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堆里的小丑:《庄子》的“真实假装”

【编者按】

《游心之路：〈庄子〉与现代西方哲学》将《庄子》与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流派作比较，挑战性地重读《庄子》，阐明了《庄子》中的讽刺批判性、身心治疗、幽默的哲学意义，以及庄子对儒家主流价值观的批判。从个人层面看，如何理解真诚，如何扮演社会角色，如何寻求真我，《庄子》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反主流的游心之路。本文摘编自该书导言部分，由澎湃新闻经“未读”授权发布。

为了更好地阐述对《庄子》哲学的理解，我们在本书中引入了“真实假装”（genuine pretending）这一概念。其实，这不是什么新创的概念，任博克在一篇短文《作为哲学家的庄子》（Zhuangzi as Philosopher）中使用过一个比喻——“百搭牌”（wild card）。我们所说的概念就与这一比喻有关，不过，两者也有所区别。我们认为，“真实假装者”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百搭牌”，具体而言，它更像扑克牌里的那张“小丑牌”（joker card）。

按照任博克的比喻来理解，《庄子》其实是将人生（以“道”的角度）看作一场十分荒诞的扑克游戏：人人都要参与其中，却不知游戏的目的与规则。由于不知道游戏规则与最佳玩法，人们会针对这场游戏提出各种主张，继而引发对抗、冲突，产生矛盾。每张纸牌的价值都有争议，因此这场游戏——无规则的游戏——其实隐含着一场“元游戏”（metagame），即需要有人去制定游戏规则。这时，就出现了两种玩家。第一种注重游戏规则，沉迷于解释某几张牌的价值，坚信自己知道规则是什么，而且应该是什么，并开始为某些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公开辩护，想让人人采纳、遵从他们的规则与观点。自然，他们这种玩法会赢得一批玩家的支持。但是，这样又会涌现出类似的、信奉其他“规则与价值”的玩家，他们会主张建立新规则，修改旧规则，重新谈判规则，抗议甚至故意打破既有的规则，没完没了。还有第二种玩家，他们（由衷地）认为，游戏的规则完全是偶然的、随机的。这类人反对遵从这样那样的规则，也不会要求改变或对抗所有规则。正相反，他们偷偷地往牌堆里掺入了一张新牌——“百搭牌”。这大致就是任博克的观点。也就是说，发明“百搭牌”的玩家与信奉“规则与价值”的玩家不同，后者会尝试“通过表象看本质”，进而找到游戏的基本规则和价值，一劳永逸地解决游戏中的一切矛盾。而“百搭牌”玩家则认为，“矛盾”本身就是游戏的一部分，或者说，“矛盾”就是“表象”本身。因此，这些“百搭牌”的玩家，不会对任何价值或规则提出个人主张，也不会为了合理化这些价值与规则而寻找理由。通过掺入“百搭牌”来使得游戏顺利进行，他们在无意中给了游戏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这种牌代表永远存在的开放性与偶然性，而这正是游戏的核心所在。开放性与偶然性，构成了这场游戏中“留白、虚无”的部分，以此为基点，游戏才得以运行不息。这种新的“百搭牌”与其他牌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张可以变成其他牌的牌。如此一来，这张牌就在游戏内外实现了一种道家式的“零视角”（zero perspective），可以游戏般地在其中扮演任意的牌面点数，但它本身其实没有任何牌面上的价值。

任博克指出，“就像所有比喻都会在某一处无法适用一样，‘百搭牌’的比喻也终会失效”。确实，但在我们摒弃这一概念，转而讨论《庄子》里具体的比喻与寓言之前，我们还可以就此再做一些深入探讨（当然，这些比喻和寓言也终会失效）。我们在“真实假装”这一概念中运用了苏格拉底的“矛盾修辞法”（oxymoron），而“百搭牌”的概念，很好地说明了我们使用这种方法的初衷。也就是说，某物或某人一方面假装成不是它（他/她）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从一开始它（他/她）就没有本真，因此它（他/她）其实没有做出任何虚假、虚伪或偏离其本真的行动。其实，“百搭牌”在游戏中的真实价值在于，因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其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它就能被当成任意一张牌打出来。正因它没有固定的身份，或者说没有特定的点数，它就可以完全地展现为、假设成为或者“假装”成为它应该成为或想成为的牌。这张牌一直在“真实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但从其“本真”来看，它却从没有成为它自己。

