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卖小哥”到联合国高官，这个上海人架起与世界合作之桥

上周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来自中国的徐浩良担任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和方案支助局局长。来自上海的徐浩良目前是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

徐浩良1961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策分析与管理硕士学位。1993年开始进入联合国工作，从实习生做起，二十多年来徐浩良曾数次冲破职业瓶颈，在联合国的中国人任职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

蓝天，白云，飞机缓缓划过长空，留下一道长长的白烟。

这是印刻在徐浩良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的一个画面。“小时候我常常在上海家中的天井里仰望天空，想象着跟随掠过苍穹的飞机去往远方。”

徐浩良在上海虹镇老街长大，那里离江湾不远，附近曾经有一个机场，因此经常能看到飞机从空中飞过。这些翱翔长空的飞机总能引起他无限的遐想：到底什么人才可以坐上飞机？这些飞机又要飞到哪里去呢？……小时候的徐浩良总感觉自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或许早在那时，他的心中已经埋下了有朝一日“远走高飞”的种子。

徐浩良第一次坐上飞机是在参加工作以后，随导师一起经武汉到葛洲坝出差，当时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毕业并留校任教。虽然工作上表现出色，他也已经作为青年骨干参加了组织上安排的干部培训班，但徐浩良坦言土木工程并不是他的首选专业。像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他并不完全清楚什么行业最适合自己，更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他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心有不甘，他想闯一闯，“我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虽然懵懵懂懂，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继续思考和探索，追寻自己真正的理想。

带着这样的想法，1988年徐浩良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对他而言，未来还充满了许多未知数。他放弃了国内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选择重新走进课堂，从头开始。这是一条注定充满坎坷的追梦之路。在此后的岁月里，徐浩良经历了打工的辛酸、择业的彷徨，承受着巨大经济压力的他咬咬牙硬是扛了过来，最终在联合国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并一路晋升成为了这个国际组织中为数不多的来自中国的高级别官员。

在人生的几个岔路口，徐浩良每次都为自己争取到了“命运的转折”。如果要总结一下他的成功秘诀的话，那应该是：敢闯敢拼的斗志、勤奋踏实的坚持、为国争光的担当，以及兼济天下的情怀。

骨子里的“倔强”

虽然外表上看上去温文尔雅，其实徐浩良骨子里也有着他的“倔强”。他所就读的同济大学在对德合作交流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较强的学科优势。如果当年选择申请德国的学校，获得奖学金甚至公费留学的机会就会相对容易很多。但家境并不富裕的他却偏偏选择了去美国自费出国。

徐浩良决定“避易就难”自费留学的一大因素是因为他早就有了换专业的念头。“当时国家还不是很富裕，出钱培养一个人才很不容易，”他说他不想拿了国家的奖学金但最终有可能不回国工作。

此外，这也是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大潮影响的结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20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出现了一股赴美留学的热潮。当时的美国已经在经济、科技、教育等许多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很多有志青年渴望前往这个世界头号大国学习深造。徐浩良的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赴美留学、工作。

实际上，徐浩良在学校里学的是俄语，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出国前，他买了新概念英语教材，每天跟着磁带自学。当时的上海公共业余教育很流行，广播、电视、报纸都为他自学英语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还会走上街头主动找老外练口语。经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学习后，徐浩良很快掌握了用英语进行日常沟通和对话的能力，不久之后也通过了托福考试，顺利获得了两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工作期间省吃俭用的他已经存了一笔钱，但要支付去美国的机票费、学费、生活费等各类费用还远远不够。为此，他只好向亲朋好友借钱，东拼西凑了差不多一万美元，这才终于顺利获得签证，得以启程前往美国。

1988年，徐浩良27岁，当他坐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跨越太平洋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小时候从家里天井上空飞过的飞机，想起了那个看着天空发呆遥想未来的少年……在美国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虽然前路依然迷茫，虽然内心仍有忐忑，但他并没有胆怯，也不会退缩。“决定去美国是我人生中做出的几个重要决定之一，改变了我的命运。”三十多年后，徐浩良这样感慨道。

