把他抚养长大。”

从所有理智的角度来看，堕胎都是最合理的选择——玛丽甚至都无法支付产检和分娩的费用——但是情感上的困境却差点将她击倒。她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在她的传统观念里，一个生命的孕育是上帝赐予的，不是属于母胎的，任何人无权消灭。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和价值，他是带着神的祝福和计划来到世界的。

但与此同时，玛丽在单亲家庭长大，她的母亲情路非常崎岖，几度改嫁，但是每一任丈夫都不负责任。最后，她的母亲打几份工，独自将五个孩子拉扯长大。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从未接受过正儿八经的教育，也没有体会过和母亲之间温存快乐的时光。大哥十几岁就因为打架进了监狱，而她从九岁开始就承担了为全家人买菜做饭的重任，早早失去了童年。

她一天学也没上过，还没有到法定工作年龄就开始在餐厅里打杂，但她并不满足于在厨房里被人呼来喝去，她的目标是攒够足够的钱，去有名的厨艺学校进修，开属于自己的餐厅。也许在那个时候，她会欢天喜地地拥抱新生命的降临，但是目前，她却实在给不了孩子什么。

她犹豫了一周，怀孕让她变得敏感又情绪化。但是她反复想到自己长大过程中遇到的艰辛。将一个无辜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让他一出生就历尽艰难，在玛丽看来，比堕胎更加不道德。

“没有孩子应该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她在日记本上这么写道。

怀孕的第七周，玛丽前往计划生育联合会咨询。她在门口犹豫了很久，登记了名字，等待了一会儿，又离开了诊所。杰瑞卡发现了玛丽的异常，追了出去，找到了在诊所后方的小花园里，一边抽烟一边哭泣的玛丽。

她将自己蜷缩成一团，左手放在肚子上，看到杰瑞卡时，露出迷惑又惊讶的表情。

“因为糟糕的童年，我从来没有想要成为一个母亲，照顾一个孩子，我甚至连照顾猫猫狗狗的想法都没有。但是，那个瞬间，我突然体会到了异常强大的母性。”玛丽说。

她查找不同的堕胎方法，比较它们各自的费用和对身体的损害。但是当她意识到自己身体里有一个生命正在汲取她的营养并且茁壮成长的时候，她又忍不住开始欣赏这个世界造物的神奇。她远离家乡，在美国没有亲人，连朋友也很少，杰克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她，而她也从来无法融入奥斯汀无处不在的摇滚音乐节和派对中去。但是，有这么一样东西选择了她，在她的身体里生根落户。它属于她，而且仅仅属于她，这让她觉得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也并非一无是处。

“我不想我的孩子在我的那间出租屋里长大。”玛丽十分痛苦，她每个月支付四百美金，和其他十五个人住在位于市中心不远的群租公寓里，每三个人共用一间房。每天早晨，抢着上厕所和洗澡都是一道难题。公寓因为价格低廉，房客很多是非法移民或失业者。仅仅在两个月前，就有房客因酒后打架被警察逮捕。住在玛丽对面的两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非法移民从事着非法性交易，玛丽经常于深夜看到陌生男子出入对面的房间，而同屋其他人，也不断丢失着自己放在冰箱里的水果和饮料。

“我觉得我准备好了，我现在就签字，这样就不能反悔了。”她决绝地说。

杰瑞卡替她预约了三天之后的上午进行手术，并且详细解释了怎么填写有好几页问题的病患情况表。

“你不用通知孩子的父亲。你做决定的时候，只需要考虑你自己。”杰瑞卡贴心地说。

3.

三天之后，当玛丽的同事开车送她来计划生育联合会时，她在门口遇到了许多反对堕胎的抗议者。在阿拉巴马的最严堕胎禁令，芝加哥，洛杉矶等地的女性纷纷穿着《使女的故事》中的红色长袍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干涉女性的自由和人权。而反对堕胎的宗教组织则不甘示弱地组织人们在堕胎诊所面前抗议，他们举着画有胎儿的标牌，上面写着“谁能来替我们发声呢？”

他们敲着玛丽的车窗，问她为什么来诊所，是不是来堕胎的。玛丽气得哭了起来，她从未如此憎恨那些人。

“他们没有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国度苦苦挣扎，他们没有住在三个人一间狭窄脏乱的合租房里，他们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困难。他们凭什么告诉我，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见到杰瑞卡之后，玛丽立刻崩溃地大哭。杰瑞卡拥抱玛丽，并告诉她，“只有你有资格为你的生活做决定。”

