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良渚的五千年与80年；激辩“现代货币理论”

【国内】良渚的五千年与80年

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36年，良渚考古滥觞；195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命名了“良渚文化”；1959年，以良渚遗址为命名地的良渚文化确认；1961年，良渚遗址被列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至90年代，一批高等级墓地和人工堆筑的大型宫殿基址被发现，极大地提升了良渚文化的地位；1994年，被国家文物局推荐列入中国《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总面积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现人间，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内城、外郭的完整结构；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被发现。这一中国最早水利工程，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都城结构，是同时期世界上功能系统保存最完整的都城之一；2018年1月2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正式启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此外，城址的格局与功能性分区，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台地上的居住遗址分布特征，都高度体现了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同时揭示了从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社会向具有等级制度、礼仪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艺的大型综合政治单元的过渡，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新石器时期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代表中国政府在发言中表示，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是见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文化遗址。

陈同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参与负责了良渚申遗文本的编制。在申遗成功之后，国家文物局微信号发表他的文章《填补长江流域的大河文明空缺——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研究》，其中写道：“针对世界遗产价值标准3的要求：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文本充分吸取国内、外考古学家有关良渚古城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复杂社会’的概念与相关理论，以此弥补早先柴尔德提出的文明判定四要素（城市、大型建筑、金属和文字）在良渚古城遗址价值判断上的局限性，引入国际语境，依据申遗文本强调列入理由必须具备物质的证据要求进行逐条梳理，提出主张：提名地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可为长江流域出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提供特殊的见证。”以及：“针对世界遗产价值标准4的要求：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文本主要以考古资料为素材，从城市文明的角度切入，运用城市规划专业的技术与理论、特别是空间分析技术GIS，对遗址分布范围的地形地貌进行充分分析，同时结合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文化独特的“礼制”传统，发现良渚古城遗址在城市规划方面存在6种特征，其中：三重空间、以中为尊、崇尚高耸3项特征展现了“藏礼于城”的规划理念，水利工程选址、湿地营城、临水而居等特征反映了祖先“因地制宜”的营城规划与技术手法。因此提出主张：提名地作为区域性的早期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表现出“藏礼于城”和“湿地营城”等一系列特征，是长江流域早期城市文明的规划典范。”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私家历史”栏目发表考古学家王仁湘的文章《五千年良渚，四代人80年的发现》，把良渚考古发现大体归纳为三大时段——陶器、玉器与大型墓葬、城址与大型水利工程，经历了“经过四代考古人八十多年的努力探寻”。

文中提到的第一位考古人是施昕更，“一位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工作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自己的家乡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黑陶片和石器，他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发现由此开启了序幕。这位良渚人对良渚遗址进行了几次田野考古发掘，而且很快将发现公诸于世，这也是世人了解良渚的开端”。在上世纪30-40年代，“考古平台上活跃的有一拨‘10后’，他们大多是施昕更的同龄人。如良渚考古的关键推手1909年生人的苏秉琦和1910年生人的夏鼐，这二位与1911年生人的施昕更，差不多就是同年人了。他们是第一代开拓者，是良渚的发现者和认知者，也是后来中国考古学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王仁湘的文章中写到的第二代考古人：“一批30年代出生、逐渐成长为著名考古学者的后来者，开始研习考古学。他们是1932年的严文明、1933年的俞伟超、1934年的张忠培，还有两位是1932年的牟永抗和1930年的黄宣佩。美籍华裔学者1931年的张光直，也曾为解读良渚作出重要贡献。”

第三代和第四代则是：“一拨拨50-60后、70-80后为良渚考古而生，这是以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刘斌为首的团队，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登上良渚考古平台。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它包括了正年轻和已然不太年轻的两代人，可以看作是良渚考古第三代和第四代。”

文章中认为：“是他们最大限度打开了折叠着的良渚，将那从未见到的甚至是不曾想象到的文明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所说的良渚第三时段玉器与古城的发现，正是主要由这两代学者辛勤探寻的成果。这一阶段良渚考古的大收获是城池与水利工程的确认，这也是国家形态文明的确认。良渚这么庞大的城池与水坝的设计筑造，是强大国家机器才能实施的工程。这一阶段还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与谷物分配一定纳入到了良渚的国家大政。”

申遗成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国家文物局微信号发表了刘斌、王宁远、陈明辉等学者共同署名的文章《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总结道：“尽管学术界对良渚文明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已有了比较高的评价，但作为一个复杂的史前文明，现在还只是揭开了良渚文明的面纱，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化。比如，良渚古城、寺墩、福泉山遗址等遗址的历时性研究和聚落形态资料仍需继续丰富和细化，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序列及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仍有待完善，良渚文化向外传播的途径和动因还不甚清楚，良渚时期的玉料等资源的来源及利用情况、手工业发展状况、贸易的发展程度、政治控制模式与国家的疆域、良渚文化之后的文化转化及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答，对良渚文明特质、文明模式和理论总结还刚刚起步等等。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仍需更多个80年的探索和更多代考古人的努力。作为国家文物局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的核心内容，我们已制定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相关的详细计划，将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之前内，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推动相关研究工作向科学化、国际化、公众化、理论化发展。”