从国内理工科毕业的高材生到美国名校政策管理学硕士，从出生地上海到大洋彼岸的新家纽约，徐浩良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跨越的呢？在命运的转折点，他似乎每次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原来，为了顺利获得签证，徐浩良一开始计划去的是密歇根州的一个理工科学校，准备读土木工程硕士，在本科基础上继续深造。当年，上海到密歇根州并没有直飞航线，需要在加州转机。飞机落地后，徐浩良先在旧金山工作的一个朋友那里借住了两天。就在那两天，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换学校，去纽约！原来，思前想去他还是觉得密歇根的工业城市不适合自己，而当时，他还有另一个选择：位于新泽西州的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录取了他。学校位于哈德逊河岸的一个小城，与纽约隔河相望。徐浩良相信纽约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机会更多，于是他给学校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没想到学校当即同意接收他入学，并帮他补办了一切有关手续。

位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不仅是世界级的经济金融中心，而且繁华、时尚、前卫，然而徐浩良顾不得驻足片刻来细细品味眼前这琳琅满目的新世界，摆在他面前最紧迫的事是：赶紧打工、赚钱、付学费。还没完全安顿下来，他就开始找工作干起来了，在曼哈顿骑自行车送外卖，在新泽西开车帮人搬家，在报社输入赛马信息……

要知道，出国前他可是堂堂大学讲师，也曾在企业里做过工程师，现在却“沦落”为跑腿、干粗活的小工，这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出国后做了那么多份听上去不那么体面的工作，一开始感情上接受不了。但是知道别无选择，为了将来，咬咬牙就坚持下来了”。

徐浩良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曼哈顿上东区给一家中餐馆送外卖。那里是纽约有名的富人区，高档的住宅楼里有专门的住户电梯和供服务人员使用的货用电梯。当年他作为送餐人员不能从正门进入，只能从边门或后门坐专门的电梯上楼。他坦言，自尊心有些受挫，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当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曼哈顿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的时候，他暗下决心：“有一天我也要住进这样的大楼里！”

除了打零工，徐浩良在入学后还坚持半工半读，在位于新泽西的路易斯伯格国际工程顾问公司担任计算机辅助设计工程师。为了攒够学费，他甚至停学了一年，被公司派往韩国首尔（当时称为汉城），参与首尔-釜山高速铁路的建设项目。当时中韩尚未建交，徐浩良独自一人在那里打拼也经历了不少艰辛困苦，但是想到工资比原来翻了一倍，他还是熬过来了。工作再苦再累，徐浩良也不忘加强自身能力培养：一年的外派工作结束后，他又去俄罗斯进修了四个月俄语，重新巩固强化了这门曾经的“第一外语”。

虽然打工的岁月要承受身心俱疲的痛苦、忍辱负重的酸楚，但徐浩良身上的“倔劲儿”再次发挥了作用，他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动摇，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仍然能够保有一种乐观的心态，直到多年后仍能心平气和地说，通过这些经历他还是学到了很多新东西，看到了原来不曾接触的社会百态，并且心怀感激地认为这对他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与联合国结缘

靠着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以及亲朋好友一开始的帮助，徐浩良即将完成在史蒂文斯学院的学业。面临毕业后去向问题的徐浩良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其实早在进入史蒂文斯就读后的第二学期，他就从原来的工程专业转到了管理专业，但是该校开设的管理课程主要是围绕生产线管理、物流管理、时间管理之类的技术内容展开的，和徐浩良真正感兴趣的社科类专业还是有很大差距。他再次翻开全美研究生院的入学指南，仔细研究了所有社科类专业院校的学习内容和培养宗旨，最终认定对他吸引力最大的是国际关系研究。

为此，他几乎把美国所有在国际关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高校都申请了一遍，但是大部分学校都拒绝了他。“收到信封一看，很薄的，就知道被拒了。”徐浩良回忆道。最后，他还是获得了两个学校的录取信，一个是纽约大学政治系，另一个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然而纽约大学提供的是硕博连读学位，要求他提前递交一份政治研究论文开题报告，对于完全没有一点专业基础的徐浩良来说，他找不着方向，无从下笔；乔治城大学位于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政治中心，他专门去实地考察了一下，觉得该校未必适合他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对纽约情有独钟的徐浩良还是希望留在这里继续深造。当时，他报考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策分析与管理专业，但对方却没有录取他。徐浩良认为这个专业很适合自己，于是壮着胆子给学校的招生办打了电话。虽然没有相关领域的专业背景，但为了心中的理想，他在进入哥大之前已经有针对性地从事了一些实习工作，在一些与国际援助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许是他的据理力争说服了学校，又或许是他的诚意打动了对方，招生办老师答应重新审核他的申请材料，要求他再补交一些资料，并最后录取了他。在面对挫折时，如果不是他的坚持，或许就要和纽约失之交臂了，他的职业道路也将会完全不同。

