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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阿来:我相信自然的力量
6月30日,作家阿来在上海分享新作《云中记》,题目叫“生命之美绽放神性之光——《尘埃落定》二十年后再献《云中记》”。
《尘埃落定》在阿来生命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本1998年出版的小说,两年后就拿下茅盾文学奖,阿来以41岁的年龄成了茅奖最年轻的得主,他还是第一位藏族获奖作家。
荣誉之后,地位随之而来,他调入四川省作协,后来又成为四川省作协主席。
《云中记》写在《尘埃落定》之后20年,这只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节点,还是写作意义上的又一个阶段?
《云中记》写“5·12”大地震后的一个村庄。过于现实沉重,时间上又距离太近,这个题材并不好写。开头作家小心翼翼地和现实保持了距离,但一段关于死难者的描写,还是把人的记忆扯回11年前苦难的现场。但读着读着,一切就顺畅起来,不是关于灾难的回忆,甚至不是基于苦难的叙述,阿来想写更多东西。
在分享会之后,作家阿来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他说《云中记》酝酿了10年,但真正提笔,这部近28万字的小说却只用了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落笔那一刻,他还对小说的框架一无所知。只知道要写一个祭师和一个村庄的故事,用颂诗的方式,怀着对死亡和灾难的悲悯去写。
《云中记》的故事就这样徐徐展开。阿来在写作中惊喜地发现,当初写《尘埃落定》时酣畅淋漓的感觉又回来了,“越写越得心应手。”
写《尘埃落定》的时候,阿来也有过这样强烈的“写出好作品”的感觉。那时候他还没什么名气,写到神采飞扬时不知道和谁表达,冲出房间对在客厅里看动画片的六七岁的儿子说“爸爸是天才”。
被时间验证了的天才之作,在1994年写成之际也经历了十几次退稿,直到1998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炮而红。
有不少报道将这4年写成对年轻作家的煎熬和考验,阿来并不认同,“有的人说你改一改就可以发表了,我说除了错别字,其它都不能改。坏东西改了可能变好,好东西改了就变坏。”他说从未怀疑过自己,只是需要时间去找到一家真正重视这部作品的出版社。
成名之后,阿来不紧不慢地维持着创作的速度,却从未停下。他只写那些自己感觉对的小说,有时候开头感觉不好,就直接放弃,“这么大世界,哪在乎谁多写一本小说少写一本小说。人生内容很多,喝顿好酒,爬爬山看看风景,读一本好书,都是对自己的充实。”
但写作仍是他最爱的事。他做过七八个职业,从小学老师到科幻编辑,每一项都做得很好,但熟悉之后总会倦怠,只有写作不会:每换一本书,就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成长于四川藏区的崇山峻岭中,阿来一直在写藏区的文化和自然,对于传统文化的消逝他态度豁达,认为是社会进化必然要面对的结果。但对于自然,他有近乎狂热的爱,经常泡在山里拍植物,已经攒了几万张照片。
“那些照片足够现在就写一本《植物笔记》了。”一起参加活动的评论家程德培说。
“不,我要留到退休之后,写不动小说的时候再写。这是我老年生活的乐趣。”写一本关于植物的书,阿来小心翼翼地想把这项“娱乐”留到最放松的时刻。
阿来“一直想要和那些东西保持适当的距离,希望写出更深度的东西”
澎湃新闻:沉淀10年才最终落笔,想法和构思在这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阿来:其实我在这期间没有去构思,只是总是在等待那灵光乍现的时刻。这期间我还写了别的三四本书,包括《格萨尔王》《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等,这个题材我一直都想写,但一直觉得好的方式还没有出现。但情感的酝酿是一直有的,(5·12地震)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让我觉得不可能不写,但我不想写成当时那些流行的灾难小说的写法。
放了10年之后,当时那些死亡也好、危险也好、感动也好都有距离了,我其实一直想要和那些东西保持适当的距离,希望写出更深度的东西。
澎湃新闻:主角阿巴是一个祭师,但祭师的传承在他身上已经断掉了,他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传统文化的“守墓人”,但却是这样一个人选择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为什么?