“真实假装”是确实存在的，但没有起到决定作用，它既没有违背某种身份，也没有建立某种身份。无论是“百搭牌”还是“真实假装者”，都是在不丧失本体身份的情况下，短暂地成了它们的角色。“百搭牌”不会被其扮演的角色所沾染，而会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再次回到牌堆里，不带一丝痕迹。与任博克提出的“百搭牌”类似，我们提出的“真实假装”理念，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游戏模式，即所谓“存在主义的游戏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就像孩子们玩的角色扮演游戏，目的不是出于自私而欺骗或自欺，也不是为了使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正相反，这种角色扮演游戏中的种种可能与变化，都是暂时或像实验般去实现、经历或者参与其中的——全程不会出现任何现实的承诺和保证。

假如戴维·帕莱特（David Parlett）所著的《纸牌游戏辞典》（A Dictionary of Card Games）所给出的定义无误，那么这种特殊的“百搭牌”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没多久——“小丑牌”是在1860年前后才被引入扑克牌体系的。但我们认为，从哲学角度看，小丑牌可能有个能追溯到近两千年前的祖先。扑克牌中“小丑”的形象可能源于中世纪的弄臣（jester）或愚人（fool），这些人物被印在没有具体形象的“百搭牌”上，以便与其他牌有所区别——这是一种奇怪的、极力避免混淆的区别行为。另外，最吸引我们的是，这张牌带有幽默、滑稽的特征。幽默，通常源于某种不协调，一种期待中的反转，也源于某种东西被消解。它具有一种同时能释放身心、令人备感轻松的综合作用。在这场荒谬的纸牌游戏里，小丑牌就起到了这样的幽默作用。在生活中，小丑能让我们面对世界和自身哈哈大笑，而在游戏中，小丑则代表了一种绝对的偶然性，使参与者通过玩游戏增进了友谊——我们通常认为抽到小丑牌是非常幸运的。但讽刺的是，有时它确实是我们最后的王牌。用存在主义的说法，小丑牌不是在助长我们的“焦虑与悲伤”（这里借用了克尔凯郭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的话语，他俩应该会成为庄子精神上的伙伴），而是带给我们欢笑，让我们感到愉悦。如果失去小丑牌，游戏会变得更加沉闷无聊，接下来甚至会令人无法忍受。当然，小丑牌无法拯救我们，只能令我们保持愉悦，继续完成游戏。我们还能对它要求什么呢？