正是在哥大读书期间，徐浩良开始接触到联合国。1993年，他在亚洲发展银行实习了一段时间，并在同年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第一份实习工作，参与到一个关于图们江地区发展的调研项目中。图们江地处东北亚，流经中、朝、俄三国，在地缘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联合国的项目旨在通过设立经济开发区、建设基础设施等举措促进区域合作，通过发展为政治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外，徐浩良还参与到了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apital Development Fund）的一些项目中，帮助一些落后国家，通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技术资助来推动地区发展。徐浩良参与了大量的背景调研工作，包括到世界银行和美国发展银行等机构调研，采访了很多人，为撰写相关报告贡献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同时也锻炼了与国际机构打交道的能力。

一开始，他获得的都是短期合同，但是随着项目的深入推进，也因为他在其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和联合国的合同不断地获得续签。“15天合同到期后，再续15天，后来延长到30天，又再延长到3个月，就这样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逐渐在联合国立住了脚。”徐浩良解释道。直到1995年，已经以“实习”和“兼职”身份在联合国工作了两年的徐浩良获得了第一份正式合同，被派驻哈萨克斯坦，为期2年。此后，他又先后被派往纽约总部、伊朗、东帝汶和巴基斯坦等地任职。

        

徐浩良在拉贾斯坦的斋浦尔参观印度的农村就业保障计划。

        

徐浩良与不丹总理会面交谈。

2007年，他被派回哈萨克斯坦，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哈萨克斯坦协调员。2010年起被任命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局副局长；2013年9月，获得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开始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同时任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2017年8月，鉴于其优秀的工作表现，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延长对徐浩良助理秘书长的任命。2019年7月，古特雷斯又任命徐浩良担任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和方案支助局局长。

徐浩良在多个任务区领导了大规模的变革进程，建立了高绩效团队，并显著地提升了效率。他非常重视明确的战略愿景、协作文化和持续创新的思维模式，与同事合作提供有影响力的发展解决方案。

——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

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工作，经常需要深入贫穷落后地区，爬高山，走远路，甚至身处险境也是家常便饭。徐浩良记得有一次在巴基斯坦的一个边境城市做调研，那里的老百姓非常热情，拿出了一个盛着水的铁杯子，大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每人轮流喝一口。“那个时候你顾不得考虑这么多人喝一个杯子卫不卫生，为了表达对当地人的尊重还是要入乡随俗。”徐浩良说。

过去二十多年来，徐浩良到访过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年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主要目的是了解国情。因为不亲身到访，不可能真正了解当地的国情，理性的认识如果不和感性的认识结合起来的话，做决策时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说。让他触动最大的还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贫富差距这么大的世界肯定是不安宁的，”他感叹道。作为联合国的高级官员，徐浩良经常会参加一些高规格的会议，那些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场景总会让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去过的最穷、最落后的地方，“想到这个世界上的贫富差距还如此巨大，我的内心很难平静。每当这时，我总会提醒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值得我们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问题的关键不是绝对平等，而是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和可持续性。”

        

徐浩良（左二）在担任开发计划署亚太区域局局长期间为尼泊尔一个村庄的生姜加工社区中心奠基。

徐浩良坦言，在进入联合国工作之前，对这个国际组织的了解并不多，只是对它的名字有一种简单的、遥远的敬仰，但在亲赴一线工作了多年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在伊朗履职期间，徐浩良遇到了一个难民家庭。夫妻一方是阿塞拜疆人，另一方是亚美尼亚人，他们有一个女儿。苏联解体之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产生了领土争议，他们一家由于在阿塞拜疆生活环境的问题只能外出避难，几经辗转流落到了伊朗。联合国难民署发放的救济金数量有限，有些问题一般途径还解决不了。他们一家流离失所、经济拮据，家中还有病人，一度求助无门，最后找到了开发计划署求助。由于徐浩良懂俄语，他接待了他们。在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他主动为这家人承担了几个月的住宿费。后来，他们一家终于获得了加拿大签证。临走前，女孩跑来找徐浩良，送给他两本苏联作家写的书留作纪念——这是他们在逃难时带在身上的唯一的两本书，也是小女孩最珍贵的“宝贝”。作为答谢的礼物，虽然两本书并不贵重，但却表达了浓浓的感激之情。“这段经历于我而言非常深刻。我只是帮助她解决了一点点困难，这个小女孩就把自己的精神食粮，也是自己最看重的两本书，送给了我，我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交流。”直到现在，徐浩良都一直珍藏着这两本书。

