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往事｜马建堂：首次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八年岁月

2018年3月，由于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整合，中央决定我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任党组书记、副主任。重回中心，感谢组织的信任，也时常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后，1988年底我正式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工作。毕业前，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王梦奎同志曾要我到他那里工作，林兆木同志当时是综合组组长，我的师兄、好朋友郭树清也在计委研究中心综合组。由于孙尚清老师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八年间我先后在市场流通部、市场经济研究所和宏观经济研究部工作。

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专门的咨询研究机构，再加之自己正当盛年，中心八年是我学术生涯一段“丰产”时期。据不完全统计，1989-1995年，我共发表论文170余篇，撰写、主编或参与撰写的专著12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货膨胀成因与治理、宏观经济分析、产业组织研究和计划与市场关系四个方面。

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处在一个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的特殊时期。中国经济改革重心从1984年转入城市以后，改革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渐进型的“双轨制”。从宏观管理体制看，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所有制发展格局看，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补充；从价格体系看，是以国家定价为主，市场定价为辅。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当时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和经济学界开始研究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形成了两种主要思路：一是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中心的改革方案；二是以价格改革为主，配套进行财政、税收、计划等改革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比选和讨论，1988年年中，中央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决定以“调放结合”方式推进“价格闯关”改革。由于种种原因，“价格闯关”改革尚未正式实施就带来了商品“大抢购”和物价过快上涨，引发了持续数年的通货膨胀。我一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工作，便参与了通货膨胀的研究与治理工作。市场流通部的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1985年与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一起，整合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同志。由于市场流通部的前身是价格研究中心，熟悉物价工作，便承担起了这项研究任务。

具体负责人是时任中心党组成员、市场流通部部长田源同志，部内参加人员还有王育琨、李由鹏、任兴洲、陈共炎等同志。正是这一研究任务的需要，我的研究重点开始拓展到宏观经济领域，开始深入研究价格、货币等问题，并成为我一生都在关心和参与的研究题目。我对通货膨胀成因和对策的研究持续了3年左右。1991年上半年，中心领导派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拉美通货膨胀问题，回国后还在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才晓予和顾问杨鲁同志的带领下，到英国、意大利考察两国的通胀治理经验和教训。在英国考察期间，由于原定承担翻译任务的同志患病，我被“赶鸭子上架”承担了翻译任务。尽管我知道这是勉为其难，好在刚从美国回来，又熟悉相关理论，大家还认为我翻译得不错。

这段时间，围绕通货膨胀成因和治理，共发表了11篇论文。比较重要的被收进《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和对策》（田源、王育琨主编，我是主要作者之一，哈尔滨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中国通货膨胀研究》（马洪、高尚全主编，改革出版社1990年出版）。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控制总需求、保值储蓄和暂停“价格闯关”，物价大幅上涨势头在1990年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消费价格指数由1988年的18.8%、1989年的18%，回落到1990年的3.1%。但是，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在回落。1988年GDP增长11.3%，1989年和1990年仅分别增长4.3%和4.1%。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也从治理通货膨胀转向防止国民经济的紧缩，我研究工作的重点也同时转向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研究。这一研究兴趣伴随着我之后的所有工作经历，成为一条30年不间断研究的主线。特别是1995年1月，中心党组调我到宏观经济研究部任部长，对经济运行的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当时的主要研究任务。1989年，在《财贸经济》第6期发表了《紧缩效应和进一步紧缩的方向》，提出要坚持“紧中求变”的战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科学的和强有力的调控手段，促进经济结构在总量紧缩中优化。1990年在《财贸经济》第11期发表《目前的经济形势及今后调整与改革的方向》，在《经济研究》第5期与乔刚同志合写《适当增加最终需求逐步消除市场疲软》。1992年在《金融研究》第2期发表《1991年宏观经济运行留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在《财贸经济》第4期发表《1991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与经济政策》。这些文章对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控制总需求转向扩大总需求做了诸多理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这里特别要提到《货币、货币主义与货币政策》这篇发表在《金融研究》1992年第11期上的文章。1992年8月，《金融研究》编辑部邀请部分经济学家在甘肃兰州召开了一次理论研讨会，专题研究当时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我在会上提交了这篇论文，就我国储蓄的性质定位、货币的内生与外生等重大金融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居民储蓄不只是消费剩余，也是一种金融资产，不会随时成为“笼中虎”；中国货币的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货币供应只要是适度增长，就不要过分担心。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金融问题的专家，但这篇文章我认为是自己这一时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学术性与实践性结合得最好的论文，现在我也要求我的博士生们研读这篇文章。

1989年，我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企业结构与市场组织研究。以此为契机，产业组织成为我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获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申请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应该是当年的七八月份，我从北京赴地处四川峨眉山的西南交通大学进行课题答辩。我在成都火车站转车时，住在火车站旁一个宾馆的三人间中，当我从公共浴室洗澡回来发现，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只好打电话给红光电子管厂的好朋友冉慧敏求助。她连忙赶到火车站，帮我买好成都到峨眉山的火车票，还给了我回北京的车票钱，关键时刻帮了一个大忙。2017年，已定居法国的慧敏好友携女儿回国探亲，我们还回忆了这段往事。

