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寻租与租值耗散

在19世纪之前，所谓“租”不过就是使用土地、房屋这类不动产而支付的报酬；而今，像是过年时节“租”个男友、女友回家，支付报酬，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同样是“租”，租地和租人是否一样呢？

“租”（rent），或者说“租金”，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经济词汇。但比较怪异的是，如果诸位读者翻翻任意一本国内外标准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会发现教材中涉及“租”的内容很少，即便有，通常也解释得相当简略甚至是含糊其词。相应地，大部分接受标准经济学教育的专业人士，常常说不清道不明“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几年来业界常常把“共享经济”和“租赁”混为一谈。

这篇文章是有关“租”的经济学小史。

在经济思想史上，人们对rent的思考由来已久。不过在19世纪之前，rent通常仅仅指“地租”，间或指“房租”，其意义比较狭隘。从17世纪英国学者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开始，学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地租——即使用土地的报酬——是如何决定的。当年休谟读了斯密的《国富论》之后，就在写给斯密的信件中指出：他有关地租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斯密一会儿说土地上产出物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地租的高低，一会儿又说地租的高低会影响土地产出物价格的高低。可惜的是，休谟还未来得及说明他自己对于地租的理解，就去世了。

1815年，被称为“现代地租理论元年”，标志着现代地租理论的诞生。因为在这一年中，四个人——李嘉图、马尔萨斯、托伦斯（Robert Torrens，英国军官，后为国会议员，是19世纪英国第二次货币争论中的领导人物）和韦斯特（Edward West，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后去印度担任法官，不幸病故）——相继各自独立地发表了同一种地租理论，这就是级差地租理论。

现代地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价格决定地租，不是地租决定价格。

举个例子。假设土地有优劣之分，现在你在最优等土地上，投入100元，可以收获200斤麦子；市场上麦子的价格是0.5元/斤。那么200斤麦子的收益就是100元，正好和成本相抵。此时没有租金，差一些的土地也不会投入使用，因为只要100元投入下的麦子产量低于200斤，就会亏损。但是如果市场上麦子价格上涨，变成1元/斤，那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次等土地会投入使用，比如另一块地投入100元，产出只有100斤，但是现在也能做到收益与成本相当，因而耕种这块地至少不会亏本；其次，对于最优等地而言，200斤麦子现在能卖得200元，扣除成本后还获得了100元的盈余。这100元盈余归谁所有？如果前期100元投入是资本和劳动投入，那么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其实都已经获得了回报，这多出来的部分，只能归于土地所有者，即李嘉图所言的“使用了原有不可灭的土壤力，必须给地主一部分生产物”，这就是地租。

所以，只有当土地产出物价格上升，劣等土地投入使用，优等土地才会产生地租。随着谷物价格的不断上涨，越来越次等的土地逐步投入使用，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就相继获得了级差形式的地租，这就是级差地租。（前述例子是粗放耕种模式，如果随着谷物价格上涨，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断增加投入，那么就是集约耕种模式，级差地租的产生机制不变。）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级差地租的核心逻辑是存在多种生产要素的情形下，固定某种要素的投入（比如土地），不断投入其他要素（资本或劳动），那么就可以解释固定要素的价格（地租）是如何产生的。所以后来级差地租理论被用来分析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比如马歇尔应用该理论来解释固定资本的报酬，他称之为“准租金”。而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现在被称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拉克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则更激进，应用级差地租理论解释一切生产要素的报酬（固定资本要素的投入量，不断增加劳动投入，可以计算得出资本的报酬；反之，则可以计算得出劳动的报酬），这就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诞生，也就是如今写入教科书中的厂商最优生产理论——要素的边际产出等于其价格。

但是“租”的现实解释力还远不止如此，其还可以用于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比如“寻租”（rent-seeking）。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经济学家图洛克（Gordon Tullock），在发表于1967年的论文“关税、垄断和盗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中提出了寻租理论——“寻租”这个词汇，则是克鲁格（Anne Osborn Krueger）于1974年开始使用的。不过一百多年前，法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就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详细描述了寻租现象。

