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利打工史

关于发小的事，我尽量真实地呈现他这些年的打工之路，以及他们的小家以及原本的大家的诸多变化。这是我所看到的农村的故事，我们村儿的故事。我知道我写得远不够好，可必须把它写出来。

吕永利在操作印刷机

去年春节，吕永利知道我要在西安过年，老早给我说让我回老家聚聚，说说话。我也正有此意，便一口答应了他。我上次见他还是在五年前，在西安小寨的一个路边饮品店相当匆忙地说了几句话，就各奔东西了。

吕永利是我的发小，长我一岁，是我的同族兄弟。小时候，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耍。族里红白喜事时，我们俩是冲锋陷阵的劳力，比赛谁盘子里端的碗多盘子多。他们家在村南头，我们家在村北头。自从我父亲因公去世，母亲外出打工，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之后，我便成天朝他家里跑，去那里逃避我们家的凄清，重温我们家曾经有过的热闹。

他们家确实热闹，一家人嗓门大精神头似乎也大，又处在村口，串门子的人也多。我们在沟里捞了鱼，或者打下了鸟，便会拿到吕永利家，他爸便会给我们收拾干净，在他熬茶的火盆上煮给我们吃。我们想做啥耍的玩意而不会时，也会求助于他爸，而他爸从来不会拒绝我们。他爸方脸，抬头纹很密很深，两条眉毛又黑又浓，脸又黑又糙，头发又密又乱，总是带着善意的笑容，话不太多，说话走路都慢悠悠的，成天咳嗽个没完，动不动就被一口气憋得脸红脖子粗，总有咳不完的痰。他妈矮个，眯缝眼，嘴快走路快，总是着急慌忙的样子，眼睛扑扇着骨碌碌转着，脸上的表情丰富多变，一会儿夸我们灵性，一会儿又嫌我们扰得他家不得清静，一个劲赶我们走。这时，吕永利和他爸就会白他妈一眼。他妈当作没看见，我们也当作没看见，依然赖着不走。

他们家窑前有一颗枣树，那时我们村总共也没几棵枣树。秋天，树上的枣由青转红时，引得我们浮想联翩。吕永利他妈从来不曾让过我们一颗枣，吕永利给我们枣时，还得背着他妈，偷偷塞给我们。吕永利从小身体好饭量好，中午吃饭时，吃完一大碗干面，还要吃一大碗汤面。他虽然块头大，力气大，却从没见欺负过谁。吕永利不仅长得像他爸，也跟他爸一样老实话少，脸上总是带着憨笑，跟谁都和和气气的。而他哥，跟他妈则像极了。我们一起耍到差不多小学毕业，因我念书比他早一年，比他高一级，先一年进入中学。进入中学后，我们各自有了各自的同学玩伴，就很少在一起玩了。吕永利念到初二就不念了，在屋里歇了一阵，就跟着一群大人去西安打工去了，一年之后，又去了北京的印刷厂，后来就一直在北京干印刷。他打工之后，我不久也到了县城的高中，后来又在西安上大学，很少回村里了。他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除了过年回来待几天，平日几乎不太回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寥寥无几了，见面能好好说上话的时候几乎没有，只是各自顾着忙各自的生活。只是前几年，我们几个发小才又重新联系上，平时互通音信，重温儿时的一些趣事，还找机会在咸阳搞了一次发小大聚会。也是这几年，我才知道了吕永利家的种种事情，一些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些是他说的。这次，我打算让他好好说一说这些年的事情。