阿来:对,而且可能今天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境地,我们经历了“文革”,中间有过文化的断裂,今天我们说的传统文化,本意也未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多的东西,比如经济、旅游等等都掺杂进来了。
写阿巴是因为如果我写另外的人愿意和亡魂去沟通,这可能不太真实。阿巴其实是在地震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职责,明确了自己的定位。他是在地震之后才确定了自己就是一个祭师,所以做出那样的选择。
通过灾难我们看到毁灭,但灾难也是对生存下来的生命的洗礼,不然那些死亡就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阿巴存在的意义在于他用这种庄重的方式,促成了幸存生命真正的觉醒。
澎湃新闻:阿巴其实到死都没有看到一个鬼魂,也没见到什么超自然的现象。但他独自回到云中村后,似乎从和自然的相处中就获得了庄严的神性,真正承担起了祭师的职责。自然的力量在书中似乎是最神圣的部分?
阿来:我相信自然的力量。斯宾诺莎说“自然的伟大秩序”,过去基督教天主教都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他不相信,他相信的是“自然神性”,我是比较相信这个观点的。爱因斯坦也说过自己信仰“神”,教会赶紧宣布爱因斯坦都相信神了,爱因斯坦赶紧辩解,自己说的“神”是斯宾诺莎说的那个“神”,也就是“自然神“。
阿巴之前一直是一个“半吊子”祭师,他连祭师的仪式和舞蹈都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上学来的。
促使他从一个“半吊子”祭师向一个真正祭师转变的,最重要的还是地震对他的影响。地震让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哲学。他虽然看不到鬼,但也不能证明没有鬼。在书里他一直说“万一有鬼呢”,还专门晚上去鬼最多的地方找。
澎湃新闻:云中村信仰苯教这种原始宗教,其实也是有自然崇拜的。
阿来:原始宗教没这么清晰的认知,但确实是从自然认识到万物的。
澎湃新闻:所以《云中记》中,是不是也试图通过自然获得这种“神性”?
阿来:对,我自己非常热爱自然,是一个有点疯狂的植物学爱好者。我现在拍了几万张照片,准备等写不动小说之后,就写植物笔记,作为老年生活的一项乐趣。
澎湃新闻:云中村是一个信仰苯教的村落,为什么选择写苯教而不是你更熟悉的藏传佛教?
阿来:佛教差不多是公元6-7世纪才传到西藏,差不多是唐朝的时候,之前就只有原始宗教,后来佛教进去之后就对应地把原始宗教称为“苯教”。其实它的存在就是自然崇拜,包括山神崇拜等等。
我觉得写佛教就没有意思了,佛教把所有事情都解释成因果。古典小说中《三言二拍》等都是这个路数:这辈子过得怎么样都是因为前世种下的因果。我要找的是作家能发挥的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澎湃新闻:我很喜欢的一个情节设计是阿巴其实在小说里死了两次,都是因为滑坡,是自然力量。第一次他醒来后,其实就开始回归传统,回归祭师身份。但他醒来的契机是看到全村通电,是人类意志的一个行为,这样设计的用意是?
阿来:对的,阿巴第一次是在水电站做发电员,后来水电站因为滑坡整个坠落到山下,他也跟着掉下去了,被救起来之后就失忆了。
失忆的人恢复记忆总要有一个契机,他之前是发电员,所以发电会对他产生一个巨大的刺激。
澎湃新闻:除了生死,书中还有一条线是传统文化的消逝和重建,这个过程和生死问题是同构的吗?
阿来:传统文化本来都在客观上消逝,我只是客观记录这个过程。很多人经常表达对旧东西的留恋,但他们的生活都很“新”,他们是希望另一拨人代替他们过那种“旧”的生活,我觉得这其实不公平。
澎湃新闻:你说写这本书也是自我解脱的过程,如何理解这种解脱?
