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吴晗与新中国的通俗文史读物

近日，北京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新编历史小丛书”，书目涵盖断代史、专题史、政治人物和事件、文化人物和专著等主题。对于这套丛书，上年纪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有些眼熟，没错，它正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涅槃重生”。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吴晗为新中国的文史知识普及付出了大量心血，也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但这项雄心勃勃的普及工程却由于吴晗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不幸中断，乃至渐渐被人淡忘。

“中国历史小丛书”缘起

1954年，北京市委做出《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其中包括提高各学科的教学质量。当时调查显示，中小学历史课的教学质量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原因之一是历史课本枯燥无味，而且缺乏可以作为补充的课外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最早动议就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到1958年秋，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一次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大会上，提议为中小学生编一套可以作为课外阅读的历史普及读物，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这便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缘起。

如今看来，“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委可谓大家云集、空前绝后，吴晗不仅亲自担任主编，他还邀请尹达、白寿彝、任继愈、吴廷璆、何兹全、汪篯、周一良、邵循正、侯仁之、郑天挺、翁独健、戴逸等共24位专家学者组成丛书编辑委员会，同时决定由北京教师进修学院（今北京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室参与助编，负责联系中学文史教师、物色作者和审读稿件，中华书局负责编辑出版。

“中国历史小丛书”的选题经过吴晗与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副总编辑巩绍英研究，初期是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中心，后期逐渐增加了地方史话和科技史的内容，编写计划也扩大到300种。在此期间，吴晗和编委会为开辟稿源和提高编写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两次组织召开北京市内50所中学校长和教师会议，动员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丛书编写。

那么，这套丛书的通俗普及程度要达到何种标准呢？

根据吴晗自己的说法，“第一给自己的幼年儿女读，孩子们读懂了，便算通过了，有不懂的地方，便必须改写；第二是交给外行读。我们有许多史话，例如钢铁史话、陶瓷史话、京剧史话、医药史话等等都是很专门的，内行人读懂了不算，只有连外行人也能完全读懂了，才算达到通俗的地步。”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小丛书”从1959年1月起陆续付梓。到1962年，这套丛书已经出满100种。为此，编委会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以示庆祝。同时，丛书的作者和读者队伍也在发展壮大，作者由个人发展到集体、由北京市内撰稿发展为外省市投稿、由中学教师为主发展到大学教授加入；读者对象也由最初设定的中小学生群体拓展到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队伍。

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150多种，累计印数超过900万册，深受社会各界欢迎。比如当年就有许多读者写信给丛书中《徐霞客》的作者、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表达他们对此书的喜爱之情，还有人表示想把书里讲的故事改编成戏剧公开演出。“文革”期间，这套书连同吴晗主编的其他丛书被诬为“毒草”，停止出版，1978年才重新恢复出版。

吴晗与张荫麟

吴晗之所以对历史普及工作尤为重视，并非完全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部分原因也来自于他在民国年间的史学研究与思考，尤其是和英年早逝的历史学家张荫麟之间的私交往来。

吴晗是浙江义乌人，1929年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师从胡适，不久便追随胡适北上，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期间编撰了《胡应麟年谱》，成为他治明史的开端。随后，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吴晗和张荫麟就结识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当时的系主任蒋廷黻对历史系进行锐意改革，引进了一批年轻教员，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张荫麟也是其中一员。就在吴晗留校的同年，张荫麟用“素痴”的笔名在《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二期发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阐述了他编写历史教材的初步设想，并向学界征求合作伙伴。吴晗看到后便受邀加入。

张荫麟是广东东莞人，早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哲学，但却以历史研究作为毕生志趣，比如1933年他在给友人张其昀的信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这篇文章中，张荫麟认为，“学生们国史智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故此我们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之不从事课本的编撰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很明显的，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历史知识，并且需要通俗（尤其是对于青年的通俗）的文章技巧。而这两种造诣的结合，从来是不多见的。”“良好的国史课本的编撰是大家公认的急需，而目前似乎没有一个史家敢自信能独立担任此事而愉快……那么我们不可不想一个法子，以尽其利而去其弊。我们以为纲目的选择，资料的搜集，和文字的商酌，不可不集合众力，但最初的草稿，和最后的定稿却不可不由一人负责。”