大年初五早上，我从西安城西客运站坐车，向西约一百公里到达永寿县城，再转车走十多公里，翻一架沟，就到了渭北高原上我们长大的村子。我们村儿就在镇上，叫做吕家村，村里人几乎都姓吕。在村口，遇见我二叔，他问我晚上在哪儿睡。我说你不用管，我住永利家就行。二叔笑着说：不行你就下来住，永利媳妇可不好说话。吕永利他媳妇我只在他们结婚时见过一次。这些年虽未见面，可从许多人嘴里得知，她在村里俨然是一个“恶媳妇”的形象。人们都传说婆婆见了她，犹如老鼠见了猫。她把婆婆赶出了门不说，婆婆路上碰见孙子了，吓得话都不敢跟孙子说一句，生怕惹来一场战争。他们兄弟之间，妯娌之间，也是水火不容。听说，有一年大年初七，吕永利刚去北京，他哥就提着锄当着他媳妇和娃的面儿，把家里里里外外砸了个遍。他们两口也经常吵架，据说他们盖新房时，盖到半截，两口子吵得惊天动地，吕永利撂挑子去了北京，咋叫都叫不回来，他媳妇最后都报警了。如此种种，千人千言，听得我只觉得不可思议。农村的事情，本来虚实难辨，加上他们家又处在村子南边的十字路口，是村里人最主要的聚集地，也是各种消息最重要的集散地，想低调都难。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外人自然无法理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刚进吕永利家大门，他媳妇正在扫院子。看见我进来了，先是一愣，吕永利出来说：这是荣波。她媳妇恍然大悟似地笑着说：这是荣波？成天说荣波荣波，这下终于见到真身咧！他媳妇虽说结婚时见过，可那已经是十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彼此全然没了印象。他媳妇说话语速很快，大嗓门，表情和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眼前的吕永利，虽然只大我一岁，面相上看上去却比我老得多。这些年我几次见他，都惊讶于他的面相，包括他的神态，他说话走路时的不紧不慢，以及夹杂在话语间的沉默和叹息，都和他爸越来越像了。他的方脸几乎就是他爸中年时的再现，抬头纹也越来越密越深了，那两条浓眉倒扣在一双不大的眼睛上头，面容也变得又黑又糙了。跟他相比，我简直看上去像个小伙子，这使得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羞愧。

他们家的房子是前年盖的，老房子拆了，老窑也推平了，以前院中间的那棵枣树也不见了。现在的新房挨着路边盖了个L型，上下各五间。房子外面贴了白瓷砖，里面还没装修，靠路边装的卷闸门，说是以后准备弄点啥生意或者往外出租。虽然有煤炉子，可房间又高又大，加上薄薄的卷闸门，冷色调的水泥墙，人待在房间里还是冷得厉害。卷闸门外就是穿村而过的马路，是个坡，装着减速带，车来车往，震得房子也一颤一颤的。

进了屋，看见他的小女儿正坐在电视跟前看《熊出没》，熊大熊二光头强让她哈哈直笑。吕永利让她和我打招呼，她转过脸笑着问了我一句，立马又被电视吸引了过去。他的小女儿胖嘟嘟的，两边脸蛋被冻得通红。问吕永利才知道，她今年刚四岁。他的儿子已经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正坐在炕沿上拿着手机盯着屏幕，一会紧张地皱着眉，一会笑得大喘气。他爸让他跟我打招呼，喊了两声，他才抬起头不咸不淡地问了我一句，就又低下头目不转睛地看起手机来了。吕永利骂了儿子一句，对我无奈地说：你看能不能？期末考试，两门课，一门考了38，一门考了53，自个儿拿红笔给自个儿改成88和83，改你也改像一点么，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又好笑又气人。骂，就当没听见，打，头扬得高高的，一点都不怕你，纯粹拿这还没办法咧！我说：那咋弄？才三年级就考这么点不是个事啊，你两个得上些心，把娃抓紧呢。吕永利摇了摇头说：那就不是念书的料，你鼓再大的劲儿都不顶用，还是个打工的命。

吕永利这些年一直在北京开印刷机，月收入一万左右，在村里算是光景过得好的。他媳妇前些年一直带着孩子跟着他在北京过活，儿子上小学时才回到村里，在家里开了个纸花店，挣的钱家里花销足够用了。

闲聊了一阵，吕永利开始给我讲他的打工史，刚开始讲了一会，原本痴迷于手机的儿子凑到了我们跟前，认真地听起了他爸讲往事，并不时向他爸发问。吕永利被他扰得烦了，厉声让他到一边去。我拦住了他，孩子愿意参与到成人的谈话中来，以示自己的存在，这是正常心理。更何况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种参与的机会并不多。

初二没念完我就不念了，死活念不进去了，就跟着村里的几个大人去西安刷墙。刚开始不会刷，腻子也不会刮，只是等人家刮好了，拿砂纸给人家打磨平整。刚去那会儿，一堆人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起早贪黑，不过咱从小干农活长大的，也不觉得苦。有一次，我们一伙人给一个锅炉房刷墙，我穿的布鞋，鞋底上踩了水，湿了。正拿砂纸磨墙时，不小心踩上了一根破了皮的电线，手又挨着上面的管道，一下子被电吸住了。我凭着本能拼命地喊了一声“救命”，还好喊出声了，也被人听见了。那个人赶紧跑去拉了闸。闪了一下，却没断电，我跌倒在地上的管道上，被电得更厉害了。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真的快要完蛋了，感觉到胳膊啊腿啊，整个身体好像慢慢地在缩小，意识也开始模糊了。后来，有人拿木棍把电线挑开了。我躺在地上，身上冒着汽，奄奄一息，浑身汗水长淌。身边围了一圈人，可没人敢上前伸手。后来眼睛也睁不开了，只是感到有人在给我身上浇水。再后来，被工友抬到了宿舍，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没起来，动都不能动，稍微一动就疼得要命，胳膊腿上脱了一层皮，手上起了好多斑。工头问都没问，也没人带着去医院看，自己年龄小，也就这么过去了。打那儿起，我对锅炉房就有心理阴影了，老远看见锅炉房就害怕。

