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最好看的，不是他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与人驻颜光。

然而，在这极尽快乐的背后，是另一个长安。藏于地下，无人知晓。富贵与贫穷就像同一个空间里的太阳和月亮，阶层相隔，永远不会相见。青楼女丁瞳儿也唱《短歌行》，终究不再绮丽，反而多了一些悲壮。这部剧高明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再现长安盛景，讲皇室与贵族的争斗权谋之事，更讲长安城的可怜人、伤心事。

本文参考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06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1. 长安的另一面：平康坊青楼女

据《北里志》记载，长安城内东城的商业中心区叫东市，北里就在东市旁边的平康坊的一角，其附近有高级官僚们的居住区。到了唐代后半期，在平康坊和其北边的崇仁坊一带集中了许多进奏院，进奏院相当于各地藩镇驻长安的办事处。在平康坊北侧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道路，乃是连接长安城东边的正门春明门和西边的正门金光门的主要大街，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从平康坊面朝大街的北门进去，坊左侧（东侧）大约二百平方米的四方形区划就是“北里” 的所在地。

大体上来说，整个唐代这里都是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在文献记载中可以见到玄宗的天宝年间年轻人出入此处的记录。

北里的内部按照道路分为三个部分：从北到南分别是北曲、中曲、南曲，其级别依次升高。关于“曲”的由来，或许可以说其是来自于“局”、小巷、或者是道路的入口处等意思。

北曲在坊的最北侧，恐怕是沿着坊墙排列的小小的妓馆，推测其当是供外地来京的打工者，或因贫穷而结不起婚的下层百姓解决性问题的地方。而中曲和南曲的情况就不同了，红墙绿树环绕，院内花草假山，院子四周分布着风格各异的客房，可以举行宴会。此外妓女们各自在自己的房间接客。可以想象，各曲分别有数十家这样的妓馆，总共大约有妓女一千名左右。

来中曲和南曲玩乐的人大都是些中产阶层。高官们并不太来这里，他们一般都纳妾，而且有专属的妓女（称作家妓），没有必要出入这些场所。因而中曲和南曲的客人主要是中下级官僚、出入进奏院的地方官以及文人墨客和一部分商人。此外来妓馆的人还包括科举的进士及第者以及进京赶考的学子们。因此，只要有擅长诗文书画、精通歌舞音律的名妓出现，妓院就仿佛变成了有教养的上流人的游乐沙龙。

在花街柳巷的灯红酒绿背后，乃是一个人欲物欲横流的世界。妓女们多是来自于贫穷的农家姑娘。通过或是被骗或是无奈卖身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良家女子经过人贩子之手来到了这里。为了把这些女子训练成为合格的妓女，妓馆的主人在买入这些姑娘以后，就和她们结成义母（养母）和义女（养女）的母子关系，并对其待人接物等进行严格的培养训练，其中也包括从读书写字到写诗作文等教养内容。

应该说，这些义母（养母）中有一些人的文化素养相当高。可是另一方面，义母又随时监视义女的行动，贪得无厌地榨取客人，因而被冠以“爆炭”的外号。同时，这些义母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往往嫁给住在进奏院的地方官和大商人，还有人索性嫁给黑道的地痞以求庇护。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作为义女的妓女们的情况。在义母的盘剥监视之下，对于妓女们来说最大的放松就是每月逢八的三次庙会。这一天她们获准结伴去同一平康坊内靠南边的保唐寺，听取僧人的讲经说法。为了看看这些漂亮的妓女，当天在保唐寺门前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拥挤不堪。也有妓女在此碰见熟客以后将其带回妓馆。心黑手辣的义母则在庙会这一天，向每个妓女征收铜钱一缗（一千文）。此外，当妓女想自己休息而拒绝接客时，每天也必须向义母支付一千文钱。由此可以推知，恐怕每个妓女每天的实际收入大致就是一千文左右吧。如果说当时一斗米（一个成年人五天的量）值一百文钱，那么一千文钱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五十天的伙食费。由此可知，去花街的中曲和南曲逛一天需要多么大的开销了。

2. 律令制

唐代实行律令制。李必将张小敬从死牢中捞出，令他办案。在这部剧的开篇，张小敬半信半疑，对此质问：大唐还没到是个公子哥，就可以无视唐律的时候。“律”是刑罚法，而“令”则是非刑罚法。唐受北魏影响，律令制与贵族制共同作用，影响国家运转。

无论是在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这一中枢形态之中，还是在职掌相互重叠的诸中央机关以及由数人组成的宰相班子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并非单纯上传下达的横向关系。而在这种横向关系之中，则可以明显看到魏晋以来的贵族制的影响。无论通过当时看重门第(出身)的社会观念、还是通过当时人们的高度的文化教养素质，抑或是从当时社会体制中重视仪礼的情况来看，都可以说隋唐时代无疑是一个弥漫着浓郁的贵族制气息的时期。

从律令官制和贵族制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统治权力松弛的状况。换言之，即这一时期存在着制度涣散以及对于制度的随意性解释等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玄宗时代后期以后“恩宠”这种私人关系何以能够流行，家世门第不清不白的安禄山为何能够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上。

剧中有两个人物虽然是大贵族出身，但分别在宰相和太子门下做事，丝毫不敢逾越半分，唯唯诺诺，也可以说是唐朝官制的表现。

剧中，林九郎指责吉温

太子右卫率姚汝能乃姚崇之孙

即便是贵族这样的名门望族，也很难断绝和官场的关系而独立存在。即便由于婚姻关系、文化性、抑或财政基础等方面的因素，他们得以保持自己作为贵族的体面，然而他们也看到，倘若自己一旦失去与政界的联系，就会立刻被时代所淘汰。

