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吴小强：《日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7月2日，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第21期“国故新知”学术讲座，题目为“《日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主讲人为广州大学档案馆馆长吴小强教授。本次讲座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夏增民主持，武汉大学毋有江老师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研究生皆有出席。

（一）竹简《日书》的发现与整理

吴小强教授首先指出，说到《日书》，过去学者只知《史记》有《日者列传》，并未见过“日书”的记载。“日书”二字，首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简中最后一支的背面，此后，此类出土文献即均以《日书》命名。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可见在司马迁的时代，日者是一个很活跃的群体，他们的活动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当然不是日者活动的开始，据《史记集解》中引《墨子》中“墨子之齐路见日者”之事，日者活跃的时间可上溯至春秋时期。

至于《日书》的发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就在居延汉简中发现有关于“日忌”的内容；而最早发现的《日书》，是在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东汉墓，墓内发现的竹简中有几枚《日书》及杂占残简，这说明东汉时期《日书》仍在被使用。不过，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日书》，则是湖北江陵县九店战国楚墓竹简《日书》，时间坐标约在战国晚期早段，其内容较为简略，主要作为数术书使用，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参照。

目前，出土或发现的简牍《日书》约有20余种，时间跨度从战国到东汉。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四种。

（1）九店楚简《日书》

九店楚简《日书》出土于1981-1989年发掘的湖北江陵九店公社雨台大队取土场第56号战国楚墓。M56共出土竹简205枚，共约2700字，其中一简字数最多达57字。九店楚简《日书》释文经李家浩先生整理，发表于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九店楚简》一书。

九店楚简《日书》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了《日书》的年代坐标，将目前已知《日书》最早的年代确定在战国晚期早段。

（2）睡虎地秦简《日书》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城关西部睡虎地发掘12座秦代墓葬，其中第11号（M11）出土1155枚竹简（另有残简80片），其中除了大家熟悉的《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之外，还有《日书》甲乙种，《日书》共有423枚简，约18000字。

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梦睡虎地秦墓》，图录与释文中皆有《日书》甲乙种。这是秦简《日书》的首次公布，但是没有标点，内容也有错讹。1990年9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订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包含了睡虎地秦简的图版、释文、注释和语译（未译《编年记》、《为吏之道》、《日书》）。其中《日书》释文的作者为于豪亮先生，由李学勤先生最后定稿。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整理小组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成员包括于豪亮、安作璋、朱思中、李学勤、李均明、高恒、唐赞功、陈抗生、张政烺、曾宪通、舒之梅、裘锡圭、刘海年、窦爱丽等，从而形成了《日书》整理的最好版本。

（3）放马滩秦简《日书》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林场1号秦代墓葬发掘出461枚竹简，内容包括《日书》甲种、乙种和《志怪故事》3种。甲种《日书》有73枚简，包括《月建》、《建除》、《亡盗》、《吉凶》、《禹须臾》、《人日》、《生日》、《禁忌》等8个章题。乙种《日书》共381枚简，38个章题。从《志怪故事》7枚简中第一枚“八年八月己巳”句，以及随葬品均为战国中期至晚期的器物推断，放马滩秦墓M1下葬时间当为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以后（不过这个说法仍存争议）。

1989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汉简牍论文集》中刊载《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与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2009年8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在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公布了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两种的全部图版和释文，但释文仍没有标点。放马滩秦简《日书》的整理虽不及睡虎地秦简《日书》，但仍然是重要的《日书》版本。首先放马滩秦简《日书》较为完整，且出土于秦人的发源地，是秦人的《日书》，可与睡虎地秦简《日书》进行对比研究。

（4）孔家坡汉简《日书》

2000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湖北随州城关东北孔家坡砖瓦厂第8号汉墓（M8）时，在墓主椁室头箱两侧出土竹简2组，分别为《日书》和《历日》。另外还有木牍两组4方，为《告地书》。《日书》放置在头箱东北角，登记竹简700余枚，保存状况良好，发掘者推测原来竹简有绢包裹，大致呈卷状。

