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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为何叫“燕园”

2019-07-09 12:2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全文共4659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本报记者

杨春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7级本科生

1952年，在中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一分为八。这年秋天，燕大的最后一批学子提着行李走出了校门，与此同时，燕大的校园也迎来了它的新主人——来自红楼的北大师生。在学生们复课的兴奋中，没有人注意到，西门外“燕京大学”的牌匾被悄然撤换，这座著名的教会大学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前世辉煌

1919年，经营不善的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决定合并。为了协调合并工作，两方校董会决定邀请“德高望重”的金陵神学院教授司徒雷登担任新大学的校长。

这所新大学的定名曾经经历过一场争论。在司徒雷登开始主持新学校的工作时，两所学院都坚持使用自己的原名，互不相让，甚至还宣称如果不采用原名，他们会“把毕业文凭堆积在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母校的毁灭”。

看着校名的问题一直拖了几个月，性子很直的司徒雷登也不含糊，立刻向两方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要么双方各退一步，都放弃原有的校名，要么就干脆放弃合并。于是问题解决，在会议之后定下了“燕京大学”的名字，并决定由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来题写校名。

在英文校名的问题上，燕京大学则和北京大学有过很长时间的摩擦。

在京师大学堂创立之前，燕京大学的子校汇文大学建校时就在美国注册为“Peking University”，两校刚刚合并为燕大时，也曾继续使用这一英文校名。而在北大方面看来，“北京大学”和“Peking University”的契合度更高，况且汇文大学已经解散，燕大方无权再次占有这个名字。但迫于“治外法权”，北大不得不把名字改成“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尽管如此，北大校长蒋梦麟时常致函燕大，要求彻底解决校名问题。

这期间，两校学生收到的信件经常会被误送，得到另一所大学去领取。据说，有一次燕京大学所定的两千册外文书籍被送到了北京大学，等到负责人去索要时，北京大学的管理人员已经误把书籍送入了图书馆，分散在了各个角落，只得用半年的时间从图书馆里大海捞针地拣出这些书籍归还。

为彻底避免混淆，1925年4月燕大决定改英文名为“Yenching University”，这场有些乌龙的纠纷才真正尘埃落定。

△挂有英文牌匾的燕大校门

随着燕大规模的扩大，司徒雷登开始筹划为燕大选一块新校址。因为经费不足，老校长在北京几乎跑断了腿。一天，司徒雷登应一些朋友之邀来到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 于是，这座抱拥未名湖的校园就在清华园的不远处生长起来。

经过磋商，在用远低于市面的价格买下了如今的燕园后，司徒雷登又开始亲自设计校园建筑。他提出要求：“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为了建设校园，司徒雷登聘请了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主持设计。在最初的规划中，他把燕园设计成紫禁城的缩影——为了在并不平整的基址上达成这个目的，他甚至曾经考虑过填平燕园中的部分水体。

但如此巨大的工程量显然无法实现。在后来的设计中，原本作为中轴线收束的水塔被移到校园东南，并在后来被命名为“博雅塔”，成为了燕园地标。

1926年的夏天，司徒雷登进入知天命之年，新的燕大校园也基本建成，师生们开始陆续迁入新的校园。一些燕园现在的建筑，在那时就已经成型：古香古色的西门是校园的正门，高悬蔡元培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匾。从校门步入，举目远眺，四处开阔明朗，眼前一座被命名为校友桥的小石桥横跨在一泓湖水上，小湖左右各有一座小桥作为进出校门的主要通道。桥的正前方是校园主要的中心广场，左右各有一座矗立的华表。

△燕大校园

1929年，毕业于燕大、之后又留校任教的冰心给未名湖上的一座三合院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并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题写了‘临湖轩’三个大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大厅。这座建筑很快就成为了燕园的标志。

燕大设立之初是一所以传教为目的的教会大学，但司徒雷登对于对燕大的管理管理却有着另外的想法。与父辈们相比，司徒雷登的理念有着高明之处。他说：“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至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教运动的一部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燕京大学采取的做法是：不强求学生加入宗教，不在学业上给立誓信教的人以优待，也不给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燕京大学“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甚至在1925年，燕大干脆把宗教课也改为了选修，同时规定学生在60个要求必修的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10个学分的中国历史课程。

基于这样的想法，燕大的基督化氛围更多靠的是司徒雷登和教师们与学生之间的个人交往和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而营造出来的环境熏染和精神影响。在燕大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司徒雷登能够准确地说出任何一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是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

作为根植美国教会的大学，燕大在学术上吸收了西方的许多先进思想。燕大在中国大学中最早建立了绩点学分制，规定学生在本科四年中必须修满140～146个学分的课程才能毕业，不及格不允许参加补考。这种严格的制度一经执行，“第一年400多个学生中有93个被迫退学。” 就连与司徒雷登形影不离、对其帮助甚大的傅泾波在违反这一规定时，也被教务长洪业不留情面地辞退。