产业组织研究的理论架构是结构-行为-绩效，即SCP分析框架。申请这一课题是我对企业行为研究的深化，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研究是从所有制角度来分析企业行为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影响企业行为的因素还有市场的结构，即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行业中大多数企业行为的集合便构成了这个行业的运行绩效，如创新力度、价格水平，甚至对消费者的态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产业组织研究也是产业结构研究的深化。通过产业组织研究，把微观的企业行为与中观的产业结构变动联系起来了。由于有经费的支持，我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中心内部参加的有陈小洪同志，外部参加的有内贸部的侯云春等同志（我与侯云春同志后来成为经贸委同事）。围绕这一研究领域，我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杂志发表论文十几篇，主要的有《我国企业行为研究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经济研究》1991年第11期）、《中国行业集中度与行业绩效》（《管理世界》1993年第1期）等。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作为主笔撰写出版了《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荣获1994年第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该书的出版和获奖，特别要感谢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晶女士。她不仅在该书编辑出版上花费了不少心血，在申请孙冶方奖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她的热情、开朗和专业、投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这一时期从事产业组织研究是前期企业行为研究和产业结构研究的深化和延伸，通货膨胀成因与治理研究是单位工作职责的需要，那么1992年前后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则是中国改革大潮不断深化对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时代要求。

1989年风波之后，一方面，由于控制通货膨胀，经济增速下滑较多；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改革方向变得模糊，理论认识有所倒退，发展改革进程有些停滞。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已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站在历史潮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毅然南巡，沿途就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经济发展尽可能搞快一点，力争过几年上一个台阶；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大胆地闯。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澄清了一些重大认识误区，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推动了改革开放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1992年前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成为我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期间除了撰写和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几件工作还记忆犹新。

一是在马洪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中央一老同志研究计划与市场的研究小组。在中央筹备党的十四大期间，这位老同志要求马洪同志找几个研究人员一起研究计划与市场问题，我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这位老同志对计划与市场的研究，经中央批准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并作为马洪和孙尚清主编、乔刚和我副主编的《市场经济与经济计划》一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代序。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和乔仁毅同志作为助手，还协助时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同志撰写出版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二是在马洪同志的领导下，参与编写《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干部培训教材。1992年10月在京召开党的十四大，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全党正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使全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到党的十四大报告上，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对统一全党、全国思想界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四大闭幕后，为了便于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为了全国上下更好地知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江泽民同志亲自指示马洪同志组织力量编写一本干部读本。接受中央任务后，马洪同志很快组建起了写作班子，编写人员主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马洪、孙尚清、佐牧、昌天启、马建堂、刘世锦是常务编辑组成员，马洪、孙尚清同志总负责，佐牧同志具体牵头。为集中精力开展工作，常务编辑组专门在万寿宾馆租了房子。在马洪同志领导下，编辑组认真学习党的十四大报告，全面搜集市场经济的相关资料，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要求和干部学习的方便，经反复讨论和研究，决定书名叫《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问答形式通俗易懂地解释和回答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该书作序，要求全党为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都要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这本干部学习读物是由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后来多版多次印刷。《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既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的学习和普及，有助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也为中国发展出版社创造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谈到计划与市场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我和贺晓东、陈实同志合著的《市场组织与政府干预》（海洋出版社1990年出版）这本著作。我们三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系1985级同学。毕业前后，我们商议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题，合作撰写一本专著，并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海洋出版社尽管是国家海洋局下属的一家专业出版社，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版了不少知名的经济类图书）。毕业后由于我们三人各奔东西，陈实去了海南，便由我和贺晓东牵头，以陈实的博士论文部分内容为基础，重新构思框架，最后由我统稿完成。该书比较早地（成书时间是1989年）研究了市场与政府的历史与逻辑起源、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长处与局限，以及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建议。该书对政府与市场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强调了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书中的诸多观点现在读来仍有价值。

首次在国研中心工作了八年，我先后在市场流通研究部、市场经济研究所和宏观经济研究部工作，无论是咨询研究，还是协调管理，都得到了不少中心领导，如马洪、尚清、中一、百甫、杨鲁、田源等同志的爱护、关怀，耳提面命；得到了许多同事，如泊溪、善同、兴洲、英敏、仁雄、红日、承惠、刘煊等同志的支持、帮助，同心协力。其中一些老领导已经作古，大部分也已退休。念兹在兹，不禁感慨良多，不胜唏嘘！首次在中心工作的八年，正是我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国民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八年。在中心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大部分是1985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意气风发，不负时代，投身改革洪流，热爱咨询事业。时隔多年，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初次到中心30年后，有幸又回到中心工作，这是组织的厚爱，也是人生的际遇。我将和中心同志们一起，在历任党组出色工作的基础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中心工作，为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国际一流高端智库而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不懈奋斗。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本文首发于《中国经济时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国研人的初心故事”栏目。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