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精神与直面矛盾：一个世纪后的布莱希特

7月7日下午，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邀请了剧评人、柏林戏剧节评审艾娃·贝伦特（Eva Behrendt）和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柏林自由大学戏剧学研究所项目研究员沈林教授进行了题为“布莱希特在今天”的对谈。作为“2019柏林戏剧节在中国”的组成部分，本次对谈也预告了将于7月13、1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慕尼黑室内剧院出品的改编自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夜半鼓声》（Trommeln in der Nacht），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上演德国剧院制作的布莱希特话剧。本次对谈由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长柯理（Clemens Treter）主持。

艾娃· 贝伦特首先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德语区布莱希特舞台作品的重要变化和趋势。在这名戏剧家120周年诞辰之际，有不少布莱希特的改编作品在德语区的舞台上演。根据她在柏林戏剧节工作中的观察，将当代德语区的剧作家和导演往往对于布莱希特的经典文本进行自由援引和锐意探索，或作为剧作思想的直接灵感，或将其创作原材料为己改编，进行着极具颠覆性，同时亦颇具争议的种种再现与重构。贝伦特举例，局部战争、气候变暖、难民以及全球化，这些与当下生存境况密切相关的议题，都是如今的剧作家改编布莱希特戏剧时所格外关切的内容。在这一点上，贝伦特重点为观众介绍了2015年入选柏林戏剧节的由弗兰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s）执导的《巴尔》（Baal）。作为布莱希特1918年的处女作，原作《巴尔》写于剧作家二十岁之时。在卡斯托夫的演绎中，舞台表演与电影《世界末日》的片段混剪在一起，而主人公巴尔的形象则与在刚果和越南的男性殖民者形象进行交叠与混合，这些极富有当代意味的手法和主题是布莱希特戏剧在今天仍具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体现了年轻一代的德语区戏剧家对于殖民历史以及性别文化新的反思。同时，2015年版的《巴尔》也对布莱希特间离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挪用，展现出经典理论与当代表达的复杂张力。

而即将在北京上演的《夜半鼓声》来自慕尼黑室内剧院的青年导演克里斯托弗·卢平（Christopher Rüping）之手，同样是对于这一经典剧作的一次创造性的致敬与改编。距离首次上演跨越了近一世纪，这次的重演版不仅仍然彰显着布莱希特早期剧作的美学风格，沿袭着其思辨性气质，并且试图勾连起百年前的革命历史与当下社会的症结。有贝伦特看来，卢平版本的《夜半鼓声》具有着在当代语境中的先锋特质和现实意义。“究竟是参与社会革命还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布莱希特在一个世纪前所提出的问题在卢平的舞台上仍得到了充分演绎。”

在卢平的个性化解读下，身处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漩涡中的小人物所面对的矛盾也折射出了当下社会里每个普通人的抉择与困境。另外，贝伦特还介绍说，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全新版本的《夜半鼓声》还开放性地给出了另一版的结局，试图和观众打开新的讨论空间。“如果没有布莱希特，就没有先锋戏剧的诞生。”贝伦特最后总结，近年来德语区布莱希特改编舞台作品的兴盛和多元，体现了这名剧作家经典文本在今天依旧具备发展空间和跨时代艺术潜力。

根据贝伦特对于布莱希特在今天德语区戏剧的现状介绍，中央戏剧学院的沈林教授则引入了中国戏剧界的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在对谈中，他主要探讨了以上的变化与趋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中国这一领域的创作产生其意义与影响。沈林首先谈了布莱希特及其主要理论逐渐被中国接受与认知的历史背景。

1959年，黄佐临导演就已经排演了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62年他发表《漫谈“戏剧观”》向仍然尊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中国戏剧界提倡布莱希特的间离美学，但在文艺圈主流的接受效果均不甚理想。上世纪80年代，布莱希特剧作逐渐被戏剧界所认识。这一时期的不少剧作中，“叙述人”这个角色的出现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布莱希特的影响。然而，在沈林看来，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步引入，还是1980年代影响的逐渐扩大，中国戏剧界对于布莱希特的理解和学习仍不够全面与充分，而这或许与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接受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可能到了今天的语境中，我们对于布莱希特所批判的社会制度问题会有更加充分的理解。”

此外，就布莱希特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个人幸福与阶级解放之间的张力而言，沈林教授也介绍了中国文艺创作和接受史中的一系列关键作品，诸如《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浪淘沙》《青春之歌》等等。在他看来，这些极具人道主义色彩和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和布莱希特所关切的主题无疑有着隔空对话与呼应的旨趣。然而，颇为遗憾的是，这种人道主义的艺术诉求在当下的中国戏剧界却是较为鲜见的，沈林认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戏剧创作走的是一条与布莱希特及其代表的德语区先锋戏剧截然相反的道路，个体如何在社会变革中自处这种视野较为宏大的命题已经很少被中国当代的戏剧创作者所关注。

《夜半鼓声》剧照 Julian Baumann 摄

贝伦特和沈林教授两位对谈者均表示认同的是，布莱希特对于所处时代社会矛盾有着敏锐的捕捉和集中的展现。他并非作为社会革命的直接鼓吹者，而是用戏剧的形式去抒写与直面这些切近日常生活的尖锐冲突，这一重要的视角恰恰是今天的中国戏剧中所缺乏的。同时，贝伦特还介绍了当代德语区剧团中的打破舞台与观众边界的一类表演模式：观众与舞台本身亲密无间；剧幕不断开合，剧情重复；观众直接参与戏剧表演。在贝伦特看来，这些表现形式都有着布莱希特的影子。

“他们打破了原有的观众观赏习惯，让其从戏剧的幻觉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舞台上的表演。”布莱希特与中国渊源颇深，就其“间离”思想的具体发源，双方也做了深入的讨论。沈林指出，根据其于1935年撰写的文章《中国戏剧表演的间离效果》可知，“间离”理论的确是受到了中国传统京剧，可能是梅兰芳某次工作坊的影响。但是沈林教授也认为，因为“间离”或者“陌生化”一词本身并不直接存在于中国本土的戏曲理论系统之中，这应该是布莱希特在广泛观看世界各地的戏剧（除了京剧之外，他还有可能受到了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叙事性剧场的影响）之后综合而成的理论发明。当然，沈林教授指出，把间离的理论重新运用到中国戏剧实践和创作中无疑是对本土的戏剧理论有多重且有益的启发。

在两位对谈者看来，在今天的中国重新介绍、演绎与讨论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是对于其直面矛盾的社会批判精神的一种继承。因此，对探讨中国与全球的诸多社会议题而言，布莱希特的作品无疑是需要我们时常回返与观照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