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2周年。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1937年，日本大举增兵中国，年仅20岁的志村菊次郎应征入伍，他本应该在日本接受三个月新兵训练，却被突然调往中国，他所在部队就驻扎在离北平只有十余公里的卢沟桥畔。他曾在日记本上写到“我的肠胃一定要争气，不能犯贪吃拉肚子的臭毛病”。可他没有想到，正是他所谓的“毛病”，竟然成为引爆日本增兵中国背后巨大阴谋的一条导火索。

1937年，日本相册里的卢沟桥地图

7月7日晚上，在参加卢沟桥附近军事演习时，志村菊次郎不争气的肚子又折腾了，在返回的时候，因为天黑他迷了路。“一名士兵失踪!”日军终于找到搜查宛平城的借口。

日军侦察机拍摄的卢沟桥和宛平城

宛平城是北平南面大门的锁，当时驻守宛平的第29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恼羞成怒，连开数枪示威。此时，迷路的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日军仍然集结大量的兵力，并在7月8日凌晨5时，悍然向国民政府第29军开枪射击，宛平守军奋起抗击，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1937年，日军在丰台的驻扎地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七七事变”中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

7月8日凌晨5点，日军对宛平城发动炮击

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

驻守在宛平的国民党29军在卢沟桥抗击日军进攻

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

被日军炮火摧毁的宛平城内民房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日内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卢沟桥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

占领卢沟桥的日本侵略者

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

占领宛平城后，在城楼上炫耀武力的日军侵略者

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日军相册中的卢沟桥事变场景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

7月26日，日军突破北平广安门

突破广安门后的日军部队

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七七事变”中壮烈殉国的佟麟阁将军

1937年8月13日，日军占领北平

为了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1945年，宣武门内的南沟沿大街更名为“佟麟阁路”。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北起复兴门内大街南，南至宣武门西大街，全长1500米左右。

佟麟阁路西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教堂。见到它第一眼就会惊讶于它的“美”。这座精美的教堂就是中华圣公会教堂，也有人管这座教堂叫安立甘教堂，是中华圣公会在北京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教堂，也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一座。

1907年，刚刚建成不久的中华圣公会教堂

“中华圣公会”是基督新教六大宗派之一的英国国教圣公会在中国的分支教会，原用英国国教一词的音译为“安立甘会”，1911年才转为意译，称“中华圣公会”。这就是为什么这座教堂既叫中华圣公会教堂又叫安立甘教堂的缘故。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各国便在北京划地占区，当时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鄂方智，在英军占领区里想找房建教堂。后来他相中了宣武门内象房桥附近刑部殷柯庭的住宅，当时殷柯庭全家已经逃离北京，鄂方智便在此地拆了宅子修建教堂。教堂由主教史嘉乐请人画蓝图、找工匠建造，于1907年建成，建成后还举行了祝圣典礼。

上世纪初，在中华圣公会教堂举行的一场婚礼

这座教堂建筑别具特色，与我们见到的其他教堂建筑不同。它不是哥特式建筑，也不是其他的西洋建筑形式，而是在西洋建筑中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宫殿式”教堂，可谓中西合璧式。整个教堂从外形到内部均为中国传统风格，是中国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早期代表之作。

佟麟阁路62号新华社印刷厂，是民国建元后的国会礼堂和办公楼房。参议院和众议院举行会议、总统选举等重大政治活动皆在此进行。原状基本保留。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国会旧址位于西城区佟麟阁路52号，建成于1913年。现存建筑有国会议场、“圆楼”、原仁义楼、礼智楼的两栋两层带前廊的楼房。国会议场平面呈正方形，高三层，东、西、南三面都有狭长的门厅。穿过门厅即为会议大厅，建筑外表极简陋，全部用手工灰砖砌造；国会议场议会大厅北侧为“圆楼”，因楼内会议厅平面椭圆形得名；地上二层，灰砖砌筑，三角桁架，楼内南部为三间休息室，北部为一半圆门厅围合一圆会议室；国会议场东侧为二排二层带前廊的楼房，当时用作议员起草宪法办公场所，为灰砖清水墙建筑，三角桁架坡屋顶。

1910年，晚清时期的资政院大楼，民国时期变成国会大楼

辛亥革命后，1912年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参议院，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构。4月5日，临时参议院随临时政府迁至北京。1913年4月8日正式国会（参众两院）成立，临时参议院解散。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国会解散。1925年改为北京法政大学。1927年后合并为京师大学法学科。

今天我们在此纪念“七七事变”八十二周年，不仅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重要的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正阳文库出版的《两代摄影师，一座北京城》记录了北京城多年来在空间结构和城市风貌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以下这组从宣武门西望的视野图，就包括了当时的民国国会旧址。

第一张1961年的老照片都是赵树强先生提供的，而新照片则是刘锦标先生于2011年在同一机位拍摄的。时隔半个世纪，宣武门向西的这片区域已经今非昔比，但在这里的佟麟阁路却依然诉说着曾经的历史。（以下照片建议横屏观看）

1961年，从宣武门向西望的视野图（赵树强先生供图）

2011年，在宣武门大厦向西望的视野图（刘锦标先生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