根据同出的《历日》冬至日记载，确定“M8年代可订为汉景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42年。”根据所出木牍“库啬夫辟”及《告地书》“桃侯国丞万告地下丞”之言，墓主名叫“辟”，曾任桃侯国库啬夫之职。在造纸术、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当时，拥有《日书》、以《日书》陪葬，说明墓主人是日者的可能性很大。

孔家坡汉简《日书》比睡虎地秦简《日书》更加完整、详细，同时加入了汉代要素，提供了汉代《日书》的标准版本。

这四部《日书》年代关系清晰，出土地点明确，内容体系都比较完整，研究价值极高。

《日书》出土的范围很广，北达内蒙古额济纳旗烽燧遗址，西至敦煌悬泉置遗址，东到连云港尹湾汉墓，南至长沙马王堆汉墓，可以说囊括了汉代的中心区域。晏昌贵先生介绍了23种出土的《日书》，包括战国楚简2种，秦简5种，汉代简牍16种（见晏昌贵《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陈峰主编《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1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但实际上不止此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江西省南昌市郊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5000多枚竹简，其中有与《日书》关系密切的数术类竹简即有300余枚（见《文物》2018年第11期《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

（二）《日书》研究回顾

2017年1月17日，张艳国在“简帛网”发表《简牍〈日书〉研究论著目录》一文，统计了1976-2015年中外关于简牍《日书》的研究论著，共计专著58部，其中“核心研究”：“《日书》的图版发布与释文整理”13部； “《日书》的诸学科研究”5部，“相关研究”专著40部，“研究论文”共1300余篇（不含未发表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百余篇网络论文）。其实，此前就有关于《日书》研究的综述发表。其中较早的有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所作《睡虎地秦简十四年研究述评》（载《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87年8月，又收入《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内中就包含有《日书》部分的述评。而最早评介《日书》的，则是林剑鸣先生的《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载《文博》1988年第3期）；之后，刘乐贤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部分对《日书》研究进行了综合考察，沈颂金《中日两国学者研究秦简〈日书〉评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4期）、张强（张铭洽、吴小强）《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载《文博》1995年第3期）也有所评述。

近些年来关于《日书》的研究综述，则有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贤、邬文玲等合著的《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上编《简牍典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晏昌贵《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夏利亚《三十六年来〈睡虎地秦墓竹简〉研究综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4期）以及晏昌贵、廉超的《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1949-2019》（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以下就学者所做综述的基础上，对《日书》研究做一简单回顾。

国内最早发表的有关《日书》的研究论文，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宪通先生的《楚月名初探——兼谈班固墓竹简的年代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其后是于豪亮先生。于先生在《秦简〈日书〉记时、记月诸问题》（原载《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1-357页；复载《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162页）中指出，“‘日书’两个字写在乙种《日书》最后一支简的背面，我们据此称此书为《日书》”；并认为“《日书》是关于选择日子吉凶的迷信书籍，其中有些迷信习俗一直到解放前都还在流行”。

于豪亮先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纪念于豪亮同志》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于先生整理睡虎地秦简工作中的贡献，尤其强调于先生整理、注释两种《日书》的筚路蓝缕，同时撰写论文，成为《日书》第一位研究者的开山之功，这是每一个《日书》研究者应当铭记的。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宗颐、曾宪通所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一书，这是探究《日书》数术体系的第一部论著，开启了利用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秦汉数术的学术大门，也是《日书》研究的首部专著，影响深远。

1985年，林剑鸣先生赴日本关西大学访学，敏锐地注意到了日本学人对《日书》的研究。次年，林剑鸣先生在西北大学创办“《日书》研读班”，效法日本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主办之“木简研读班”形式，对当时尚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的睡虎地秦简《日书》进行集体攻关研究，不久即发表《日书》研读班的研究成果——《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载《文博》1986年第5期）。该文在于豪亮、李学勤、饶宗颐和曾宪通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对《日书》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探索，提出《日书》反映了秦国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生产现实的观点，另外，在秦代社会史研究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见解。