1935年，张荫麟经傅斯年举荐，被教育部聘请编写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按照张荫麟原先的计划，高中历史教科书本来应该集体完成，张荫麟自己负责先秦至汉，杨联陞负责汉至唐初，吴晗负责唐至明清，千家驹负责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等等，无奈1937年抗战爆发，打断了这一编撰计划。

七七事变后，张荫麟只身南下，行前将已经完成的十章教科书稿全部托付给好友吴晗。之后，吴晗也南下到云南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整理、誊录了张荫麟的书稿。1939年，张荫麟辗转到达昆明，与吴晗重逢，看到自己被誊录好的书稿十分喜悦，随即补写了第十一章，这便是后来成为张荫麟名著的《中国史纲》（又名《东汉前中国史纲》）。

新中国的文史通俗读物

上世纪30年代与张荫麟一起编撰教科书的经历，对吴晗此后的教学研究和文史普及工作具有深远影响。1949年后，吴晗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身份逐渐由学者变为社会活动家，工作重心也不再是明史研究，但他仍然对历史学热情不减，调动各方资源为知识普及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做三大史学工程，即标点《资治通鉴》、标点二十四史和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而吴晗就是这三大史学工程的组织者。其中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任务，由吴晗邀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主持，在“文革”后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形式面世。

谭其骧曾回忆过吴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吴晗同志是（‘杨图’）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我是编绘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我们之间是相互信任的。我相信没有他的认真负责主持其事，这么多的单位这么多的人（其中包括好几位学术界的知名之士），是组织不到一起来齐心协力，花这么多时间干这件很艰巨的工作的。每次开会，多数由他亲自主持，尽心尽力协调各单位之间的意见分歧，尽可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障碍和困难；会后还往往要由他掏腰包请与会人员吃一顿。”

由此可见，吴晗不仅是一名历史学家，还具备相当出色的领导艺术和能力。除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之外，吴晗在“文革”前还主编了“外国历史小丛书”、“语文小丛书”、“地理小丛书”等几部大型文史通俗读物。

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约见吴晗，要他在编好“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同时，再编写一套通俗性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于是，吴晗就找到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商量，决定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出版任务。这套丛书到1966年上半年一共出版了59种，同样由于“文革”而中断。

“语文小丛书”的读者对象同样是中小学生群体，旨在提高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1964年该丛书开始由北京出版社发行，“文革”前共出版了18种，包括《汉字知识》、《容易读错的字》、《容易写错的字》、《说明文的写法》、《比喻常识》、《韵辙常识》、《成语辩证》、《训诂浅谈》等实用性书目。

“地理小丛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出版，分为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和地理学三个方面，比如《历史上的北京城》、《我国的沙漠》、《中国的季风》、《新疆的自然》、《多瑙河》等等。

普及是一种能力

吴晗在《论历史知识的普及》里说过：“必须指出，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写专门论文、专门著作才是学术研究工作，才是学者，才是专家。至于写通俗文章，写普及知识的小册子，那是低人一等的，是另一种人干的事，让他们搞去吧，我不搞这个……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当然，专门论文，专门著作要写，通俗文章、普及的小册子也必须写。而且，每人就自己的专门论文、专门著作进一步提炼一下，使它通俗化，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这是普及工作，同时不也是提高工作吗？不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吗？”

然而时隔多年，很多象牙塔里的专业研究者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平时也不注意训练自己的通俗写作能力，只会写高头讲章和专业论文，真要让他们面向大众撰述发言，则会显得捉襟见肘。凡是能够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文史通俗读物，一定都是深入浅出，兼具趣味性和叙事性，其实非常考验作者的日常积累和公共表达能力。

这次北京出版社重新再版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无疑可以促使今天的人们重温老一辈学人是如何进行学术普及工作的。不必讳言的是，这套书由于年代久远，自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最明显的就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烙印，例如吴晗在《海瑞的故事》中对海瑞的评价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这样泛政治化的表述显然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上的知识受众。

又比如戴逸的《北洋海军》，1960年代写作此书时能查阅的档案资料十分有限，改革开放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以姜鸣、陈悦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对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的不少问题都做出了有力澄清。戴逸在重版前言中虽然对此有足够的认识，但由于年事已高，要他对原作进行扩写修订已不太现实，这些都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方面。

今年是吴晗先生逝世50周年，在“知识付费”成为时代浪潮的背景下，广大文史工作者更应该继承吴晗的事业，利用移动互联网的新技术、新资源、新平台，“把知识普及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