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湘：五千年良渚，四代人80年的发现

经过四代考古人八十多年的努力探寻，一座5000岁的良渚古城展露在世界面前，中国古文明一角的光辉闪耀于世人。今天世界拥抱着良渚，良渚古城遗址被接纳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员，世界由良渚的发现看到了文明中国初始出现时那一角的绚烂。

良渚自发现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考古不断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这也不断更新、提升着我们对良渚的认识。良渚考古发现大体可以归纳为三大时段，即陶器、玉器与大型墓葬、城址与大型水利工程，这三大发现认知时段。

最早是良渚考古的奠基阶段，此刻我们特别怀念前面两代学者，他们大都已经作古，没有等到今天申遗成功的开心结果，但他们却奠定了良渚考古的坚固基石。当这些先行者已然成为历史，从他们的足迹里我们又看到了历史延伸的方向。

第一代学人发现了良渚。施昕更（1911-1939），浙江余杭良渚镇人，原名兴根，后更名为鑫赓、昕更。八十多年前，施昕更还是一位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工作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自己的家乡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黑陶片和石器，他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发现由此开启了序幕。这位良渚人对良渚遗址进行了几次田野考古发掘，而且很快将发现公诸于世，这也是世人了解良渚的开端。

施昕更是发现良渚第一人，他也是一代考古人的代表。那是上世纪30-40年代，考古平台上活跃的有一拨“10后”，他们大多是施昕更的同龄人。如良渚考古的关键推手1909年生人的苏秉琦和1910年生人的夏鼐，这二位与1911年生人的施昕更，差不多就是同年人了。他们是第一代开拓者，是良渚的发现者和认知者，也是后来中国考古学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在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中，良渚文化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架构。夏鼐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论，他于1959年命名“良渚文化”，十分重视良渚发现的价值。这两位施昕更的同龄人，在他们活跃的年代里引领着良渚考古的方向。

从那开始的20年，一批30年代出生、逐渐成长为著名考古学者的后来者，开始研习考古学。他们是1932年的严文明、1933年的俞伟超、1934年的张忠培，还有两位是1932年的牟永抗和1930年的黄宣佩。美籍华裔学者1931年的张光直，也曾为解读良渚作出重要贡献。

这又是一拨鼎鼎大名的同龄人，是第二代良渚的发现者与解读者。健在的严文明先生仍然一直关注良渚考古，还动情地作长诗歌唱良渚。其他的几位都已经先后作古，他们大都见证了良渚大墓、精美玉器和城址与宫殿址的发现，不断亲临考古现场指导，陆续发表研究成果，使得良渚的面貌越来越清晰起来。黄宣佩和牟永抗，还有略小一些的1943年的王明达，都是在考古一线成长起来的学者，他们主持了若干重要发掘项目，也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70-90年代，良渚一系列重要发现再次引起学界和公众关注，许多大型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玉器，良渚研究涌起新的热潮。新鲜、神秘、精致、完美，良渚玉器带来的信息让人们着迷。随之成长起来一批批学者，他们接过前辈学者的接力棒，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激情满满的学者，还提出了“玉器时代”的概念，觉得非如此不足以描述良渚带来的前所未知的世界。

良渚因玉器而彰显精彩雅致，良渚人的精神世界就珍藏在这些精致的玉器里。良渚人的信仰，他们的虔诚与情怀，都包容在这些神秘的玉器里。

又是20年过去，再一个20年来临，一拨拨50-60后、70-80后为良渚考古而生，这是以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刘斌为首的团队，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登上良渚考古平台。

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它包括了正年轻和已然不太年轻的两代人，可以看作是良渚考古第三代和第四代。是他们最大限度打开了折叠着的良渚，将那从未见到的甚至是不曾相像到的文明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所说的良渚第三时段玉器与古城的发现，正是主要由这两代学者辛勤探寻的成果。

这一阶段良渚考古的大收获是城池与水利工程的确认，这也是国家形态文明的确认。良渚这么庞大的城池与水坝的设计筑造，是强大国家机器才能实施的工程。这一阶段还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与谷物分配一定纳入到了良渚的国家大政。

后浪推前浪，新人追前人。披星戴月，风雨兼程。我们欣喜地看到良渚第四代考古人已经登台整齐亮相，新的发现在向他们召唤。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器晤”（3N3N），作者对原文进行了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