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再生｜日本垃圾分类缘何而起

当垃圾分类成为一桩具体的日常行为后，公众第一时间把目光转向日本。虽然垃圾分类并不是日本独有的专利，不过出于中国游客对日本礼仪秩序的刻板印象，日本的垃圾分类自然成为首先拿来对比的对象。

论及原因，纠葛甚多。一方面，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分类”传统，也就是对仪式、等级的天然重视。另一方面，日本自古对“清洁”或“净化”极其重视。日本很容易给人留下“干净”的印象。从日本人好洗澡的习惯，甚至将泡汤拓展为特有的旅游项目中，就可见一斑，况且一系列文学和绘画的传统作品，都表现了日本人对日常环境的特别关心，也令人联想起垃圾处理和清洁文化之间的一些的联。

不过，就具体的垃圾分类来说，其渊源还是和二战以后的一系列文化转变有关。战败后，日本经历了从美占时代到五五年体制建立，再到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和一系列激进民主运动。正是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激进化进程中，环保诉求日益延伸到日常垃圾领域，直到垃圾分类制度形成。

可以说，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产生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之中。只有在日本社会的专门土壤中，才诞生出日本式垃圾分类行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对日本的垃圾分类，将其放置于整体的日本现代历史中，才能真正理解。

历史是一连串事件的因果链条，垃圾分类的故事要从日本战后建立的“五五年体制”开始。当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于1952年撤离日本后，日本社会的政党政治迅速建立，并且形成了以自由党和民主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在选举中占据优势一举夺魁。从此，自民党连续主导日本政局长达38年，过程中看似多党派竞争，实际是自民党独大，其余党派难以撼动其龙头之位。这样的政党格局及后来所形成的经济局面，史称“五五年体制”。

“五五年体制”确立后的基本结果，就是日美同盟的牢不可破，同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之相伴的，也包括日本国内抗议之声越来越大，民众的民主诉求日趋激进化。经济腾飞和民主浪潮，是日本社会在1955年后的两个主要声音，也是对当时的市民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两个侧面。

经济腾飞最直接的影响，是日常生活的全面西化。不仅是在风格上模仿西方，而且伴随着日常生活在现代技术层面的全面革新。举例来说，传统的柴炭式厨房逐渐被煤气灶取代，后来又变成了电气灶。这些技术方面的改变，带来的是一个新的“现代主妇阶层”，比她们的先辈们在劳动上更轻松，观念上也更现代，因而有更多时间参与到外界社会的现实中去。

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的召开，被视为日本五五年体制的重要成功标志，也被视为日本走出战后阴影，重回国际社会的重要表达。日本人突然意识到，本国不再是国际社会上的丑小鸭，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天鹅之子（《成长中的日本经济》下村治）。

对一般市民来说，经济的腾飞刺激到了每个人的工作欲望。这个年代成了昭和日本记忆中的黄金年代，半藤一利在《昭和史》中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发端，真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市民找到了不同于往日的现代日常生活形态，也逐渐具备了不同于往日的现代生活理念。

而五五年体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民主声浪。严格来说，这场声浪到今天依旧在发出强大的声音。一系列针对五五年体制的抗议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一系列民间运动。来自学校的大学生和基层劳工的工会组织，在运动过程中逐渐成熟。同时，1960年代的民间运动在国际上形成了全面的合唱之声，和青年亚文化兴起、反战运动等并行而出。这场越发激进的民间抗议风潮，也影响了各地民众集团化的形成。人们追随各自的诉求，形成了不同的诉求团体，同样以民主运动的方式，参与到整体日本社会政治中，其中也包括民间的环保组织。

可以说，1960年代的日本民众，一方面沉溺在经济腾飞的强大快感中，也以一种积极而激进的态度参与到公众生活里。民间的环保声浪不仅是一种抽象诉求，也成为对日常生活的直接介入方式。更何况，经济的腾飞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在环境方面的损害，而这些损害直接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

从1950年代开始，一些地方就陆续出现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疾病。其中比较严重的包括发端于熊本的水俣病（水银中毒）、发端于富山的痛痛病（镉中毒）、发端于三重的哮喘，由于水俣病发生在水俣市和新潟市两地，所以统称为“四大公害”。

在1960、70年代，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所采用的抗议方式，和民主抗议或反战运动类似，而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市民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日常生活领域，由于主妇阶层已具备了非常现代的介入意识，也开始以日常改善的方式表达对环保的诉求。

这些诉求指向产品的生产方，包括了呼吁消费者运动以及抵制不良商品等方面，同时也含有对垃圾循环利用的倡议。五十岚晓郎在《日本政治论》中提到：“垃圾处理问题更加积极的解决办法是循环利用。为实现循环利用，地方自治体和地区的自治会在承担处理废弃物的同时，主张循环利用的市民运动也必须不断追究制造方的责任。”

大约从这个阶段起，日本的环境保护——或者具体为垃圾的循环利用制度，成为了政府和民间组织互动的过程。1970年实施《废弃物处理法》，开始正式处理垃圾问题，区分了日常垃圾和工业垃圾。表面上看，对民众和政府的良性互动和环境保护本身而言，这些都是推进性的措施。

可也别忘了，尽管日本在1970年后经济发展速度趋于缓和，但环境污染依旧在继续，并没有减缓的趋势。可以说，一边在积极环保，另一边在积极污染，反而构成了某种很现代的“共谋”。

戈登在《日本的起起落落》中这样写道：“当工业毫无节制地扩张，有时甚至不计后果，空气与用水质量自然会急剧恶化。环境受损的代价，又或工人与居民的健康受害，乍看似无关轻重。它对生产者无直接关联，政府亦不需马上付出代价，欣欣向荣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损。事实上，假如环境受损，反而会刺激经济活动，如建造滤水厂或送污染受害者到医院治疗，这些产品与服务又会被看做’不断增长’经济的一部分。”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泡沫经济年代，甚至可以说持续至今。其结果究竟如何，始终在争议之中，是一个远未有答案的问题。

1997年，日本推行《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成为了外国游客对日本“垃圾分类”最直观的表达。不过，对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来说，可以说是环保问题、民主政治问题，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形态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日常美学问题。

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背后是日本半个世纪的社会经济进程。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问题。只有在日本的具体社会变化中，才能看到其具有特色的垃圾分类和环保活动的独特性。

（作者系日本文化研究者，曾访学于大阪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