玛丽见到了将要为她执行流产手术的医生。医生和护士测量了她的脉搏，血压，并且详细询问了她的病史。按照德克萨斯州的法律，玛丽必须看胎儿的超声波图像。护士很抱歉地将她引到床上躺下，医生则贴心地告诉她，尽管这是法律规定的步骤，但是玛丽可以选择不看。

“这些可能对你有用，”仿佛明白玛丽的心思，护士很快就拿来了眼罩和耳塞，玛丽如释重负地接过来。她知道，如果自己看到屏幕上，那个七周大小的胚胎（虽然还不到两厘米大），她可能会落荒而逃。这在当下看来是最方便的决定，但是如果她真的生下了孩子，那么，之后的很多年里，她和孩子的生活都会非常艰难。

玛丽无法支付全身麻醉的费用，她不得不在清醒的状态下手术。护士向她解释着即将发生的各种步骤，并且给了她放松神经和肌肉的药物。她换上手术服，在一左一右两名护士的搀扶下前往手术房。她开始还笑嘻嘻地说着“Thank you”，但是，当她躺下之后，她开始大声地哭泣，眼泪哗哗地留下来，她哭得全身抽搐，哽咽不止。

杰瑞卡被叫进来帮忙，她伸出手让玛丽握住。医生温柔地说：“三分钟就好了，很快的。”

“你确定那真的只有三分钟吗？我感觉起码有一个小时吧。”事后，玛丽反复向杰瑞卡确认。

“真的只有三分钟。你把我的手握得那么紧，我淤青了好几天。要是有一个小时的话，我的手该骨折了。”杰瑞卡说。

在那三分钟里，医生打开了玛丽的子宫颈，用负压抽吸并且清空子宫内的物质。玛丽从未如此痛过，她觉得所有的器官都会被那股强大的力量吸出来。她的腹部有种奇怪的压力，和普通的胃痛、经期疼痛都截然不同。

“那是我生命中最孤独的三分钟。虽然杰瑞卡在这里，还有医生和两名护士。但是我知道，我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从今往后，没有人可以帮我，而我必须一个人承担这个决定给我带来的后果。”

手术后，医生再一次做了超声波。这一回，医生直接将屏幕展示在她面前——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子宫里空空如也。

一切都结束了，也没有挽回的可能。

护士将玛丽从手术室里带出，引导她在休息室的床上躺下。护士在玛丽的腹部放上一块加热垫，又给她到来一杯热茶。她昏昏沉沉地睡去，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她慢慢走出去，她感觉自己精力尚可，便步行去了两个街口以外的越南餐馆，吃了一碗平时舍不得吃的牛肉汤。

4.

玛丽和杰瑞卡成了好朋友之后，也开始在计划生育联合会做义工。她说，自己必须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才能对得起自己的选择。

“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在那七个星期里，我确实爱这个不再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孩子，而且我也想过，如果流产失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成为一个好母亲。”手术之后，玛丽的情绪波动很大，前一天，她还觉得骄傲于自己做了一件如此重大的选择，第二天，她就开始在日记里面祭奠那个从未有机会出世的孩子，她给那个孩子起名字，幻想他的性别和长相。她变得疯狂、情绪化。受童年阴影和宗教背景的影响，她想要赎清她对另外一个生命犯下的“罪过”，甚至不惜以自残的方式。

她成为义工以后，见过各种境况的母亲，渐渐意识到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两全的事情。那些不用为堕胎与否挣扎的人，也会在人生的旅程中遇到同样难以取舍的问题。她并没有因为敢于堕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她损失了一部分，也受了伤，她辜负了她自己，和那个胚胎，但是她最终还是做出了对当时的她来说最好的选择——这就足够了。

受到她们的鼓舞，我也成了计划生育联合会的一名义工。在联合会门口，我遇到聚集而来的抗议者，一位女士严厉指责我，“所有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摧毁生命就是谋杀！”她手里拿着“胚胎六个星期就有心跳”的宣传标语，这是反对堕胎的组织常用的标语之一。

今年以来，除阿拉巴马州禁止任何阶段的堕胎外，美国已经有5个州通过了“心跳法案”，禁止女性在怀孕6-8周后，即能够检测到胎儿心跳后堕胎。而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3日，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联邦地区法官迈克尔·巴雷特暂时禁止了“心跳法案”的实行。

阿拉巴马州国会大厦

迈克尔·巴雷特作出裁决，认为在胎儿能独立存活之前，女性有选择堕胎的权利。该法案给女性的这种权利强加了违宪的“过度负担”，执行这项法案将会对女性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会损害她们“本已得到妥善安排”的堕胎权。