按照目前流行的见解，寻租就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得垄断性资源的利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会造成社会的不公正以及福利损失（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寻租问题的工作论文，“寻租和内生性收入不平等”）。倘若给定适当的前提条件，这类观点不算错。但是，笼统地将“寻租”归结为一种贪腐行为，只是毫无意义的价值判断，并无助于我们真正了解寻租现象。

事实是，寻租是任何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西进运动时期的美国，还有19世纪之后纷纷独立的拉美国家，都存在大量的寻租行为。更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中寻租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它既可以促使市场法治社会的形成，也能导致拉美经济模式。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寻租的内在机制，就很难作出好坏优劣之判断。

理解寻租，首先要弄清楚“租”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19世纪之前，所谓“租”不过就是使用土地、房屋这类不动产而支付的报酬；而今，像是过年时节“租”个男友、女友回家，支付报酬，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同样是“租”，租地和租人是否一样呢？

答案是“一样”，因为这类行为都是为了使用某种“独占权利”而支付报酬。土地、房屋的所有者对土地、房屋拥有独占性的物权；同样，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也拥有独占性的权利。正是这种权利上的独占，或者用更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垄断，才产生了“经济租”（economic rent）：使用某种资源带来的收益高于其机会成本，而给资源所有者带来的回报。

因此，只要具备了某种排他性的独占权利，即由法律、行政或者其他权力所赋予的垄断能力，就有可能产生租（注意，只是“有可能” 而已，因为这是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像是“专利费”、出租车的“牌照费”等等，本质上都是“租”。

有读者可能会立刻想到：这不就是教科书中说的“超额利润”吗？没错，租就是超额利润，只不过和后者着眼于垄断企业的收益相比，租更强调的是一种超过资源使用之机会成本的额外盈余。

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寻租”的实质。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寻租就是动用一切手段“寻找超额利润”，这当然包括了非法手段。但是在我们指责寻租行为之前，先试着想象一下当一个社会从前现代世界向现代世界转变，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情形。此时，社会中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资源被特权人士所独占，其潜在价值被国王、贵族或者政府所“窖藏”。倘若要让这些资源真正得到利用，必须投入到市场过程中去，而能采取的方法，要么是天真地相信特权人士会放弃利益，要么就是不择手段地从特权人士那里将资源“赎买”（贿赂）出来：这才是寻租的本质。

在此意义上，寻租不仅不是坏事，还是一件好事。这就是十多年前某位经济学家提出“寻租有利论”的意思。毫无疑问，这样的论点甫一提出肯定会招致非议。只不过，大多数对于“寻租有利论”的批评都没有点出实质问题。因为就社会转型问题而言，判断寻租行为的好坏根本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司法制度。试想，在一个前市场经济社会中，连基本的市场法规都不健全，所有寻利的行为都可以说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这完全取决于那些资源垄断在谁手中。

“寻租有利论”的真正问题是，把资源从特权人士手中赎买出来后，经过市场过程产生的资源价值不一定会提升社会福利，因为此时有可能存在“租值耗散”（dissipation of rent）。

“租值耗散”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戈登（H. Scott Gordon）在1954年一篇有关渔业公共资源的文章中提出，是张五常老先生力推的概念之一。其核心含义就是流传更广的“公地悲剧”的另一种表述：一项权利界定不清的资源，其租值在边际上会下降至零。公共鱼塘、公海捕鱼，这些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由于缺少实际的权利所有人，谁都可以任意捕捞，最终导致涸泽而渔，资源价值耗尽。

寻租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随着资源逐步从特权者手中释放出来，进入市场过程，但是相应的市场法规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无法确定资源的具体所有者，或者虽能确定所有权，但是并不能真正保障资源所有者的利益，那么这些资源创造出来的价值最终只能是被某些特定人士所瓜分，形成新的特权群体，而不能增进社会福祉。

所以，要使得寻租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就必须杜绝租值耗散现象的出现，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是确定资源的具体所有者，并切实保障资源所有者的利益。这就是英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成功之处，也是拉美经济的失败之处。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