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归联︱中归联老兵与战后日本社会的战争反省

初遇“中归联”

2011年10月，我来到日本北海道大学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当时的题目是中日战争和解。与侧重国家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不同，人类学的和平研究主要关注民间的和平实践。为撰写硕士阶段的研究计划书，我开始对着力改善中日关系的民间团体保持关注。

第一次在研究生讨论课上介绍自己的研究题目时，教授询问日本同学是否听过南京大屠杀。当时课堂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几分钟后，才有一位学长回答说只知道日本做过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具体并不了解。其他同学看起来并不知道。这时，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两国在战争认识方面的分歧，时至今日仍印象深刻。

2012年1月18日，日本和平团体“紫金草合唱团”作为特别来宾来到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和平的人类学”课堂进行公演。公演结束后，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对中日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发表了感想。下课之后，一位身材瘦小却目光坚毅的日本老人找到了我，对我的研究内容表示出兴趣并希望进一步交流。这位老人，正是原“中归联”副会长大河原孝一。

何为“中归联”

“中归联”全称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其成员为曾在中国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并获释归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后，前苏联军队将从中国东北等地俘获的六十多万的日本战俘带到了西伯利亚从事高强度劳动，史称“西伯利亚抑留”。其中的969名战犯于1950年7月被移交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与此同时，山西的日本军第一军的高官在二战结束之后与筹备国共内战的阎锡山达成了密约。第一军的高官被免于作为战犯起诉，作为交换条件，日本第一军中的2600名日本士兵被编入阎锡山的部队参加了国共内战。1949年太原解放后，这些日本士兵战败被俘后被关押于河北的永年收容所。其中140名罪行较为严重的日本俘虏作为战犯于1952年被转入了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战犯”给予了人道主义的待遇，并对其进行了思想教育。通过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战犯们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的罪行并深刻反省。

多数战犯得到中国政府宽大处理被免于起诉，于1956年返回日本。1957年，归国后的旧战犯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深刻反省侵华战争历史的基础上，数十年如一日地通过“战争证言”等社会活动向日本社会揭露战争真相。（“中归联”组织曾一度分裂为“中归联”与“中联”两派，后再度统一。本文受篇幅所限，不对分裂过程做深入涉及。）2002年，由于会员们年事渐高，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于4月20日的全国大会上宣布解散。

1956年免于起诉证明书原件（保存于“中归联”和平纪念馆）

大河原孝一

在初次遇见大河原先生之前，我已经对“中归联”有所了解。身为85后，我一直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犯视作另一个时空里的遥远存在，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当面交流。2012年1月20日，我如约来到札幌市南郊的大河原家。了解了我的研究兴趣后，大河原先生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

大河原先生于1922年生于北海道的平民家庭，1937年开始进入日本国铁工作。由于大河原家境贫寒没上过中学，进入国铁后通过内部考试才获得了雇员资格，之后在砂川站工作。在国铁工作期间，大河原一心想通过参加获得晋升，于是在工作期间一直没有放弃学习。1943年，大河原被征兵入伍，随后被编入日军第59师团53旅团44大队步兵炮中队，并跟随部队来到山东。

日军投降后，大河原所在的部队在北朝鲜被解除武装，随后被苏联移送至西伯利亚从事劳动改造。在劳动期间，大河原凭借着自身的学习能力得到了俄语翻译的工作，因此没有受太多苦。1950年，大河原等战犯被移至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后，于1956年回到日本。

大河原坦言，自己在山东作战期间曾按照上级命令杀害了日军抓获的“可疑人物”。而所谓的“可疑人物”，不过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农民。当时的自己完全陷入到了军国主义思想中，认为自己是为天皇而战的光荣战士。对于天皇和上司的命令，从未考虑过质疑，只是认为自己顺利完成了任务。然而现实却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自己。

“现在想来，那个人实在是很无辜。他手里没有武器，只是担心日本鬼子在自己的家里做什么，自己的家是不是已经被毁了才回来看看。可仅仅是因为这样就被抓了起来，还以‘保密’为理由被杀害了。这就是战争。可是，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说，也不能问他‘你是来干什么的’？对面也是一句日语都不会说，语言完全不通。他就这样毫无理由地被杀害了。对我而言，如果我的孙子质问我‘爷爷，太残忍了。你还是人吗？日本人当时做了那种事吗’？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我为当时的无知与自己深重的罪孽感到忏悔。”

谈话结束后，大河原先生获知我对东北地区的日本遗孤问题有所关注，提出赠送两本相关书籍。随后，我又多次陪同研究西伯利亚抑留问题的赵玉明学长与大河原先生交流。但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与“中归联”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中归联”和平纪念馆

2012年暑假，我奔赴日本各地开始关于日本和平博物馆的短期调查。结束广岛和平纪念馆（国立）与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国立）的调研后，小田博志教授建议增加对民间和平博物馆的调研项目，并推荐我去“中归联”和平纪念馆。

“中归联”和平纪念馆

2012年9月9日，我赶往位于埼玉县川越市的中归联和平纪念馆。从JR线笠幡站下车后一路步行，路边的景致越来越荒凉。虽然地图上显示已逐渐接近纪念馆，可楼房与行人越来越少，农田却越来越多。由于之前去过的和平博物馆都位于城市繁华地段，我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走错了路。大约30分钟之后，我终于按着地图找到了一座的朴素建筑，除了纪念馆的小牌子外与一般日本民居无异。虽然是在营业时间，但是纪念馆却大门紧闭，我只好上前敲门。