美国妇科医生也曾探讨“心跳法案”是否有科学依据。Jen Gunter 博士运营着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同名博客。她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指出，“这些法案把胎儿描述得好像是一个几乎已经能走路的婴儿一样。但其实他们所探讨的东西只有几毫米大。”她认为比“心跳”更准确的说法是“胚芽心脏活动” （fetal pole cardiac activity）。尽管这个表达很拗口，但它准确描述了胚胎六周大时的状态。

“那如果我生病了不能怀孕呢？如果我没有钱抚养孩子呢？同样是女性，你一定知道抚养孩子的艰难。”我放缓语气对她解释，试图找出她同样作为女性的同理心。

“但是你必须先考虑孩子。堕胎就是杀人，杀人就是错误的。”她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但是语气仍然坚定且不容置疑。

她从手机里找出她和五名孩子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他们站在一间看起来年久失修的破旧房子面前，每个人都饱受肥胖的困扰，但是他们亲昵地把手臂搭在彼此的肩膀上。

这让我想到了玛丽母亲独自抚养五个孩子的故事。我突然明白过来，她自有一套价值体系，而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她关于生育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无误的。

信仰上的巨大差异，让我们根本无法说服彼此。

有关堕胎的争议主要来源于宗教观念的发展。早在中世纪时，基督教就已经反对一切形式的堕胎，因为教义认为胎儿自受孕开始就具备了人性，因此“堕胎等于杀人”。在所有主流宗教中，天主教反对堕胎的态度最为坚决，在《1983年罗马教廷家庭权利宪章》中阐述了反对避孕、反对绝育和反对堕胎的严厉态度。

《天主教教理2278》称：“唯独天主是生命的主宰，自生命的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结：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拥有直接毁灭一个无辜者生命的权利。”“所有无辜者对个人生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公民社会及其立法的构成因素。”

在我最终走进计划生育联合会时，她焦急地在我身后提醒我：“别进去，你会下地狱的！”

5.

罕见地，五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待了一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少女，莉莎。

虽然禁止堕胎法令要六个月之后才生效，但是在当地政府持之以恒的打压之下，州内的堕胎诊所早就纷纷关门。

而莉莎，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柔弱，却能够有勇气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按照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教条的天主教教义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让我、玛丽和杰瑞卡都因此备受鼓舞。

计划生育联合会

事实上，莉莎并不是因为没有做好保护措施而怀的孕，相反，她是非自愿性行为的受害者。

莉莎被邻居，四十多岁的鳏夫凯文追求时，以为凯文对自己有好感。她从未恋爱过，因此很快沦陷在凯文准备的苹果派、巧克力饼干和玫瑰花攻势下。而当她和凯文“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凯文其实更希望她与自己的儿子罗伯特发生性关系。事实上，凯文一直怀疑自己的儿子罗伯特是同性恋，而他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可以通过异性性行为来纠正。

高达86%的阿拉巴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堕胎在这里被视为洪水猛兽。极端保守的信仰却造就了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些上帝的神圣礼物诞生之后，却不得不在贫穷，缺乏教育，儿童性侵犯率高企不下的环境中成长。全美有17.5%的儿童在贫困的条件下长大，8.0%的儿童在极度贫困的条件下长大，但在阿拉巴马，24.9%的儿童出生在贫困家庭，11.3%的儿童出生在极度贫困家庭。州政府对于性教育没有强制性，也没有强制性的艾滋病教育。缺乏性教育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在全州被虐待的儿童之中，有17.4%受到了性虐待，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还多。阿拉巴马公共教育系统在全美五十个州中排名第44、数学排名全美50、阅读排名43、安全排名第46。

这里的人不但反对堕胎，还反对同性恋婚姻，当卡通剧集里出现同性恋角色时，阿拉巴马州电视台便禁止播放该剧集。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阿拉巴马州首席大法官莫尔（Roy Moore）则负隅顽抗，拒绝承认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他表示，此裁决是出自激进的同性恋和跨性别组织，是“不道德的”。他虽然最后受到纪律审查委员会的停职处分，但在当地的民望不降反升，足以窥得阿拉巴马州的保守和顽固。

而虔诚的莉莎，她在上大学前居住在仅仅有五千多人居住的小镇，镇上所有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彼此认识，也时常对他人的行为指指点点。她从小被教育要听话、顺从，已经不懂得如何拒绝——包括拒绝凯文的请求，拒绝罗伯特。她甚至认为，自己有义务来阻止同性恋这一“罪恶”的行为。

