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

我没搞错。若要谈“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非我所宜，我要谈的就是“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种方式”。

真不是标题党。

先从名人谈起吧。1943年底至1945年秋，陈寅恪任教于大后方的成都燕京大学，其间指导过石泉（原名刘适）研究中国近代史。据石泉回忆，有一次他跟陈氏说起有意探讨甲午战败的内政背景，陈以为“此题可作”，最后说：

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收入《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类似内容又见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版）

而陈氏到了晚年，却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作（见《陈寅恪集·寒柳堂集》），讨论“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石泉遂认为其师“此时已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只是陈氏虽自许“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惟论题既与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论述中更“参以平生耳目见闻”，故此作在内涵、在体裁皆近于掌故，异于史著。陈氏很讲究著述体例，其讨论晚清史事，意在留下一己的见证，而非作旁观式的述史。故虽有此作，我觉得陈氏仍不算真正做了近代史研究。

无论如何，陈氏早年对石泉所言，意思自然是指其家世攸关于晚清政局，若自己做研究的话，容易过分投入，影响治史的客观性。众所周知，陈氏治史，强调要有“了解之同情”，所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但“了解之同情”是需要的，却也不能过犹不及——陈氏在此强调“动感情……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正宜与“了解之同情”互为修正、互为限制，可以加深我们对“了解之同情”之说的理解。总之，至少在那个时候，陈氏着重考虑的是保持对历史的中立观察，故对于与其家世相关的近代史事抱有一种“回避”态度，这是很可贵的学术自律。

当然，有这种学术自律意识的，远不止陈寅恪一人。

侧重研讨近代史的唐振常八十年代访学澳洲，在墨尔本遇见“胡适门下一人”，此公谈起胡适仍不时落泪。唐氏特别写到：

我问他为什么不研究胡适。他很伤感地说：“不行，一研究就要动感情。”这个观点向合我心，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有了感情，必失其真。章太炎就说过，历史学应该“汰华辞，去感情”，我深以他不研究胡适为然。（《所遇胡适门下一人》，《半拙斋古今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这位“胡适门下一人”，唐氏当时隐匿其名，陆灏后来点出其人即金承艺，曾任胡适助手，后专攻清初史事（《八旗子弟》《胡适门下》，《听水读钞》，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

郑永年在海外做当代大陆政治社会方面的研究，曾考虑探讨农村改革问题，后来发觉做不下去，转而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他后来自述其理由：

倒不是不熟悉，而是太熟悉了。做着做着，就可能有一些情绪的东西出来，不够客观。（《郑永年：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实验室》，李怀宇《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中华书局2016年版）

从金承艺到郑永年，他们是针对自身经验而言的，跟陈寅恪针对家世旧闻而言有点差别，但他们显然都会认同陈的态度。

还有，研治历史人类学的王明珂是台湾眷村子弟，其父原是国民党军人，属孙立人旧部，故他对近现代史，尤其是远征军的事迹甚感兴趣。可是，他却有一段很动情的自我总结：

后来在我三十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碾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踩着蚂蝗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载《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这里的表述甚为特别，但很明显，他对“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有很深的情结，视那段历史为神圣，不愿意触碰它，甚至有“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这样不“学术”的话。跟陈寅恪相似，他的内心也飘扬着“父辈的旗帜”，无法不带主观地介入父辈参与其中的历史。这仍近于陈寅恪式的“回避”态度。

与此相对，有另一类学人，也不愿研究近代史，但所持的理由却跟陈寅恪截然不同。

以中国社会史研究斐声于世的何炳棣，七十年代末曾接受记者访问，强调“切不可研究第二流的题目”；当记者又问，中国近百年史也极重要，他是否考虑研究？他回答：

这不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中国历史几千年我都有兴趣，只有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这一百年我不愿专攻，因为这段时期实在太惨痛了。近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制度都比不上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工业和军事更是落后，偌大的中国任凭西方和日本主义凌辱宰割，我不忍专门去研究这一段历史。（《历史的回顾与前瞻——访何炳棣教授》，阮北康、欧阳莹之《学人专访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

何炳棣

以秦汉史研究名世的廖伯源，六十年代末考上新亚研究院，有意追随严耕望研究古代政制，他回忆当时的情形：

……浸会学院之老师章群先生引导余到先生之研究室拜谒先生，为余请从先生治中国政治制度史，并呈上余已出版之两篇文章：《京师大学堂筹设始末》及《强学会》。……几天以后，先生到余之研室来，归还上次呈阅之文章，谓余之文章属近代史，何以欲转治中国政治制度史。余答以前读近代史，所读尽是列强欺侮中国，常为之心情不佳，故不欲以近代史为以后之研究专业。（《回忆与怀念》，《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台湾稻乡出版社1997年版）