嗣后，林剑鸣先生《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特点》（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和研读班成员的系列成果，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并带动了学术界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展开对简牍《日书》的研究，而“研读班”师生群体更是成为《日书》早期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举办《日书》研读班，是林剑鸣先生生命后期的一项重要学术创新活动，他对此颇为在意。林先生在《秦简〈日书〉校补》前言中写到：“笔者1985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去日本介绍《日书》研究情况时，曾与日本学者大庭脩、古贺登、工藤元男等讨论过《日书》释文中漏、误的问题。1986年在国内也曾召集过有志于研究《日书》的青年学者举办研读班，对释文进行校补。现在，参加研读班的诸位青年早已风流云散，有的在海外求学（硕士，黄晓芬），有的不知所往。”（载《文博》1992年第1期）

林剑鸣先生生于1935年，逝世于1997年1月25日晚20:30，享年仅61岁。林先生是秦汉史、法律史研究的大家，作为陈直先生的助手，继承了陈直先生以考古资料印证传世文献的治学之法，所著《秦史稿》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秦汉史》历经三十余年，至今仍是秦汉断代史的代表作。黄留珠先生怀念林先生时曾讲，“应该说，他是一位高瞻远瞩，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一名成功的学者，天赋固然重要，但勤奋更是立业之本。而林先生，正是一位勤奋不已的人。当年林先生在西北大学任职期间，我每次去他家时，总见他在伏案工作，甚至阴历除夕也不例外。其精神感人至深。我自己每每以先生为榜样，自勉自励。”

吴小强教授忆及与林先生的交往，不仅赞叹先生的大家风范和对后学的关照。吴教授强调，他和《日书》研读班的诸位同学在《日书》研究方面有所心得和成就，都得益于《日书》研读班和林先生的教导。

1993年，蒲慕州发表《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册），该文共分8个部分，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对《日书》做了细致的分析。

2000年，李零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中国方术考》，其中第三章《楚帛书与日书：古日者之说》，对战国秦汉时期秦简《日书》的数术进行了梳理与讨论。李零先生从数术书的角度提出，《日书》是反复使用的，也是提前设计好的、程序化的，不是占卜的实际记录，故而认为《日书》几千年来没有变化，因此不能作为实录史料利用。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日书》作为出土文献的特殊性，正因为《日书》是出土文献，而且其出土的时间、地点、文化层十分清晰，它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时间坐标。因此，《日书》即使是提前设计好的，也是出土之前设计好的，不可能是出土之后设计好的，这是基本的史实。假定《日书》年代在秦始皇三十年，那么其内容也是在秦始皇三十年之前设计的，至于上溯至多早，则涉及到《日书》年代的问题。

而且，《日书》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是由日者代代传抄的，在传抄的过程中势必会加入其所处时代的要素，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秦代的《日书》必定有秦代的要素，不可能完全是秦代以前的。即使《日书》反复使用，提前设计，也是在出土年代之前，由于《日书》与时俱进的特点，其史料价值不能忽视。

李学勤先生曾发表《〈日书〉与秦、楚社会》（载《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其中引《论衡·讥日》篇“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一句，进而指出，“《日书》一类书籍非常盛行，为古代民间所常用”；也论证了《日书》作为史料的鲜活性。

同时，李学勤先生认为对《日书》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考察。秦汉之世，数术流行，然而《汉书·艺文志》所录数量庞大的数术著作几乎已经全部佚失。现在幸能获见秦简《日书》这样丰富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系统了解数术的真相，对认识当时的思想文化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日书》虽系趋吉避凶的迷信，但所罗列的事项条文，却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少情况。”（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1994年，刘乐贤的博士学位论文《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修改出版（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继饶宗颐、曾宪通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之后第二部《日书》研究专著，也是在文献学和数术史方面对《日书》用功最深的著作，颇多创见。

刘乐贤对《日书》的数术内涵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发掘与辨析，提出了不少新见，集中体现在他的另外两部专著及多篇论文上，如《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二章《出土五行类文献研究（上）——秦简〈日书〉丛考》和第八章《相关传世文献新探》中的“《史记·日者列传》新考”以及《战国秦汉简帛丛考》中“战国秦汉〈日书〉研究”部分。

