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谈： 关键是“信”“达”

杨宪益（1915—2009），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诗人。他从事翻译工作近50年，着力中文作品英译，内容遍及《离骚》《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及鲁迅、巴金等现当代名家，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很感谢出版社决定把我在五十年代翻译的萧伯纳的戏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重印出版。

我当时所以翻译这个剧本，记得是为了纪念萧伯纳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出版社约了一些文化人，翻译介绍萧伯纳的一些名著。我答应译两个剧本，《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便是其中之一。剧本不是我自己定的，但我也不反对，因为这个剧本是一部名著，而且还拍过电影，很多人都知道。

解放后，我在一九五二年从南京调到北京，在当时的外文局出版社工作，翻译《鲁迅选集》及其他我国古典名著，之后也在业余时间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除了搞汉译英的本行工作外，也搞一些外译中的翻译工作。所以我就成为了一个职业的翻译工作者，虽然我原本是当过好几年的大学教授，也教过英文和历史，但兴趣总是在搞文史研究方面。时光过得飞快，我搞中译外和外译中的文学翻译工作一转眼也过了半个多世纪，算是一个老资格了。很多人都来过，问我有什么翻译工作的经验。我很怕谈什么翻译体会，因为我自己实际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新经验。我们中国人不但自己有过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且有过汉唐以来两千年左右的翻译外来文化的好传统。但是过去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翻译经验，总结起来，也不过只有两个字，就是“信”和“达”，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向我国介绍西方文化名著的严复曾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雅”只是“达”的一部分。“达”而能“雅”，才是真正的“达”。过去鲁迅和梁实秋的辩论，“宁信而不达”，还是“宁达而不信”，都是错误的，这用不着讨论。采用音译的方法来解决翻译上的问题，也只是一时不得已的办法，如“电话”原来译作“德律风”，后来才改用“电话”，和现代人用“因特网”等译法一样。我这本书的书名译作《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也不够通俗，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总不能为了通俗化，就译成《霸王别姬》吧。那样岂不使人想起这是一本关于西楚霸王相遇虞姬的历史剧，或关于京剧梅兰芳和杨小楼的东西？扯得太远，就此打住，请原谅一个八旬老人的胡言乱语。

二〇〇一年六月

《卖花女》译本序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在我国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三十年代初，他曾访问过中国，同宋庆龄、鲁迅、蔡元培、黄佐临等有过交往，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表示同情和支持。解放后，一九五六年萧伯纳一百周年诞辰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他的戏剧集。我在这个选集里担任过两个剧本的翻译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这本一九一二年写成的《匹克梅梁》，后重印，改名《卖花女》。

匹克梅梁这个名字与剧中人物无关，其来源出自希腊神话。相传古代塞浦路斯岛有一个国王名叫匹克梅梁，他用象牙雕刻了一个女像，自己又爱上了这个女像，因此他向神请求把这个雕像的少女变成真人，司爱情的女神应允了他的请求，赋予雕像生命，他们就成了夫妻。在这个剧本里，一个语言学家息金斯用一个出身贫苦的街头卖花姑娘作试验，改造了她的外表和语言，把她变成一个似乎出身于豪门、仪容优雅的小姐，自己又爱上了她。由于这个故事同西方著名的关于匹克梅梁的神话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萧伯纳就采用了这个名字作为剧名。实际上，萧伯纳的用意却不在此。他的用意是要说明英国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同下层社会的劳苦人民相比，只不过有表面上的差别；上层社会人物只是受过一些资产阶级教育，能操较为文雅的语言，此外并无更多长处；劳苦人民的灵魂反而较为洁净。

在剧本末尾，萧伯纳曾写过一大段长篇议论，说明戏剧虽然收场了，但语言学教授息金斯和卖花女伊莉莎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伊莉莎也绝不会爱息金斯而嫁给他。这一大段议论我没有译出，因为它超出了剧本的范围。

一九八一年四月

内容简介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讲述了征服者凯撒到埃及追赶罗马将军庞培的时候，如何找到了克莉奥佩特拉；凯撒如何在克莉奥佩特拉和弟弟托勒美之间分配王位；凯撒如何得到庞培的头颅；而在凯撒离开埃及杀回罗马以前，这位年老的征服者和年轻的女王之间又发生过哪些事情。《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为现实主义剧作家萧伯纳早期历史剧的代表作品，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

在《卖花女》里，傲慢的英国皇家学会语言学家希金斯和朋友匹克林上校打赌，要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将目不识丁、粗俗不堪的卖花女伊莉莎教导为一名“上等人”，一位举止优雅、谈吐不俗的上流社会小姐，最后又爱上了她。《卖花女》诙谐幽默，不仅展现了剧作家萧伯纳高超的语言写作能力，更展示了其对当时英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细致刻画和深入观察。

摘自《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卖花女》，著者：【英】萧伯纳，译者：杨宪益，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