刷了半年墙，又去干了半年外墙粉刷，就是所谓的“蜘蛛人”。坐在巴掌宽的板子上，在空中一吊大半天，经常把膝盖都磨烂了。那时候保护措施不行，自己防护意识也差，时不时就听说谁谁谁从楼上跌下去了。心里也害怕，但顾不上多想，继续干咱自己的活。偶然闲了，心里也琢磨，这么卖力气终究不是个事，可一时也想不出个别的办法。西安那一年，确实吃了苦，也危险得很，年纪小，心大，忘性大，当时不当回事，回头看就后怕了。

那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村北头的中民，按辈分咱叫伯呢，中民他媳妇屋里关系硬，在北京开了个印刷厂，回来在村里招学徒工，我想着学门手艺总比出苦力强，就这样来了北京。那时对北京也没有啥概念，光知道是首都，还有天安门。刚来北京，看见楼那么高，车那么多，城市那么大，啥都新奇得不得了。那种乡里娃进了城的激动，持续了好一阵子。当然，咱也明白，北京再大再漂亮，跟咱关系不大，咱只是来打工的，不是来享受的，没关系也没门路，学好手艺多挣钱最重要。

刚去那会儿，厂子就在城跟前，在一个大学的院子里面，人多，热闹，上班时忙，下了班贪玩，也不是那么想家。没有专门的宿舍，也没人舍得租房，就在车间里搭个二层住，男女拿帘子隔开，上去睡觉休息得猫着腰，机器噪音大，闹得人睡不好。那时还没食堂，饭轮流做，人也少，大家自力更生，吃得还凑合。后来人多了就不行了，搞了个食堂，几乎天天顿顿吃萝卜白菜，很少见荤腥，把人当牲口，吃得人看见萝卜白菜就眼冒金星。

我们刚去就是当学徒，老板虽是同村同姓，却也不会照顾你半分，开的工资比外地人还低。刚开始工资每个月三百，干了一年，啥都会了，才给你涨五十，人家都一个月一千多。当学徒，其实就跟打杂的差不多，啥脏活累活都得干。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擦机器、领料、洗胶皮、切纸、数页子、晒版、上墨、闯纸、调色……反正就是个啥都干，要眼尖腿勤嘴甜，被人指挥来指挥去，啥话也不能说。咱心里攒着一股劲儿，就是一定要尽快学会开机器。

那时都是国产的单、双色机，噪音大得很，刚开始吵得受不了，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忙着干活，注意力不在噪音上了。私人老板，想方设法省钱呢，用的都是劣质油墨，人站在机器跟前干活，刺鼻刺眼，时间长了，喉咙眼睛又干又疼。那时都没啥环保意识，老板不管，也没人查，自己也不多想啥。干上一天活，手又黑又脏，全身没个干净的地方，几个人相伴着出去坐地铁进城逛，都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也不好意思给人家座位上坐，怕北京人说咱笑话咱。

咱虽然年纪不大，可人实诚，不耍心眼，跟周围人关系都处理得好。师傅也喜欢，愿意教，学得也就比较快。一起去的有个小伙儿，偷奸耍滑，师傅就不喜欢，不愿意多教他，他自己也不上心。我后来当机长一年了，他还是学徒，再后来被打发了。

当学徒，最主要的基本功就是“闯纸”。所谓“闯纸”，就是把纸闯齐，纸又大又厚又重，不小心还割手，不好闯。等你会“闯纸”了，师傅就会教你调色，认识三原色。这就叫入门了，可以上机子了。啥时候能独当一面，就看你自己用心不用心。我是过完年去的，大概是十月份的时候，由于缺人手，就让我直接上机子了。第二年春节后，就让我独立开机子，还带了个学徒，算是当上机长了，工资涨到了六百，比一起去的几个人都高，可比起人家别的机长差一半还多。当了机长，手底下有人了，就不用干脏活累活了，最主要就是调色，颜色一定要把握好。再就是给下面的人安排活，完成印刷任务，保证印刷质量，机器有啥小毛病要自己会修。虽然没有当学徒时那么脏那么累了，但是负的责任却大了，时刻得操心，也马虎不得。