2000年，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问世（岳麓书社2000年版），这是第三部《日书》研究专著，也是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的首部《日书》研究著作。此书汇总了此前有关《日书》的研究成果，收录、整理了《日书》较好的版本，并将睡虎地秦简《日书》翻译成现代汉语，给初级研究者提供了入门级的资料。

2000年，胡文辉出版《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2000年版），其中收录了作者《〈日书〉起源考——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法问题》、《睡虎地秦简中的楚〈日书〉》、《释“岁”——以睡虎地〈日书〉为中心》、《放马滩〈日书〉小考》、《居延新简中的〈日书〉残文》及《“人日”考辨》等相关文章，对《日书》进行了专题研究。

2003年，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日书》研究的第四部学术专著，也是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二部《日书》研究著作。作者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利用的基础上，集中对睡虎地秦简《日书》进行周密细致的考证与注疏，颇有乾嘉朴学遗风。

此外，放马滩秦简《日书》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早期饶宗颐、林剑鸣、何双全、邓文宽、刘信芳、施谢捷、黄文杰、胡文辉和刘乐贤等学者先后都对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进行了校释、研究。

近期代表性的著作有孙占宇的《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校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和《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孙占宇、鲁家亮的《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关于孔家坡汉简《日书》研究，则有刘乐贤《释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几个古史传说人物》（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和李零《中国最早的“升官图”——说孔家坡汉简〈日书〉的《居官图》及相关材料》（载《文物》2011年第5期）等。

至于海外的《日书》研究。日本学者工藤元男在《日书》研究领域用功最深，成果最著。工藤先生的研究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主要从三个角度关注《日书》：一是国家层面，二是社会层面，三是宗教。值得一提的是，道教虽公认起于东汉，工藤先生却在《日书》中发现其中有些仪式与道教的一些仪式相类似，于是将《日书》和道教联系起来。

《日书》研究的成果日益丰硕，以上回顾难免挂一漏万，基本上仅做历时性的梳理。

（三）《日书》研究的思考与前瞻

（1）对竹简《日书》历史文献价值的再认识

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日书》作为出土文献的价值，出土文献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受后代的干扰，《日书》的历史文献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今天仍不能低估日书的史料价值。

（2）《日书》的基础性研究

现在学界对于各版本《日书》的研究，在关注度和质量上都参差不齐，如睡虎地秦简《日书》长期是《日书》研究的重点，而孔家坡汉简《日书》则关注不够；再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年代还有争议。基础性研究包括对文字的考证、文字的梳理、特别是对数术学、数术史体系的研究。对于数术史，要认识其流动性、多变性和复杂性，另外数术史源流很远，这就涉及到《日书》的时代问题。胡文辉曾提出，《日书》出现在使用夏历的时期，最早出现于战国早期，完善于战国中期，定型于战国晚期，这一说法虽有道理，但仍有讨论的空间。从目前来看，《日书》的内涵显然不止包括战国，而应往更高、更前的方向追溯。有人认为，《日书》在殷代已经出现，甚至更早。

（3）《日书》的多学科研究

对于《日书》的多学科研究，现在看到的有数术史、社会史、宗教学、天文学和哲学史等等，还有其他学科方法的介入，如统计学、社会学的社会分析、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的方法等。《日书》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通过这种民俗的手段让社会保持安定，让老百姓的社会心理得到迎合。

（4）《日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释道看到的多是上层，而《日书》和其他民间巫术则是下层那些“看不到的东西”，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特别是和中国传统的道家、道教关系密切。

（5）《日书》的国际比较研究

比如中国《日书》的传统是否同样存在于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等文明当中，这种横向比较也是很好的课题。

可以肯定的是《日书》以后还会有大量的发现，但其版本不会超过睡虎地秦简和孔家坡汉简《日书》的规模，将来有关《日书》的研究，仍会有很大的空间。

（本文由鲁畅记录整理，夏增民修订，已经吴小强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