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要说徐浩良是一个“工作狂”，一点也不过分。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对工作尽心尽责、对自己严格要求。由于其工作性质，他需要频繁出差，几乎一直在路上。在中国经济网的一篇采访报道中，记者孙超的描述再一次印证了这位联合国高官公务之繁忙：“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放在地上的黑色行李箱，椅子上面的橘色双肩背包和被各种材料占满的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回想起过去一个多月里，我几次给他发邮件都是收到的自动回复——‘我不在办公室，在国外出差，有事请联系某某某’”。孙超还写道，在最后一次补充采访时，他希望多了解一些工作之外的情况，曾提议一起吃午餐，边吃边聊，但徐浩良的回应却是“要不一起去食堂或者买两个三明治到办公室”。

或许正是凭着这种争分夺秒干实事的敬业精神，徐浩良才得以在联合国这块人才济济的大天地里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根据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联合国秘书处系统内中国籍职员不足百分之一，高级别职员占比更是少之甚少。从拿到第一份正式合同到拿到联合国公务员系统里最高级别的合同，徐浩良用了18年时间。这18年里他晋升6次，平均每三年晋升一级。这样的晋升速度在联合国系统内是相当少见的。然而，徐浩良的“仕途”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职业道路上他也曾遇到过多个“瓶颈”。

        

2007年，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哈萨克斯坦协调员，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中国籍的驻在国协调员暨代表。然而当初，他连参加应聘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原来，这类考试还不同于普通的书面笔试，为期三天，主要考察应聘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各项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参加考试必须经过相关层级的领导推荐。当时徐浩良的直属上司并不打算推荐他，“我觉得很不公平，我想我的业绩应该可以证明我是有资格去参加考试的，”徐浩良说。于是，他越级找了领导毛遂自荐。徐浩良的述职朴实而精彩，他对工作的热情极具感染力，使这位领导当场给人事局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去考试。最后徐浩良过关斩将，竞聘成功，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主动争取和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拼劲，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为中国争得了荣誉。“我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别人可以做到的事，中国人同样可以做到！”他自豪地说。

        

徐浩良会谈后给时任伊朗副总统赠送纪念品。

国际机构的组织文化是西方式的，更欣赏能主动展示才能的职工，对外向型人才更有利，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强调“低调”“中庸”的思想，或许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中国员工的升职机会，徐浩良分析道。“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的总体人数相对比较少，这与中国作为会费缴纳大国的地位以及对联合国的贡献明显不相称。”徐浩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在联合国任职，成为国际公务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贡献力量，听上去很“高大上”，很多年轻人都对此非常感兴趣，一些国内高校也开设了专门的国际公务员班进行定向培训。然而，“神圣的使命”意味着人才选拔上的高标准、高要求。从媒体报道的数据来看，以2012年联合国“青年专业人才计划”为例，联合国共收到来自79个国家的4.1万份应聘简历；经过初选，向其中5500人发放了准考证，而最终通过笔试、面试，进入联合国初级业务官员待聘名单的人数不足100人，与报考人数相比，录取比例大约为410：1——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对于有志于到联合国工作的中国青年，徐浩良给出了三条建议：第一，工作一定要做到最好，超出别人的期待。只有拿出真本事，用优秀的工作业绩来证明自己，别人才会信服。在这方面，徐浩良一直以身作则，比如，亚太局的工作有其特殊性，由于总部纽约与亚太地区国家有约12小时的时差，为了保证高效地处理问题，他一直坚持晚上继续工作，及时回复重要邮件。“想获得成功或者实现理想，最重要的是努力，努力做到比其他人的预期更高一些，”他说。

第二，不能完全中国式埋头苦干，要敢于表达自己，让他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学会了解和认识西方的组织文化很重要，要善于把东西方的优势结合起来。默默无闻地奉献固然也是一种良好的品德，但也要学会展示自己，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付出和成绩，主动争取机会。在应聘环节更是如此，要多准备一些具体的、生动的案例，来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空话。

第三，要真诚待人，尊重别人，善于与人交流，建立并经营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不是单纯地为了拉关系而拉关系，你的关系网络要建立在你与别人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在你出色的专业素养的基础上，这样关系才会持久、稳固，”徐浩良总结道，“这个关系网络不仅包括你的上级领导，也包括和你平级的同事以及下属员工。”