剧照 | 《使女的故事》

她就像在参与《使女的故事》里面的授精仪式，按照权力更大的长辈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和罗伯特发生性关系。她的身体不再属于她自己，而是成了更有权力的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

直到她前往同样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读大学时，才知道这样的性行为其实同强奸无异。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一切都是错的。”她首先质疑了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切都不对，为什么会产生反抗长辈的想法。直到她的同班同学耐心地陪同她接受了长期的心理治疗后，她才明白自己所体会到的委屈、不甘都是正常的情绪，而那些让她顺从地接受这一切安排的人才是不正常的。她犹豫着，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样畸形的关系，但她的同学和心理治疗师无论怎么鼓励她，她都迈不出最重要的那一步。

2019年春假结束之后的第三周，她发现自己怀上了罗伯特的孩子。当得知自己怀孕的那一刻，屈辱、自卑、恐惧这些情感终于涌上她的心头。而想要停止这一切的想法终于在心里占了上风。

“人们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那么，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恨的结晶？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要把它带到世界上来，承受它不应该承受的屈辱与恨？”她如此说道。

当护士向她解释不同的堕胎方法和副作用时，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她很少接受关于性行为和生殖的科学教育，甚至不知道避孕方法除了安全套以外，还有口服短效避孕药、避孕针等多种。但是即使这一切都和她的信仰有着剧烈冲突，她仍然勇敢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

“你不觉得她很棒嘛！她挑战了权威、宗教，最终完全凭借着她自己的意志，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我们讨论起莉莎时，都觉得很欢欣鼓舞。我们都不知道莉莎将来会何去何从，但是我们知道，她会比之前稍微开心一点，她会慢慢好起来，她终究有一天会遇到爱情，并因为爱情而不是被强迫而与人发生关系。我们不能代替她过她的人生，但是希望她能在寻找自我、寻找真爱的道路上稍微少一些阻碍。

6.

“我觉得我终于放下了。”玛丽说。

做义工时，与杰瑞卡主要负责解答关于流产的问题不同，玛丽主要接待的是已经怀孕的妇女，为她们提供基本的怀孕辅导，产前服务，再根据具体的需求，将她们转介给不同科室的医生和护士。她遇到了很多开心的夫妻，他们携手前来，虔诚地看着胎儿的超声波图像，仿佛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丈夫和妻子雀跃地等待着预产期的到来，并且已经从亲朋好友那里收到了各种婴儿用品。她也遇到了很多未婚先孕的未成年少女，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医疗保险，看不起家庭医生的黑人女性，墨西哥裔少女。她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想不起孩子父亲的名字。她们一个人前来，在候诊室孤零零地等上一两个小时，有些因为同时做好几份工作，不得不几次三番推迟产检的时间。

“我常常问自己，流产之后，我还会不会有怀孕的机会，我会不会一辈子孤独终老。可能是比较自信吧，我总觉得我的生活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所以，我就在等那个，更好的，更恰当的时机出现。”玛丽说。

和大家觉得计划生育联合会是“反婚反育”的印象不同，我们作为志愿者，第一堂需要学习的课，就是学会不干涉患者本人的选择。在我们看来，如果有人执意要堕胎，那么即使不合法，他们也会去地下诊所接受手术。有人执意想要孩子，那么无论孩子能否吃饱穿暖，他们还是会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选择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并且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恰如其分的帮助。

“我有保守的同事告诉我，我每看到一名母亲，都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我不如她们勇敢，我没有承担她们承担的责任。但怎么说呢，经过这一件事，我缺失了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更完整的人。”玛丽说。

她最近刚刚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工资比以前高了百分之三十，而她买来补习资料，准备明年就申请厨艺学校进修。她希望当她准备好做母亲的时候，能够遇到一名迫切想要成为她孩子父亲的男人。但是，事业和学业才是现在的她最看重的。

没有人有权干涉她的选择，决定她的人生，除了她自己。

（图片均来源于视觉中国）

编者注：点击《美国那点事 | 党争华丽，民意失声：“堕胎权”与2020选战》，了解更多堕胎法案的历史源起与政治牵连。

【作者简介】

刘文，美国南加大理学硕士，前普华永道高级审计师。从事写作十多年，擅长中英文翻译，散文和非虚构，热衷于发掘时代的洪流中常被忽视的个体的经历和命运。作品见于《上海文学》《香港作家》《ONE一个》等。出版有《这世上的种种告别》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