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德华·斯诺登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就好了！”

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们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有时又颇为滑稽可笑的爱恨纠缠。英国间谍们就像小说家自身一样，他们想要好的形象，想要无尽魅力，不过不要指望他们能够忍受嘲笑，或是忍受那些负面评论。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不同风格的间谍小说家们，从厄斯金·柴德斯到威廉·勒丘和爱德华·菲利普斯·奥本海默，正是由他们激起了民众反德的公愤。所以也可以公平地说，最初是他们帮助了秘密情报局的建立。在这之前，一位绅士本不应该去翻看属于另外一位绅士的信件，即使事实上还是有不少绅士会这么去做。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将他笔下的英国秘密特工展现在了众人面前，不过，根据大部分人的说法，这本小说并不是太出色。当温斯顿·丘吉 尔控诉他这本《阿申登故事集》违反了《国家机密保护法》时， 正面临着同性恋丑闻威胁的毛姆，烧毁了自己十四篇未出版的短篇小说，其余的作品也推迟至一九二八年后才得以出版。

小说家兼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苏格兰民族运动支持者的康普顿·麦肯齐，就没这么容易被吓到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伤病退役之后，他转入了军情六处，成了英国反情报组织在中立国希腊的主管头头。然而，他发现派给他的指令，还有他的上级经常都很荒谬，作为一名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把这些都拿来作为取笑的素材。一九三二年，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他遭到起诉，并被罚款一百英镑。这主要是因为他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希腊回忆录》里事实上塞满了骇人听闻的轻率言行。不过他这次并没有受到教训，一年之后，他又借由另一本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品《脑子进水》来诉诸报复。我听说，军情五处麦肯齐的档案里有一封写给局长的信，措辞极其严厉，署名用的是英国情报局局长通 常会使用的绿色墨水：

“最糟糕之处在于，”局长对身在圣詹姆斯公园另一侧的战 友写道，“麦肯齐揭露了情报局通讯专用的一些符号，有些目前仍在使用。”麦肯齐的亡灵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高兴地搓起双手。

不过，说起军情六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叛徒，自然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属。虽然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差点就跟麦肯齐一样，要被送上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庭了。关于此事，我最喜欢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一段回忆，那时我在英国情报局最棒的餐厅里和军情五处的一名律师一起喝咖啡。这名律师是个性情温和、爱抽烟斗的家伙。不像一名官僚，反倒更像是家庭事务律师。但那天早上，他却处于深深的焦虑中—他收到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样书，已经读了一半。当我开口说，我真嫉妒他的好运时，他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说，格林那个家伙肯定要被起诉了。格林利用战时在军情六处工作得来的工作经验，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因此，格林一定会被关进大牢的。

“不过这真是本好书，”他抱怨道，“他妈的实在太好了，就是这样才麻烦。”

我尝试在报纸上搜寻格林被捕的消息，不过他始终逍遥法外。可能军情五处的巨头们最终决定一笑了之——这总比大呼小叫来得好。为了报答他们的宽容大度，格林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他们，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不过，想必军情六处已经提前警告过他了。在《人性的因素》前言里，他小心谨慎地向我们保证，他并没有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掘地三尺找出一本早期版本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你也会发现同样的免责声明。

然而历史证明，我们的罪孽最终都会被遗忘。麦肯齐最后获封爵位，而格林则被颁发了功绩勋章。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有个真诚的美国记者问 我，“您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他以前能够写作，就不会变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如果一开始没能写作，您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在给这个危险的问题搜寻一个安全答案时，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有多少处境困难的间谍希望爱德华·斯诺登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啊。

摘自《鸽子隧道》，约翰·勒卡雷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