徐浩良还透露，在招聘过程中，联合国相关机构不仅注重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还非常注意考察应聘者的写作、口语表达和逻辑能力。“要想在联合国发展得很好，我个人觉得还有两点很重要，就是要有战略眼光和相当程度的情商。”联合国工作讲究团队精神，而在一个团队中，不可能人人都是领导，一定要有做“跟随者”的意愿。团队中的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特点扮演不同的角色，担当不同的岗位，但是都应该以整体大局为重，只有这样才能配合好、出成果。

见证新型中国-联合国关系

过去的二十多年，不仅是徐浩良个人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历史阶段，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力发展相对落后，中国在联合国的话语权、影响力都十分有限。随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逐渐发展起来，在很多方面成为国际事务的领导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力度也显著加大。“从国际发展合作的角度来看，原来中国主要是一个受援国，而现在中国在更大意义上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合作伙伴，”徐浩良肯定地说。他所在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世界上最大的负责进行技术援助的多边机构，注重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主要工作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和技术上的建议、培训人才和搞试点项目，目前在中国的重点工作已经转向帮助中国推动南南合作。

虽然中国在诸多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傲人成绩，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问题。“现在中国有能力了，资金不是问题了。联合国可以给中国增加价值的地方是国际经验及一些创新的理念，这一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觉得还是相当有用的。”徐浩良说。与此同时，中国在联合国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的态度和发展方式对世界影响巨大。“如果中国能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有益探索，找出绿色、低碳、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途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积极的借鉴。”

徐浩良坦言，初到美国时他感到身边有不少反华的声音，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尤其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明显感到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称赞和佩服。“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徐浩良兴奋地说。“‘一带一路’推崇的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这都是重要理念。这是一种比较公平的国际化、全球化发展模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一带一路”建设一直给予高度评价和积极关注，2016年9月，成为第一个和中国政府签署 “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际组织。作为开发计划署高官的徐浩良也从借助国际机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首先，将“一带一路”定位成为中国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把它与联合国2015-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第二，将交通走廊/经济走廊尽快转化成包容的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走廊，通过投入改善人民生计的项目，推动贫困地区包容性的发展；第三，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领导能力和行政服务能力建设，实现国际治理模式的创新，加强中国对国际议题的影响力。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如何充分利用国际机构助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国家实力和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开发署可以为中国提供联合国的公信力，先进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各国长期发展的丰富经验，在全球协调、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及与各国发展伙伴的良好关系。”徐浩良说，“开发署可以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伙伴，促进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共同繁荣。”

实际上，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的徐浩良多年来始终心系祖国，牵挂着家乡发展。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也积极参与到和中国、上海有关的项目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1999年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经社部合作，筹措了一笔资金，和上海市政府合作，发起了一个城市信息化建设项目。徐浩良参与了前期工作，2000年他被派往伊朗，当时他动员了伊朗18个城市的市长到上海参加第一届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建设论坛，分享经验，探讨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说来也巧，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徐浩良认识了当时担任翻译的一位上海姑娘。两人相谈甚欢，不久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徐浩良（右一）在菲律宾访问受灾地区。

婚后，妻子跟随他搬到了伊朗。之后，由于徐浩良工作上的调动，两人也曾一度分居两地。虽然他经常要出入一些生活条件差、危险系数高，甚至是武装动乱严重的地区，妻子始终如一的支持给了他莫大的宽慰。徐浩良的妻子是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双硕士学位的才女，但她为了家庭放弃了事业，专心照顾孩子和家人。现在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就住在纽约曼哈顿——当年徐浩良读书时送过外卖的地方。

纽约的街头依然是那样的熙熙攘攘，高楼林立，车流不息。景还是那景，人却已不是那人——从提着饭盒在马路上骑车飞跑的外卖小哥到联合国高级别官员，徐浩良无疑是成功的。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在实际工作中为建立“新型中国-联合国关系”寻找合作领域，为中国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而建言献策。在徐浩良看来，中国的很多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比如，“中国梦”的核心就是社会的公正，国富民强共筑美好未来。“中国梦的概念与联合国倡导的给每个人创造更好生活的机会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是一致的，”徐浩良说，“如果能够帮助更多人实现理想，那我的理想才更有意义，我的价值才是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实现。”

从桥梁系毕业的徐浩良虽然选择了一条全然不同的职业道路，却始终在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国与世界架起一座沟通合作之桥作出了一份贡献。

采访撰文∣叶君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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