会开机子后，就动了跳槽的心思。工资低，吃的也不好，心里不美气，觉得咱跟老板一个村子一个姓，还把他叫伯呢，不照顾就算了，还剥削人，实在憋屈得很。最后，终于辞职不干了，去别人介绍的厂子当机长了。去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给我说：你刚来，先给你开一千二。我忍住没吭气，心里高兴坏了，想着这么多钱，咋花都花不完，后来又涨到了一千四。那个厂在山跟前，离颐和园不是太远。原来是村办厂，改革后，成个人的了。老板跟咱是本家，也姓吕，村里就他这一个姓。厂里就我一个外地人，厂子又大，每天一下班，整个厂区就剩我跟看门的大爷了。我一个人住在接待室，晚上一个人待着，还有点害怕，也特别想家。老板知道了，每天晚上，把他家的狗拉来栓到接待室门口，算是给我找了个伴。那段时间，一个人处，没事干，也没人说话，发现厂子不远的路口，有个卖盗版书的三轮车，就买了好些书回来打发时间。记得有一次，买了一本《平凡的世界》，很厚，吃完晚饭就开始看，真是好看，看入迷了，一直看到后半夜才不看了，第二天下了班赶忙接着看，两个晚上就看完了。真是写得太好了，写得都是咱农村娃的事，让人很感动。

厂里只有我一个外地人，又没食堂，吃饭就成了问题。老板人不错，就让我去他家跟他父母一起吃饭。老俩口人更是没得说，尤其是老头，每次吃饭都要等我一起吃。我有时去得晚，老头就一定要等我来了才开饭。吃饭时，问长问短，也说一些自己的往年旧事。老俩口体恤外地人，知道打工不容易，见我年纪小，就能一个人出门挣钱养家，说了好些暖人心的话。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激老俩口，对我真是不错。那么打扰人家，人家却从来没有给过脸色，一直都是和颜悦色的。咱一个外地打工的，要求也不高，把咱当人看就行。人家真是没话说，咱也记着呢。后来在那儿不干了，我结婚后，还带着我媳妇去看了看老俩口。

我就是在那个厂干的时候结的婚。那时，其实我已经在外面谈了个女朋友，河北人，谈了两年了。那年我爸一直病重，时好时坏，家里人背着我给我把媳妇直接说好了，想给我爸冲喜呢，即使冲不了喜，也想着在我爸闭眼之前，给我把婚结了，我爸也算是没啥牵挂了。把我叫回去，我见事情成了这样子，想着谈那个女朋友将来也不一定有结果，就把婚结了。我正月结的婚，我爸这一年腊月就没了。死之前半个月，几乎啥都吃不进去了。还没叫我回去，我听别人说是这情况，立马就请假回来了。我哥当时一家子在嘉峪关打工呢，电话打了无数次，给人捎话往回叫，一点音信都没有。我爸刚咽气第二天，突然就回来了。回来不但不嫌丢人，说话还阴阳怪气的，我妈还处处向着我哥。从这儿开始，矛盾就积下了。

说了一会话，另一个发小涛涛来了，叫我们去附近的云集生态园玩。吕永利本来不愿意带娃，我让他带上，刚好给他和娃照些相，让娃也出去放放风。他这才把两个娃都带上了。

云集生态园可玩的项目不少，有野战游戏、钓鱼、摘槐花、酿柿子酒、摘樱桃、摘草莓、骑马……时值冬天，多数项目都玩不成，就算能玩，对于我们农村长大的人来说，自然是缺乏吸引力的。即使现在的孩子，对这些城里人玩的游戏也兴趣不大。走到空中滑索跟前时，一直兴致不高的吕永利的儿子才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跳着叫着要试一试。吕永利上前一问价格，立马不愿让玩了。五十块一张票，在干沟两边架起的滑索上滑一个来回，几分钟就完了，不如干点别的事情或者买点别的东西划算。吕永利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他不愿意花这个钱，即使他现在一个月能挣一万元。他儿子见状，脚底磨着地，低头踢着石子，一脸的失落。我给他说你一年就回来一两次，就让娃高兴高兴。听我这么说，吕永利勉强答应了。可从始至终，都有些愤愤然地看着他儿子。他儿子玩完了空中滑索，下来兴奋地给我们说着他所体验到的惊险和刺激。吕永利在一边冷冷地说：五十块钱空里过来一下过去一下，眨眼就成了别人的了，还把你高兴成这了？我看你是烧的！我在一旁笑着没有说话。在我眼里，只看见一个常年见不到父亲的儿子，他想跟父亲交流，想跟父亲亲热，想让父亲陪他玩……可是这个父亲，却还是老一辈的父亲，他对待下一辈的方式，和上一辈甚至更上一辈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在如今的农村是普遍的，也是被普遍忽略和掩盖的。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亮堂洋气的房子，物质条件上的日新月异，却几乎没人关注到人——尤其是下一代的精神健全。当然，这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们来说，是超出他们能力之外的要求。

