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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之城市贫民II

2019-07-11 16: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对于贫穷的态度的变化

20世纪以前，在中国流传着很多关于贫穷和富有的原因的看法。至少理论上，儒家学派是贬低财富的，它强调人生目标应该是探寻智慧和服务于民。但是它也不要求儒家圣人固守贫穷。士绅家族的家长们坚信养活家庭和正确地教化家庭也是一种美德，而这些都需要钱。基于孟子认为人人都有学习能力的理论，儒家士绅相信在职业发展和物质财富上成功的人是由于他们勇于律己的意志和辛勤努力。

哲学家们也相信，除了个人行为外，还有更强大的力量造就人生——一个人通过自律和努力发达起来的能力从他一出生就已注定了。历史在兴衰中循环前进，其发展模式已经在儒家的一部经典《易经》中安排好了。另一套广为流行的信仰和实践体系就是风水，这为影响人们命运的非人为力量增加了一些地理元素。风水行家（“风水”常被翻译成“geomancy”）能解释某地地形并且探测出“气”是如何在此处流动。负担得起的人会刻意安排自己家宅和墓穴的位置，以便从“气”中得益兴旺家族。［5］

佛教关于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概念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颇为流行，也一直影响人们对于贫富的观念。在受这些概念影响的世界观里，一个人的善行或者恶行会在下一世中以兴旺发达或受苦受难来偿还。儒家的观念里也有善行与成功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佛教由于不限于这一世，所以更为灵活。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明明很勤奋的好人可能仍然很穷或者生病——前世的因果报应影响着一个人这一世的轮回。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这也是高家许多女人解释她们痛苦人生的方式。当告诉鸣凤她必须为妾的时候，周太太就说这就是“命”：这里“命”就是因果报应的意思。

另一些关于贫穷和苦难的看法与个人行为无关，无论是在这一世还是上一世。任性的恶灵可以毫无缘由地攻击人类。［6］巫师和道士就被雇来处理这种攻击：在《家》中，老太爷的侧室陈姨太邀请巫师到家中来驱赶恶灵，她坚信这就是老太爷患病的原因。然而巫师失败了，陈姨太就怪罪于觉慧，因为他拒绝配合仪式。家中大部分成员接受了老太爷离世的现实，就像在“激流三部曲”中他们经历其他的病患或死亡一样，这是悲剧，但也是生活的常态。对高家的大部分人来说，贫穷可能是失败导致的，比如被解雇的高升，也可能是由于运气不好，比如那个乞讨的孩子。

在清朝政府的官方记录里，也能看到关于财富和贫穷的观点。在封建官僚体系里，中国社会的经济健康也一直是很多官员关注的重点。“民生”一词——通常被翻译成“人们的生活”——是衡量一个政府好坏的重要指标，当然，能够养活自己的人不太容易沦为盗贼，也比较容易缴税支持官僚体制。饥荒年间，政府会尝试减轻穷人和饥民的负担，常常廉价供应谷米以及免征税金。许多县郡会在艰苦的冬天在城内组织施粥作为安全网措施。为了鼓励教育和勤奋，官员也会鼓励士绅开设家学，以供族内穷苦的亲戚学习读写。他们还资助编纂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手册。［7］

富有的中国人做慈善往往不限于自己的宗族，特别是在清政府的统治越来越无力的喧嚣混乱的19世纪。贵族们募集资金为穷苦孤寡提供住所，出资埋葬无名尸体。这种种善行被看作是维持家族的价值观、保护宗族社区并且彰显施主德行的方式。［8］

历史学家陈怡君（Janet Chen）展示了20世纪初，当受到强有力的外来威胁以及欧洲思潮影响时，中国人关于贫穷的观念是如何变化的。贫穷往往与国力衰弱联系起来，因此穷人也是改革的对象。1911年革命前几年，济贫院的数量猛增了不少，陈研究了北京和上海的这段历史。［9］以华东为榜样，成都官员也于1906年在城门外建立了两个“乞丐济贫院”。警察在街上抓住乞丐就送到这里来，根据给北京中央政府的报告，短短几个月他们就发现并安置了1500余名乞丐。这些人被编成队从事非技术性劳力工作。1907年还开设了一个由公众资助的孤儿院，可容纳超过500名儿童，他们也需要工作。有些小男孩被教授乐器——如鼓、铙钹、中国唢呐等——组成乐班子受雇于庆典或葬礼。［10］直到1911年革命后，这个孤儿院还在运营，只是预算更少规模更小。

对于19世纪西欧工业化城市社会问题不断增长的忧虑催生了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全球贫困议题开始形成。美国基督教青年联合会（YMCA）在中国许多大城市里建立了分支机构“Y”，包括成都。罗伯特·塞维斯任职秘书（他的妻子格蕾丝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1909-1920年间美国人在成都的生活的窗户）。［11］YMCA在中国的工作是受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一些原则指导的，重视识字率和职业教育。在北京，YMCA秘书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进行了旨在量化北京普通老百姓经济状况的社会调查。［12］在成都，YMCA没有资源进行此类工作。从1923年起，它发起了一项提高城市居民汉字识字率的运动。［13］不过在此之前，它最有名的是它的英语课、运动场和电影之夜。大部分都是服务于富有的年轻人。巴金就在成都YMCA上英语课。

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贫穷及其原因并不是情节主线。婢女们和其他弱势人群令人悲伤的处境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并且有助于对“制度”的控诉。但是，在《家》中，阶级差别主要还是加剧了觉慧对自己家族、社群有时候甚至是对他自己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