实际上，以前的六朝贵族就是基于九品官人法而确保自己与官场联系的贵族。此外，唐初围绕《贞观氏族志》而起的山东贵族博陵崔氏的待遇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反映了贵族立场的象征性事件。即一方面山东贵族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政治。唐代的贵族们在经历了上述事件之后，加强了与官场的联系，其后也积极地参与了科举。

可是，如果仅此就强调说唐代的官僚制居于优势地位，那也未免有些性急。实际上就像唐室自己就十分在意《氏族志》一样，整个有唐一代，重视家世出身以及贵族教养的空气始终没有大的变化。

即使从律令官制里被称之为三省六部的中枢官制的构造中，也可以看出其中残留着南北朝以来的贵族制的巨大影响，三省六部并非是一个在皇帝的绝对权威之下实施统治的体系。也就是说，贵族制和官僚制乃是一种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唐代的律令制就是这种关系的集约表现，这也可以说是唐朝的特质。

3.繁华将尽

有一个人不得不说，就是从户部调入靖安司的徐宾。剧中，他开创大案牍术，能从浩瀚繁复的文书中，第一时间找出关键材料，被何监委以重任。长安当时是国际大都市，人口密集，案卷繁多，的确难以统计。

在长安城内生活的人们包括上至皇帝下到流浪汉的各种人。关于长安城的人口有各种说法：有接近于历来的通说的一百万人说，还有一百五十万人说，近年还有一种呼声很高的看法，认为长安的人口当在五十万至七十万人左右。长安在行政方面由万年和长安两县构成，其管辖区域也包括周边的城外地区。城内城外合计，两县的户数约七万五千户至八万户，一户按照五个人计算的话，总人口当在四十万人左右。这些都是在户籍中登记过的人，也就是“编户 ”。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根据这一数据来研究城内的人口数，推断出城内的居民应该有三十几万人。从“编户”总数中减去城内居民，剩下的近十万人就是住在城外的农民。

关于长安的“坊”，如果从规模上来说，一个坊的规模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县城或者与其接近的大型聚居地。如果是外地的县城，农民们也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出城下农田干农活，然而在长安的居民中却见不到农民的身影。尽管据说长安城的南部实际上是农田，但是住在坊内出城去从事农耕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但无论是从居民所需粮食的生产，还是遇到危险的时候的保护，或者是日常的往来以及各种杂务的分担，城外和城内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长安的居民。

“编户”之民四十万人，朝廷以及与朝廷相关者合起来三十万人，士兵及其相关人员约十万至十三万人左右，户籍登记漏网的人大约十数万人，全部加起来正好一百万人左右。由此足证长安人口一百万人这一通行说法是一个恰当的估算。在当时的世界上来说，拥有百万人口的都市仅此一家。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唐代就无愧于世界帝国的称号。

隋唐王朝都以“均田”作为国是，并在律令的 《户令》中就此作了详细的规定。本来，在均田制的背后就贯穿着一种想法，即自井田制以来的土地均分以及平均的思想，而均分土地的前提则是土地的国有 (公有)。只要公开打出均田制(均田法) 的旗号，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确保政权统治的正当性。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税收。只要土地是国有(公有)的东西，作为其代价，农民负担税役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均田制对应的是称之为租、庸、调的税制。唐代以“丁”(成年男子)为对象征收的“租”为粟2 石；“调”是绢2丈、棉3两；“庸”指的是“丁”每年承担劳役(岁役) 二十日，或者取代劳役一天纳绢3尺。这些税目原来都是分别实施的，到了隋初统一为正税，按照“租”=劳役15日，“调”=劳役15日的标准，全部可以换算成为劳役。也就是说，整个“租庸调”相当于年间五十天的劳役。

唐代以后，按照户等为基准缴纳的义仓米作为与土地(资产)相关的正规赋税，成为地税而固定下来。此外，还出现了与户等对应的户税，以户税充当官吏的俸禄以及被称之为“公廨钱”的政府经费。这种与资产和户等相关的非人头税，遂成为以后的两税法的滥觞。唐后半期以后，律令制的支柱均田制(土地制度)和租庸调制(税制)解体，变成了两税法 。

繁华的长安背后，是日暮西山的一面。从上面长安城人口的构成，我们便可以知道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头大身小、基础很不稳定。租庸调和编户是关系到民心的国家制度，但君主忙于骊山温泉享乐，官员忙于争权，基层越来越怠惰，长久下去，小小的损失看不出来，但正如剧中徐宾所言：

人心的失望，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的。

文字、编辑：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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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隋唐”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一般教科书对隋代的历史总是匆匆带过。气贺泽先生对于隋朝的历史，则颇为重视，有些看法颇为新颖。作者特别肯定隋朝初年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认为高熲、苏威几个人合作，短短几年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而奠定了隋朝开皇之治的基础。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对于巩固隋朝统治的意义。就全书的侧重点而言，作者对于贞观之治评价不高，论述简略；对于武则天的掌权，则与同时期日本等东亚其他地域的女主政权做出联想。与一般中国教科书或者断代史不同，作者对于唐代花街柳巷世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景观、五代山及房山云居寺等地的佛教文化都要专门的叙述。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和当代日本隋唐历史研究综合性成果，体现了日本学者观察隋唐历史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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