衰落与破灭

1946年6月24日，北京燕园里的临湖轩颇为热闹——这一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周岁生日。这是他从日寇的三年拘禁中重见天日之后的第一个生日，也是他在燕园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十天后，司徒雷登接受邀请，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试图在古稀之年再为中美关系出一份力。在离开燕园前，他向燕京大学校委会递交了请辞校长函。在这封辞函中他写道：“你们谅已知悉我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了，请允许我立即向你们保证，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有关方面利益……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

△司徒雷登

之后的事情就被写进历史：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黯然回到华盛顿，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这时，他发现自己成为了美国对华措施的替罪羊，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他和这片故土隔离开来。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在遗嘱中，他希望自己能够被安葬在燕园。

但是，司徒雷登骨灰的返乡之路格外艰难。作为“反面典型”，在国内政治气氛紧张时，这位老人的遗嘱完全不被考虑。80年代，在日益宽松的环境下，司徒雷登的骨灰辗转回到中国。在准备葬入燕园时，却受到许多北京大学学者的反对，最终只能不了了之。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的离开给燕京大学带来了致命打击——从此以后，“帝国主义遗存”的帽子让燕大的师生惶惶。1951年底，伴随着抗美援朝的炮火，燕京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开始陆续开展。“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再全面地去考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在学术上还有贡献，”当时运动的领导者张大中回忆，“都是尽量地以揭发的角度去看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做了什么坏事。”

△燕京大学毕业证书

“思想改造”期间，学生停课持续了半年，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校长陆志韦等知识分子受到批斗，被迫“悔罪”。

1952年暑假，在全国高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告一段落，即将进行院系调整、迎接新任务的时候，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决定组织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教师去青岛休假。

在休假期间，燕大院系调整的消息传来，大多数人留在新北大，也有一部分调到别的单位，有的参加组建新的学校，有的充实其他单位。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北京大学搬入燕园。

当时，燕大西语系教授巫宁坤刚刚从美国回来，就收到了调任南开大学的消息。他在自传中回忆：“青岛回来后不久，赵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话一出口，赵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巫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巫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摇头叹息。

但实际上，当时燕大的学生对于燕大解散并没有太过明显的感情——经过半年的停课整顿，他们对复课感到兴奋，无暇去顾及“母校情节”。

燕京背影

虽然在燕大在院系调整中解散时，燕大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和抵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在燕园中的时光和母校情节在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心中逐渐复苏。他们不时也会零散地回到燕园看一看，但除了感叹物是人非之外也无可奈何。

这时，新华社的张贻与北京市体委的马健行商量，可以利用新华社的大餐厅来组织同学聚会。经过筹划，20多个燕大校友聚在一起。那是一次低调而又热烈的聚会。以至于多年之后，人们都不能准确地记起聚会的日期。

谈话中，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聚会，每年至少应该有一次。马健行和张贻考虑，应该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燕京校友组织起来，成立校友会。不久，最初的校友会成立了，起初到会的只有当年的老师和学生几十个人。从那以后，参加聚会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燕京大学学生照片

这种自发的聚会一直持续到1984年。这年5月4日，北大在燕园举行校庆和校友返校活动，同时设立北大校友联络处。燕京大学校友会和西南联大校友会被分别纳入进来，由北大校友会牵头进行纪念活动。这一天，北京大学教授雷洁琼在燕大时期修建的贝公楼门前宣布：燕京大学校友会正式成立。经过了32年的隐藏，燕大校友会再次新生。

这些年岁渐长的校友在聚会的时候，总不免要说到恢复母校的事情。早在八十年代，在民办学校政策开始松动的时候，就有燕大人提出要恢复母校。倡议一出，各地燕大校友便群起响应。许多校友表示：如果能够恢复母校，他们愿意出资。短短的几个月，倡议者就集齐了一笔在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善款。

于是，临时组建的校友会开始多方奔走。既然无法在原校址恢复，就另寻他址。“哪怕是大学建不起来，建个学院也好啊。”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校友张芝联不无惋惜：“可是还是不行，当年被取消的十三所教会大学，都没有恢复的希望。”

于是，燕大的校友们开始“曲线救国”。

1993年1月7日，经过校友会的努力，由北京市高教局批准，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北大分校合办的燕京研究院成立。这是当年燕京研究院某种程度上的恢复。这所研究院的阵容前所未有：侯仁之、林庚、周汝昌、王钟翰等人作为顾问，周一良作为名誉主任……

但是，恢复之后的燕京研究院只是一个培训机构，严重缺乏再生力量，博学鸿儒的白发先生们没有精力从事指导工作之后，“第二梯队”无处寻找，研究院最后无疾而终。

不只是燕京研究院，燕大校友会本身也存在着“青黄不接“的问题。《燕大校友通讯》有个特殊的栏目叫《哲人其萎》，刊登着燕大校友去世的消息。最近两年，出现在这个栏目里的燕大老人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整本篇幅的一半。“但没有办法，燕大也不会有新的校友了，后继无人啊。”常驻校友会办公室的负责人白荫良老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