我们认为幽默很重要，无论是理解小丑牌的作用，还是理解《庄子》的哲学思想，或者理解“真实假装”这一哲学概念，皆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中，关于幽默哲学的章节被安排在“真实假装的生活艺术”一章之前，请牢记这一次序。话虽如此，“真实假装”这一概念本身也可以用一种“冷静客观”的方式来理解。就像对小丑牌而言，当分离出“小丑”这一幽默要素之后，就会转变为一种“冷静客观”的形式，即“百搭牌”。同样，“真实假装”也可以从其幽默之中抽象、分离出来，从而被类比地想象为一种“百搭牌”的形象。不过，通过具体的人类经验，也可以说明什么是“真实假装”：当观看电影或戏剧时，我们的感情会被激发，进入一种假装的真情实感，我们感受到的快乐、悲伤或愤怒，这时是真实、确切的，常常伴随着即刻的、非自愿的身体反应，例如脉搏变快、发出笑声、出汗或流泪……这些感觉和相应的生理反应，都不是我们伪造的，都是真实的。但同时，它们也不是属于个人的——严格而言，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感受到的快乐和愤怒，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这些感觉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仅仅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体验。在影剧院里，我们游戏般地体验快乐或悲伤（大概就像孩子们的扮演游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是假装出高兴或悲伤。一旦演出结束，这些情绪就随之平复了，我们会把这些感觉彻底抛诸脑后。这种体验并不会继续困扰我们，或者说，就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这种体验不是为了使我们充满情绪，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宣泄渠道——它是一种释放或清空情绪的形式，事实上，它净空了我们的情感容器中的残留物。假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正确，那么这个例子不仅说明了“真实假装”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还证明了它对保持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庄子》中最著名的寓言，即第二篇《齐物论》篇末的“庄周梦蝶”，也很好地阐释了这种“真实假装”的状态。这个故事的核心在于：在梦中，蝴蝶处于“不知周”的状态，也就是说，蝴蝶无法感知到做梦者庄周。只有蝴蝶在认知上完全与庄周脱节、分离，才能充分享受自由自在的翩飞体验，就像道家所说的“自在逍遥”。梦中的情感或者梦中的体验——就像坐在影剧院里——也可能是非常强烈的、真实的，以至于生理上也会确切地有所反应，比如做了春梦，就可能会真的梦遗。同时，做梦的人仅仅扮演了他/她在梦中的角色，但梦中的角色本质而言并不是他/她自身。一旦我们醒来，梦中的存在往往会转瞬即逝，最终被永远遗忘——在精神分析学盛行之前，人们通常都会忽略、遗忘梦境。在此，我们不打算对“庄周梦蝶”进行过深的探讨，仅希望借此说明“真实假装”正是这一寓言的核心主题之一。梦中的蝴蝶，同时展现了真正的现实性（actuality）和非本真（nonauthenticity），它说明了彻底、根本的变化状态，还有存在上的偶然性。再次强调，在这则寓言中，“梦蝶”所展现的这种非本真，绝不是一种丧失自我身份（identity）的体验，也不是一种记忆缺失式的病态，它反而是一种极度幸福、有益健康的良好状态。我们将在本书中试图阐明，像“梦蝶”这样有益健康却又不协调的“真实假装”状态，在《庄子》中被概括为“真”，我们将其英译为“zhenuineness”。

对“百搭牌”概念修正之后，我们认为这种牌是对正在进行的“人生游戏”的一种回应。同样，“真实假装”这一哲学概念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是一种哲学态度，需要在某种哲学话语中产生，并对这种话语做出回应，使其自身符合哲学语境。在《庄子》中得以发展的“真实假装”哲学，显然有其相应的历史基础。普遍认为，针对当时与道家对立的哲学流派，《庄子》表达了一些批评或反思，有的明确，有的含蓄。其中最重要的是，《庄子》所针对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儒家”传统，或者一些学者所说的“儒学”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孔子、列子和惠施，在《庄子》的故事和对话中都曾出现，成为被嘲笑或被揭露的对象。《庄子》的最后一篇《天下》，虽为最末，但同样重要，因为它实际上建构了中国第一部哲学思想史，为《庄子》文本确定了历史坐标。因此，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以一种“黑格尔式”的方式来定位《庄子》，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的《论道者》（Disputers of the Dao）一书就建立了这样的历史框架。

近几十年来，郭店和马王堆都有考古发现。在这些出土文献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无论是从口头传播来看，还是从书写文本来看，《道德经》的出现都要早于我们今天所知的《庄子》文本。我们分析了《庄子》的许多篇章（比如关于“浑沌”的部分），结果显示，《庄子》常会借用《道德经》中的意象和相关的哲学思想。因此，《庄子》的某些文本，可以被理解为阐释和论述了《道德经》的部分片段。尤其是《庄子》利用《道德经》中的反儒家原则，质疑了与儒家文本或人物相关的哲学词汇——比如“德”之类的概念（权力、效力、美德、健全）是否有效，继而扭曲、逆转、颠覆了这一概念体系。《庄子》中对孔子见老子对话的虚构描写，就展现了其文本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最典型的是，带有强烈幽默感的《庄子》“解构”了当时一系列主流哲学概念，这些概念涵盖了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甚至（或许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层面。