【国际】法国经济学家站队“现代货币理论”

7月4日，法国《世界报》发表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 Po）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安德烈·格里宾（André Grjebine）的文章《现代货币理论的起源》，支持由美国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开创的这套理论，并指出它其实是历史上两大针锋相对的经济学流派——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融合的产物。

现代货币理论（MMT）在1950-1960年代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主张国家中央银行应奉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维持物价稳定，而包括就业、经济增长等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则应交由市场的“内在稳定力量”来调节。

今年年初以来，这一理论在美国引起了一系列激烈辩论，遭到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股神”巴菲特等多位经济学界和政界重量级人士的轮番炮轰，被认为是可能引起通胀失控，威胁美元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荒谬理论”。

格里宾在文章中解释称，该理论是两股经济学思潮的合流。一种思潮关注企业与家庭（个人）过度负债在经济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由国家而非商业银行来发行（部分或全部）货币的优势：“这些理论看似出自‘统制经济论者’之手，其实正相反，它们的缔造者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格里宾在文中列举了该阵营下的经典文献，其中包括：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100%货币与公债》（100 % Money and the Public Debt），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的《货币政策中的规则与权威》（Rules versus authorities in Monetary Policy），弗里德曼的《促进经济稳定的货币与财政框架》（A monetary and fis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的《 国家稳定发展的条件》（Les conditions de l’expansion dans la stabilité sur le plan national）和《财产税与货币改革》（L’impôt sur le capital et la réforme monétaire）。持此观点的也不乏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如詹姆斯· 托宾（James Tobin）的《作为“金钱”创造者的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s as Creator of “Money”），以及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 稳定不稳定的经济》（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另一种思潮则源自凯恩斯主义，更关注需求的作用，强调必须以预算赤字来回应需求，以此来抵御经济衰退趋势。格里宾本人就是在法国主张结合并发展这两派学说的主要学者，其相关著作有《如何摆脱公共债务》（ La dette publique et comment s’en débarrasser ）和《公共债务货币化》（Pour la monétisation des dettes publiques ）。与他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英国金融市场监管局前任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著有《债务与魔鬼之间》（ 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建议相反，他们认为“为预算赤字而新造货币，不应该只作为在面临衰退威胁时用来振兴经济的手段，而应该以该国潜在的经济增长为依据持续提供资金”。作者在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家必须优先在有望促进未来发展及提高生产力的领域加强投入，如教育培训、生态经济转型等，从而在长远意义上减少外部赤字”。

格里宾指出，新自由主义之父弗里德曼的主张看似自相矛盾，一面谴责国家干预经济局势管理，一面又设想通过预算赤字的途径推行货币发行量（参照GDP实际增长率）持续增长，按其本人的描述就是“要么预算收入必须与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支出持平，要么赤字必须达到足以保证由货币量决定的长期增长额。”在这样的条件下，“货币主管机关的主要职能将是制造货币以应对预算赤字，并在国家出现盈余时相应减少已发行的货币数量”，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公共事业开支全部来自税收收入或新造货币，也就是发行无息公债证券。”弗里德曼后来还发现，发放有息债券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在高失业率时期，发行公债所造成的通货紧缩程度比增税要低。但发行货币所能造成的通货紧缩程度其实更低……国家预算是赤字还是盈余，会分厘不差地反映在货币数量的变化中，反之亦然，货币数量也只会随赤字或盈余而改变，赤字意味着货币增量，盈余则相应减少。”因此，弗里德曼呼吁“改革货币和银行体制，从而既杜绝私自制造或销毁货币，同时也消除央行对货币增长量的破坏性控制”。

格里宾认为弗里德曼理论中这一表面的自相矛盾，可以通过公债货币化与同样受他推崇的不干涉主义相配合来化解。“一方面，国家必须有规律地（几乎是自动地）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另一方面，预算赤字必须只能用于降税，而不得用在其它‘统制’性质的公共开支上。”

弗里德曼悖论大放异彩，前一次是在美国总统里根当政的时代，体现在其一系列貌似言行不一的政策中。格里宾曾在其1986年的专著《危机理论与经济政策》（Théories de la crise et politiques économiques）中用一个章节论述了美国如何在1979年至1985年间从衰退走向复兴。他指出，今天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与里根大体相同，“都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大幅降税，同时采取与自由主义教义相违背的实锤刺激政策，从而获得新自由主义者们苦求不得的经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