何炳棣、廖伯源是不同代际的学者，但不约而同，都对近代史有强烈的耻辱感，而不愿以之作为专业研究的对象。

与何炳棣、廖伯源相似的，我还知道一个间接的例。台湾有位研讨宋史的张峻荣，曾自述其心理：

幼读国史，每阅至宋代，视其国力之积弱不振，屡为外患所欺，辄往往掩卷叹息，不忍卒读，甚或避而越跨，盖终存轻蔑之心也。及年齿徒长，识见渐丰，始知读史可以知鉴得失兴替，方能平泯意气之怒，静心观读，然终有未释于心者。（《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讨·自序》，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视其国力之积弱不振，屡为外患所欺……”，说的是他读宋史的感受，但更潜在的，不如说是他读近代史的感受吧。“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他对宋史的“轻蔑之心”，隐藏着他对近代史的“轻蔑之心”，是对近代史的耻辱感之延伸，包含了双重的耻辱感。故在深层心理上，他也跟何炳棣、廖伯源无异。

此外，高华研究现代史，尤其侧重革命史和党史，有访问者记录他离世前的情形：

病榻之上，高华曾经自嘲式地告诉张鸣，自己或许不该做党史研究，接触到了很多的黑暗。如果做古代史，可能会好些。（袁凌《守夜人高华》，原载《财经·视觉》，此据网络文本）

高华于党史的感受，多少类似于何炳棣对近代史的感受——尽管他说这些话时，早就无法回头。

陈寅恪们的心理，与何炳棣们的心理，正成一个对照。二者都表现出对近代史的“躲闪”心理，但前者的动机是“回避”，在学术上是积极的，后者的动机是“不愿面对”，在学术上是消极的。二者都动了感情，但前者是不愿自己的感情影响到所研究的问题，后者却是不愿所研究的问题影响到自己的感情，从学术本位来说，自有上下床之别。简单说，我以为前者更值得推崇，但后者也完全可以同情。

不论是陈寅恪，还是何炳棣，不论是“回避”模式，还是“不愿面对”模式，总之他们都没有研究近代史。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是虽没有研究近代史，却从近代史受到刺激，抱着近代史的问题意识介入了古代史，不妨称为“参照与启发”模式。

还是先举陈寅恪为例。1941年冬，他在流寓香港时曾购卖到一套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跋语说：

辛已冬无意中于书肆廉价买得此书。不数日而世界大战起，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于此本之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

稍后说得更为详细：

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陈述辽史补注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这是陈氏对自身遭际的感受，与其家族记忆自有不同，但仍不妨归入广义的“近代史”范围；而他当时深有体会于两宋之际史事，虽未付诸专业论述，却十分清晰地说明，学者透过“近代”的视野，是可以深化对古代世界的理解的。

在北洋军阀时期，当时的知识阶层，尤其是敌视共和政府的遗老群体，普遍有一种将当代比拟为五代的历史修辞（参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182-184页）。在这一语境下，五代十国史研究就有了古今纠缠的特殊意味。

1937年下半年，陈垣写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请傅增湘作序，傅氏在复函中说到：

近忽眷念时事，颇感吾辈所际与五季正同，欲借此览薛史一过。（见《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7页）

此处说的“薛史”，即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傅增湘说“吾辈所际与五季正同”，想来也是陈垣的心事。而陈垣所以撰作此著，史学的“内在理路”应是主要因素，但民初政局的乱象，即他亲身体验过的“近代史”，会不会也是令他起意的一个隐蔽因素呢？

如果说，陈垣之例还不充分，那么王赓武之例就很确凿了。王氏如今以研究南海贸易与华侨华人闻名，但他早年在英国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却是五代史。他后来自述：

我对中国史最初的兴趣是在近代。我曾为那些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割据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所吸引。饶有兴味的是，当时中国的精英，无论武人、官僚还是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他们应当投身到中国的重新统一之中去。……他们的所书、所言无不提醒着中国人，乱离之世多在分裂之时；特别是3世纪汉代之后和9世纪唐朝以后的割据状态，后者则是“天下”最后一次以同样的方式分裂。于是我要问，何以那种特殊形式的统一在此之后会实现？

注释里说得更为具体：

到了1960年代，我读了陶菊隐六卷本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之后，对军阀割据时代重拾先前的兴趣。我也曾受陈志让关于军阀政治起源研究的影响（按：当指陈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他的研究讲述了统一和中央权力的困局，导致数十年严重分裂的过程。这一困局也呼应了这里关于争夺10世纪对最高统治权的研究。……这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五代时期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研究高度相关。（《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2007年版序》，中西书局2014年版）

王赓武由今而古，转向的轨迹极为明晰，他是将五代当作北洋的学术替代品了；而他原先对现代军阀的兴趣和理解，显然也有助于他理解那个古典军阀的世界。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近代史所起到的“参照与启发”作用。

对历史研究而言，史家得自“近代”的个人感受或家族记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陈寅恪到何炳棣到王赓武，三个人都不研究近代史，但何炳棣的情况跟陈寅恪不同，王赓武的情况又跟陈寅恪、何炳棣都不同。作为学人，可以各行其是，“回避”也好，“不愿面对”也好，“参照与启发”也好，不妨各有各的选择。而选择是一回事，成就又是另一回事，二者并不必是相关的。

一般来说，历史离我们越近，我们越有切身之感，理解就可能越深入；但同时，我们投入的感情越多，理解就可能越主观。——借用量子物理学的概念，这可以称作“历史的测不准原理”。那么，当历史就在不远处，当历史逼人而来，学者如何面对它，如何处理与它的关系，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治学路径，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体现了“史学与世变”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