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耕华︱读史也须通人情

近日，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上，读到王培军君《训诂须通人情》一文（下面简称王文），写得非常精彩。尤其是说“读吕（思勉）氏文，每嫌其批评语太少，而所引材料太多，故时急欲观其自下语，虽少而快意，因快意又复嫌其少”。我也深有同感。

训诂，通俗地说就是清除古籍文字上的障碍，训诂学家有“以形说义”、“因声求义”等方法。王君以《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之“面”字为例，说明训诂研究，有时也要“揆之人情”，方能通文意、得确解。由此而联想到吕思勉先生有一则题为《买道而葬》读史札记，解读《礼记·檀弓》中季子皋“犯人之禾”的事，正好用来讨论考史、读史与“通人情”的关系。

《礼记·檀弓》：“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详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

《礼记·檀弓》的这段记载，字面上并无特别难解的地方。它大致是说：鲁国季子皋埋葬他的妻子，踩坏了别人的庄稼。申祥便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并说：“请赔偿人家的损失。”季子皋说：“我的主子孟氏不为这事责罪我，朋友们也不为这事抛弃我，就是因为我是这个城邑的长官。要是花钱买路去出葬，恐怕以后当邑长的很难继续照办吧！”

自东汉郑玄起，对这段记载都是依文解读的，说这是季子皋“恃宠害民”。后代的注释家，也延续这样的解释，说他是“恃宠害民，还妄加辩解”。季子皋，即高柴，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子对他的评价是“愚”（憨直忠厚）。文献中不少有关他的记载，说他曾任卫国的狱吏，为官清廉，不徇私舞弊，按法规办事。子路也说他忠厚纯正，能守孝道，并善为吏。《礼记·檀弓》的记载及注释家的解读，似与孔子、子路等对高柴的评价以及史书上其他的记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说他为官清廉，不徇私舞弊，那么“犯人之禾”何以不肯赔偿呢？有学者（朱轼）为他辩解说：“子皋岂虐其民者，意当日所犯无多，必从而偿之，是煦煦之仁也。且邑长犯禾而民受偿，是教民不顺也。”也有学者（江永）解释说：“为政有体，不为小仁，葬妻犯禾，或偶过误，或道上迂曲不得已而犯之，不偿正为得体。盖邑长犹偿禾，则民有丧皆须卖道，后将难为继，非谓为政者难遂其欲也。”但这样的解读，还是难以让人明白：何以邑长“犯人之禾”而作了赔偿，“则民有丧皆须卖道？”难道这庄稼的主人，类似梁山好汉专营收“买路钱”的勾当？也有学者（唐孔颖达）认为：此一节论高柴非礼之事，正体现了所谓“《春秋》责备于贤者”的“书法不隐”。但吕先生认为这些解读完全是弄错了。他写了一篇《买道而葬》，就这《礼记·檀弓》的记载做了专门的解读。吕先生说：

（《礼记·檀弓》所记）旧说以子皋为倚势虐民，非也。此事可见井田废，阡陌开之渐。夫使阡陌完整，营葬者安得犯人之禾？营葬而犯人之禾，盖以阡陌剗削，丧车不能通行故耳。开阡陌乃违法之事，当时依法整顿，势盖已不能行，然犹难公然许为合法。邑长犯人之禾而庚之，则许为合法矣。关涉土地之案件，又将如何办理，故曰后难继也。“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乃读而非句。言以吾为邑长于斯，买道而葬，后难为继，故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非谓为邑长倚势虐民也。

读吕先生的这篇札记，想起了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说的那段话。陈先生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  孤诣，表—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先生在这里讨论的是古代哲学史的解读，我们也可以把它移用到一般史书的解读上。这也可以分二步走。第一步是回到古人“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以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高柴葬妻，不可能葬在人家种植庄稼的农田里，也不可能非得从人家种植庄稼的农田里通过。那他怎么会践踏人家农田里的庄稼呢？《礼记》说“买道而葬”，不说“买田而葬”，可见被践踏的庄稼，不是种在农田，而是种在道路上的。如此，古人“所处之环境”，即这一幕历史场景应该从“田地里”移到“道路上”。即此事发生的历史场景，应该在道路上，而不是一般的农田里。然而，庄稼何以会种在道路上呢？如果我们仅仅站在高柴与申祥的身边，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这就需要拓宽视野，观察此事“所受之背景”：原来，在井田制施行的时候，田间是有纵横交错的“阡陌”，这原是供行走的道路。到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压力，原先的耕田越来越不够用了，庄稼的耕种就逐渐侵食到了田边的道路，于是“阡陌”之上就种有了庄稼。结果，高柴葬妻由原先的“阡陌”上通过时，因这些道路已被种植了庄稼，而发生践踏人家庄稼的事。走到这一步，我们对季子皋“犯人之禾”事的“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便完全明了。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种之同情”。换言之，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理解季子皋“犯人之禾”而不肯赔偿的理由。吕先生说：开阡陌种植庄稼原是违法之事，但形势已是如此，当时要依法加以整顿，已经不可能推行，但政府还是不肯公然允许此事为合法。高柴是一邑之长，践踏了种在道路上庄稼而赔偿之，那也就等于承认这样事（将耕种的庄稼侵占到道路上）为合法。所以，我的主子孟氏不为这事责罪我，朋友们也不为这事抛弃我。我要是花钱买路去出葬，恐怕以后当邑长的很难继续照办呢！所以，高柴不肯买道而葬，“非谓为邑长倚势虐民也”。如此，大约就达到了“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高柴），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种之同情”了。

其实，若就哲学史、思想史一类的研究来说，要进入陈先生所说的二个境界实非易事，然对季子皋不肯“买道而葬”之类的史事，倒是可以揆之常理、深体人情，达到“同情之理解”。如此，那不仅训诂须通人情，考史、读史也须通人情。今天的读者，凡对法不责众而又不能废法之类的事有“身历目睹”或“亲身感受”，受吕氏解读的启发，就能将文献的记载与自己的阅历打成一片，有了这一番设身处地的“移情”，你就能对季子皋不肯“买道而葬”达到“真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