一位70岁左右的老妇人打开了门，见到笔者后露出惊恐的表情。我只得掏出名片做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小田教授介绍来的学生，老人平静下来，将我让进屋内。寒暄过后，老人才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中归联”在2002年解散之后，年轻一辈成立了继续发扬“中归联”精神的“抚顺奇迹继承会”。继承会的会员中除了部分“中归联”会员的后代还有关注侵华战争研究的学者、关注日本历史教育问题的中小学教师、关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律师等几类人群。2006年，原“中归联”副会长大河原孝一在老会员们间奔走筹款后，买下了这座小型仓库并改建为资料馆。

此后，原“中归联”的会员们向纪念馆捐赠了大量个人回忆录和关于战犯改造经历的珍贵资料，以抚顺奇迹继承会会员为首的和平人士们也向资料馆捐赠了大量书籍。截至2012年纪念馆已经发展为藏书50000余册的资料馆。由于多数日本人对于日本侵略他国的历史不感兴趣，所以整体而言参观者很少，不请自来的参观者更是凤毛麟角。而由于绝大多数馆藏资料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侵略史实有关，纪念馆也成为了右翼的骚扰对象。

提起被骚扰的经历，老人回忆道：“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在馆里。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后，几个身材高大穿着黑西装的青年男子闯了进来。原来他们是右翼分子，进了门后到处摔摔打打的，嘴里嚷着’你们弄这么个反日资料馆到底有什么用？赶紧关门算了！’当时很害怕，也不敢说什么。还好他们折腾了一阵就走了。”正是由于这次经历，老人才把我这个突然来访的不速之客当成了右翼分子。

再生的大地

2013年，我确定以日本和平团体的交流活动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在调研过程中，我结识了紫金草合唱团的团员暨“紫金草物语”词作者大门高子女士。2012年，大门女士以“中归联”成员的经历创作了合唱组曲“再生的大地”，并以紫金草合唱团与抚顺奇迹继承会的部分成员为班底组建了“再生的大地”合唱团。得知该合唱团将于2013年9月14-17日赴抚顺与中国民间人士交流，我联络了大门女士，以志愿者翻译的身份参与其中。

组曲“再生的大地：抚顺战犯管理所”是以“中归联”成员们的经历为题材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据说1956年日本战犯们获释归国与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告别时，一位工作人员向战犯们赠送了牵牛花的种子，并嘱咐说“下次再来中国时，希望你们带的是花，而不是枪”。于是在“中归联”成员们眼中，抚顺的牵牛花（日语：朝顔/Asagao）也就成为了再生之地抚顺的象征。

再生的大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公演（2013年9月）

组曲共分为12章，其中1-3章（1-大地；2-“满洲国”抚顺；3-平顶山事件）展示了一个日本军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罪行；4章（4-从西伯利亚到抚顺）介绍了投降后在西伯利亚做苦工并被移交到抚顺的过程；5-7章（5-觉醒；6-学习；7-认罪）展现了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的心路历程；8-10章（8-宽恕的赞歌；9-正义的审判；10-有生之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表现了战犯们对于中国政府宽大处理的感恩之心以及在余生中为两国和平而努力的决心；11-12章（11-抚顺奇迹；12抚顺的牵牛花）歌颂了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宽大胸怀。

再生的大地在平顶山抗日英雄殉难纪念碑前鞠躬默哀（2013年9月）

合唱团成员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所有成员都是退休的老人，平日依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然而在抚顺交流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团员个人负担。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什么这些日本老人们愿意专门付出时间和金钱来参加演唱团，甚至专程来到中国进行交流活动？

只要打了仗，生活就糟透了！

“我小的时候，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当时每个月必须参拜一次靖国神社。日本闪击珍珠岛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生活中的物资逐渐开始匮乏，每个人都只能勒紧裤腰带艰难度日。之后还遇上了东京大空袭，只要打了仗，生活就糟透了！

“二战结束后我成了小学老师，一下子就干了30年。当老师的时候，并没能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给学生们。这固然有我能力有限的原因，可更重要的是在那种体制下根本做不到。虽然战后的日本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可是在体制中却没能把战争的历史传递给下一代。我一直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于是我退休后开始投身于民间的和平运动，对美军基地和日本有核问题都保持了密切的关注。与此同时，也被这首歌所感染，希望能通过歌唱把战争的历史和对和平的向往传递给更多的人。”（衣川先生）

不要把学生们送到战场上！

“我出生后的第10天就遇到了空袭。当时，全家人带着我和哥哥躲到了防空洞里。长大后听哥哥说，当时防空洞外的人都死了。如果战争继续的话，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比起在战争中丧生，像现在这样活着真是太好了。所以一定要珍视和平啊！

“大学毕业之后，我成了小学老师。当时有个叫做‘日本教职员组合’的教员组织，口号是‘不要把学生们送到战场上’。这句口号让我的和平意识更强了。后来，在报纸偶然看到了关于紫金草和南京的话题，仔细调查后才注意到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一面。退休之后，希望通过艺术创作让更多人注意到战争与和平的话题。”（大门女士）

难道日本也有作为加害者的一面吗？

“我自己的父亲就是死在了战场上。之前提起战争想到的都是受害的一面。二战结束后，我的母亲和我都受了不少苦。像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事件在日本也引人瞩目。所以之前（提到战争），我的受害者意识都非常强烈。可是看到这首歌后，我却大吃一惊。难道日本也有作为加害者的一面吗？是这首歌让我注意到了加害的一面……日本人战死了，感觉很痛苦。可是有更多比日本人更痛苦的人啊！就像（被侵略的）中国人、韩国人。我衷心地希望以后那样的战争再也不要出现。”（伊藤女士）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数成员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比较直接的体验，但提到战争话题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作为“受害者”的一面。这一现象源于战后日本政府对发动侵略战争事实的刻意隐瞒。而通过亲身经历向日本社会揭露“加害”事实的先锋，正是“中归联”的成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