我们认为应该这样理解“真实假装”的概念：它是在一个辩证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有古代儒家思想和语言的参与（不是唯一的，却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不认为《庄子》中出现的儒家概念就是对儒家思想正确、完整或连贯的表述——无论它是什么，即便是对《论语》中孔子哲学的描述也不够准确。关于《庄子》中对儒家思想的表述，我们不打算为其真实性做出辩护，或者去评估它们是否“准确”。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庄子》是通过什么方式使它自身与其所描述的儒家区分开的。尽管在《庄子》的不同篇章中对孔子的描述有所不同，但通常，它要么批判性地使自身远离文中所体现的儒家内容，要么使孔子的性格与常见的状况相反。按照我们的理解，《庄子》的哲学源于对儒家思想批判性的（往往也是幽默的）评价，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早在汉代，人们对《庄子》最初的接受就反映了这一点——《史记》中对庄周的简短评论就指出，他是“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剽剥儒墨”。从这段罕见的早期评论看，庄子在当时似乎确实被视为反儒家的“异端”。他也似乎是站在反儒家的基础上，作为老子思想的实践者，形成了自己的道家哲学“品牌”。我们对《庄子》道家哲学的解读，正是以《史记》的这一评价为依据的。

有人认为，《庄子》哲学可以被解读成一种兼容了“优化版”儒家学说的哲学，它剥去了对儒家“坏”的滥用，仅保留了“好”的特质。这种调和的观点，如今可以在陈鼓应或杨儒宾的著作中找到[何乏笔（Fabian Heubel）则对此做了一种批判性分析]，这也许确实是一种合理有效的观点。我们在这里承认《庄子》对儒家或孔子的批判态度，不是为了否认这种观点。实际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挖掘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而是要探索一种可能的解释，我们认为，这种可能的解释是《庄子》中的道家所特有的。

从道家的角度看，强加社会分化、推行等级制度、将人际关系制度化，通过这些措施来促进文明进程的行为，就像儒家文献所推崇并以模范著称的那样，是一种“伪”的行为（《道德经》第18章），从字面上看就是“人为”的行为。换言之，它们天生就是人为的，或者用现代话语来说，这属于社会建构。从道家角度来看，儒家伦理是极其矛盾的，或者用另一个现代术语来说，它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双重约束”之上，其目的是对本质社会的强制约束，却被理解为源于自然或出于个人意愿的事物，从而进行了一种后验的验证。已经产生的外部事物，被认为应该尽量去符合并建立在人的内在基础之上，就像一句代表性的儒家格言“内圣外王”所要求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格言最早是在《庄子·天下》中出现的，后来却成为儒家理想人格修养的模范。这句话认为，个人社会角色的道德巅峰——“王道”——是建立在个人的德行或“圣人境界”基础上的。或者，借孟子那段著名的生动比喻（见《孟子·公孙丑上》）来说，人在社会层面上的杰出道德成就，应该是从其真正的内在本质中“萌芽”的。因此，这是要求人人都真诚地发挥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并以一种所谓“天生就有”的本体身份满足道德期望。根据《中庸》中最关键的一段话来看，虽然从一开始，自然或世界的道就被认为是“诚”，但是，人类被挑选出来，其任务却是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诚”的，即“人之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我们认为，《庄子》是在拒绝儒家这种不可能完成的“绝对律令”——使得一开始就不“诚”的事物符合“诚”。《庄子》没有简单地服从儒家的“游戏方针”，而是在牌堆中掺入了一张小丑牌，即“真实假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