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旭：美国的霸权主义从哪里来

作者简介：颜旭，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摘要

战略文化是影响战略行为的最深层原因。发达和早熟的商业文明塑造了西方独特的战略文化，也赋予了其强烈的权力和扩张意识。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霸权主义应运而生，并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可的国际生存法则。在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国际战略博弈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应更加清醒地认识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

战略文化一般是指国家在进行战略判断、战略决策、战略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特性、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在战略领域的集中体现。文化不是行为，但文化可以最深刻地影响行为。一个国家战略的制定要受战略环境、战略利益、战略能力、战略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最深层次的无疑是战略文化。在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国际战略博弈日益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认清扩张文化的本质特性，对于我们预判和应对霸权主义威胁挑战具有积极意义。

商业文明孕育扩张文化

一种战略文化的形成，既会受到来自国际体系与结构的外生因素的影响，更会受到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历史经验和社会因素等内生因素的影响。前者是条件，后者是根本。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半岛是一个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的贫瘠地区。贫瘠的土地提供不了充足的食物，这使得希腊各城邦之间为了生存不时展开激烈的争夺，恃强凌弱成为基本的生存逻辑。而与此同时，希腊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良港，又为希腊扩大生存空间提供了便利通道，促进了希腊早期的对外殖民和后来的海外贸易。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希腊人开始了大规模向外移民和建立殖民地的浪潮。“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有之。到公元前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茂的希腊殖民地。” 在环境资源匮乏和海洋文化的推动下，希腊选择了商业、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形成以海上扩张和海外贸易为主体的商业文明。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同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周期缓慢的农耕文明不同，商业文明呈现的则是效率高、见效快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使东西方国家在面对“天”与“人”、“义”与“利”这些在不同文明早期就具有同等思辨地位的核心范畴时，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和选择。东方注重“天人合一”，热衷于追求伦理道德；西方更注重“天人相分”，更乐于探索自然规律；东方人重义轻利，西方人重利轻义。尽管同样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但西方不受拘束、自由盛行的商品经济显然比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更易突破封建社会的硬壳而获得质变的机会。因此，尽管西方有漫长的中世纪，而一旦商业精神得到合适的生存土壤就会以惊人的速度飞跃发展。15世纪末以后，西方人开始的大规模探险己显示出商业文明的固有扩张性。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不再像中世纪的卫道士那样羞于言利，而是大胆地谈论利益和追求利益。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完全颠覆了中世纪注重精神宗教信仰、蔑视物质财富的思想观念，利益成为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并统治了人们的生活。马克思评价说：“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资本主义以其强大的力量瓦解了传统自然经济，颠覆了传统道德准则，以全新的面貌塑造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形态。

资本逐利的特性决定了欧洲资产阶级绝不会满足于狭小有限的欧洲市场，必然要将手脚伸向更广袤的海外市场。“15世纪结束时摩尔人最终重新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到19世纪中后叶，西方国家最终确立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势（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权力崇拜引发暴力冲突

商业文明的土壤使得西方社会对“利益”有着天生的好感。利益本无好坏之分，但利益获得的手段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利益的价值判断。在西方战略文化中，利用“权力”获得“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纵览西方文明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权力手段的介入使得西方文明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沾染了太多的鲜血，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化更是建立在对亚洲、非洲、美洲血腥掠夺基础上的。虽然在西方文化中也曾经出现过理想主义的光芒，但总体而言，“自我利益优先于任何道德原则，权力优先于正义”的“权力—利益”思维模式，一直是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通过对古希腊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描述，揭示了“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的西方式生存法则。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把“自然状态”和“权力”论结合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他认为“自然状态中的国际关系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国际关系是一个每个国家都在其中依据零和博弈规则反对所有国家的竞技场” ；“国家间关系和国王间关系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中……即国际政治尤其表现出国家追求权力是一个普遍而持久的倾向。” 汉斯·摩根索在他的《国家间政治：争取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系统提出了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得以实现，并首次提出以“权力界定利益”为核心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 ，把“权力”升华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范式。显然，无论是修昔底德“正义标准论”，还是汉斯·摩根索的“权力界定利益论”，实际上都表达了西方文明对“权力”的崇拜。