阿来:之前我们面对的都是个别人的死亡,但在地震之后,每个人面对的都是成百上千人的死亡。那种悲痛总会压着你,绝大部分人一生中都是不会有那样的记忆的。虽然这些逝者里面没有我一个亲人,但都是人类,物伤其类。把这种压在心里的东西消解掉很难。写完小说之后,虽然我还会想起这段经历,但确实轻松多了。
“有人想让我写影视剧本,我说最讨厌的就是一帮人商量好怎么写,再找一个人执笔”澎湃新闻:离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已经21年了,这本小说1994年就完成了,但1998年才出版,听说也有多次投稿失败的经历,有怀疑过自己吗?
阿来:没有啊。我投稿投了有几十次,期间遇到了很多现在作者都遇到的事情。比如有的人说你改一改就可以发表了,我说除了错别字,其它都不能改。坏东西改了可能变好,好东西改了就变坏。甚至还有出版社主编说:“这本书亏钱我们也出。”我说这本书会亏钱吗?那不出了,我还指望这本书挣点钱呢。
我不是觉得能出版就好,我是需要出版商也好、读者也好,对我作品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这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不然现在出一本书多容易啊,能出书并不代表什么。
澎湃新闻:还记得得知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候的感受吗?
阿来:当时我在南京参加一个书展,突然接到记者的电话,那时候年轻说话冲一点,我说:“难道不应该吗?得了不意外,不得才意外。”他们说你不开心吗?我说难道我要表演一个开心得蹦起来吗?
我们作家自己也是读者,也会读很多东西,只要不是过分自恋,客观地把这个作品放到已经有的小说中比较,是能判断出它的位置的。
澎湃新闻:写出这种自己判断特别好的小说的时候,状态是会不一样的是吗?下笔时候会有感觉?
阿来:会的,下笔的时候会感觉很好,但要写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候,虽然还没写完,但对后面的发展已经有一个判断了,每个人物的走向都历历在目。这时候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澎湃新闻:所以你最初下笔的时候都是完全没有框架的?
阿来:对的。有人想让我写影视剧本,我说最讨厌的就是一帮人商量好怎么写,再找一个人执笔,这样就完全变成了“码字”。那把我写作的快乐全部都剥夺了,我还希望能享受我的工作。
澎湃新闻:你说写《云中记》的时候没有框架是指怎样一种状态?因为我看到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候已经有预感结局是什么样子了。
阿来:对,写到三分之一,结构已经自然地出来了。但我下笔的时候这些都还不存在,我只是想阿巴应该什么时候回云中村去,是地震纪念日当天呢,还是提前几天或者晚几天?我觉得他应该提前回去,他回到云中村后等了几天就到了纪念日那天,我就这么下笔了。
澎湃新闻:你说写《云中记》的时候的那种酣畅,让你觉得找回了《尘埃落定》时候的感觉。对你来说是只有这两部小说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吗?
阿来:是程度不同。我写得不多,但写完的小说都是自己觉得不错的。《尘埃落定》和《云中记》是写作过程中最酣畅淋漓的。有时候开头就觉得感觉不对,就直接放弃不写了。这么大世界,哪在乎谁多写一本小说少写一本小说。后来年纪大了,更是不想写就不写了,人生内容很多,喝顿好酒,爬爬山看看风景,读一本好书,都是对自己的充实。写作也是对自己的提升和充实。
澎湃新闻:你还担任过10年《科幻世界》的主编,这和你的写作看起来是完全割裂的,如何看这段经历?
阿来:我不太愿意说自己干了这个工作就不能干另一种。我这辈子做了六七种工作,我觉得都挺好的,都是一种体验,我们体验世界最真切的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职业。而且做编辑本身也是判断鉴赏的过程,刘慈欣这些人都是当时《科幻世界》出来的。但现在我不太关注科幻了,现在我的兴趣转移了,而且我离开那个职业了。对我来说这更多是一份职业,和爱好还是有区别的。但我觉得既然从事这个职业就要充分敬业。有的人说不喜欢自己的职业,也不辞职,只是不好好干,最后荒废的还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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