在“权力”意识影响下，“暴力”在西方战略文化中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成为西方国家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边界最常用的手段。马基雅维利认为：“与人争雄，世间有两种方法：一种用法律，另一种凭暴力……不过第一种方法会时常觉得不足的，必须借助于第二种。”“绝不能为了避免战争而犯下错误，因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味拖延只会将自己置身于不利之地。” 鼓吹权力意志的尼采更是直白地劝诫人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不要和平，而要胜利”“因为只有战争才能将一切事业变得神圣”。 对于尼采的这种观念，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评价说：“他的种种观念，诸如：腐化轮回、军国主义、价值转换、权力意志，皆深植于西方文明的本质之中，且对于分析西方文明，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尽管西方战略文化中也曾经出现过“和平主义”的曙光，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但纵览西方文明发展史，这些“曙光”只是昙花一现，既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也不可能留下实践印记。

权力暴力催生霸权主义

有什么样的战略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行为。对于西方而言，崇力好战的战略文化传统使得西方国家能够最早走出民族历史时代而迈进世界历史时代；而强烈的权力与暴力意识又使得西方国家缺乏最基本的道义意识，“霸权”与“强权”成为被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生存法则。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来已久，它发轫于近代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是国际旧秩序的主要特征。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交通技术，在世界各地到处扩张和掠夺，进行血腥的殖民掠夺，在推动世界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同时，也迅速改变了原来世界的“多中心”状态，“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当世界迈入20世纪时，文化的惯性使德国、日本等国家在面对世界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时，一再举起“暴力”大棒，直至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布坎南一语道破，“我们国家的生存法则就是扩张，即使我们要违背它，也不可能。”冷战期间，美苏争霸取代了列强争霸，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在亚非拉广大地区实行扩张政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笼罩全球，让人窒息。

苏联解体后，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终结。“一枝独秀”的美国认为自己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安排世界秩序。为此，美国先后进行了4次大的战略调整：第一次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参与和扩展战略”，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强化大西洋联盟关系；第二次是“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起“全球反恐战争”，战略重点转向中东和南亚；第三次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战略重点东移亚太；第四次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的“印太战略”，战略重点仍是亚太。这四次战略调整虽名称各异，但目标相同，都是为了谋求保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战略思维指导下，美国先后发动了多场战争。如1991年海湾战争，1996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加上美国间接参与的利比亚战争。美国在20年间已经实现了对4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同时，美国还在世界各地策划实施“颜色革命”，如中亚的“玫瑰革命”“郁金香革命”，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等，无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直接出手干涉或在背后推波助澜的结果。

这些战争与革命在拓展美国战略空间的同时，也大大压缩了其他国家的战略空间。持续的压制与持续的反压制，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加快了北约东扩的步伐，俄罗斯战略空间不断被挤压。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更是将两者的关系带入到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近年来，美国通过多种途径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外交进行干涉，军事上加强前沿军事部署，政治上加大渗透力度，经济上制造各种摩擦，使得整个世界更加不安全不安宁。

无节制的权力扩张和无原则的暴力运用，必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冲突。近代世界的流血杀戮，当今世界的矛盾冲突，大都可以从西方战略文化中找到最初的思想源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竞争和冲突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主线，而权力和暴力意识则是引导这条主线走向的内在动力。

建设和平发展的美好世界

人类永远在创造文化，也永远处于文化传统的长河之中。虽然时代的变化在不断赋予西方战略文化更多的内涵，但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暴力本性并未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淡，这也是和平与发展虽然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仍然阴魂不散的根本原因。

警惕霸权主义需要我们不断地审视西方战略文化和美国的霸权主义，积极应对和消解其负面效应。进入21世纪，伴随着美国整体实力的下降和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国际战略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时期。历史地看，国际战略格局调整期往往也是国际斗争尖锐期。虽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调整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但西方战略文化传统中内涵的扩张性、暴力性特征时时提醒我们，围绕国际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较量会持续不断进行下去。

在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发展鸿沟日益加深，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的今天，必须大力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当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须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和挑战，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打造长期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必须大力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为实现强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文章发布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