从云集生态园回来，在他家吃完饭。我们坐在他们家靠路口的大房子里，这是他媳妇做纸花生意的地方。年前年后这一段时间，上坟的、过周年的、埋人的人非常多，对这一方面的需求特别旺盛。他媳妇动作非常利索，不一会功夫，一个花圈就绑好了。来买东西的几乎都是认识的人，她笑着跟人说话打招呼，看着一点不像个难以打交道的人。吕永利在跟前给她打下手，大儿子出去玩去了，小女儿在屋里看电视，过一会就出来跑到她爸跟前说东问西。刚开始，吕永利还机械地应承着，“嗯嗯”或者“爸知道了”。只几次，他就不耐烦了，小女儿一过来，他立马厌恶地说：去去去，一边去，看电视去，碎（小）娃把大人缠住干啥啊！小女儿朝她翻了个白眼，跺着脚回屋里，再也不出来了。正绑着花圈，我还没注意，吕永利跟媳妇不知道为啥吵了起来，准确地说是他媳妇一个人在吵，声音非常大，语速非常快，摇头晃脑，咄咄逼人。吕永利偶尔辩解两句，显得底气不足，声音立刻被压制了下去。他也不多争辩，依然笑着低头忙自己手里的活儿。我走了几步，来到卷闸门口，朝外看了一眼，对面站的一堆村里人都在朝这边望。我又走回去，压低声音说：别吵了，外面都是人，说啥都能听见。他媳妇见我这么说，声音也小了下来，不过嘴里依然没完没了。吕永利见状，放下手里的活儿，叫我一起进了屋，接着说他的打工史。

我媳妇你也看见了，人是个好人，也能干得很，就是嘴不饶人，该说的不该说的，在肚子里搁不住，一下子就给人倒了个干净，不惹人不生事才怪呢。

接着说我去北京打工的事。结婚后，我俩都去北京了。原来那个女朋友还不停地打电话，我给人家回过一次，把事都说清楚了，她还不甘心。我想着既然结了婚，就好好过日子，不敢胡成精叫人笑话咱，就干脆换了号码，彻底断了联系。这事我媳妇后来知道了，也不知道谁给说的，刚开始没有啥，她也知道我跟人家不来往了。只是后来一吵架，就开始翻旧账，无理取闹，把人整得没办法。

我媳妇跟我到了北京几个月后，厂里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了，老板的媳妇不上班了，来管厂子了。人多了，就开了食堂，又回到了萝卜白菜的日子，吃得人到现在看见萝卜白菜都得绕着走。我媳妇来之后，我们就在附近村子租了房子。她找了个小饭馆当服务员，一个月就三四百元。后来，听说有个厂工资计件，多劳多得，我又跳槽了。在那个厂，平常一个月能拿一千五左右，活多的时候，最多能拿到一千八。那几年，一心想着学技术多挣钱，工资越来越高，欲望越来越大。唉！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永远被欲望牵着鼻子走，永远都满足不了，有意思也没意思，都是没办法的事。

那几年用的都是国产的单、双色印刷机，本来安全性就差，老板为了省事，还经常私自改动，很多直接把保险就卸了。干活是快了，安全却没保证了，压手、切手的事时有发生。你看我中间这几个指头，切纸时就被压过。当时，我跟搭档两个人切纸，我手还没拿开，他就把千斤踩下来了，直接把我的手压扁了。好在我一喊，他又马上把千斤抬起来了，也幸亏我没使劲抽手，不然就剩光骨头了。去医院转着圈缝了好多针，就成现在这样子了，看着明显还畸形着呢。有一个杨凌的小伙，一个人操作机子呢，也是失误了，千金下来把两个手上的指头都压住了，他下意识地使劲一抽，只剩细细的手指骨了。去积水潭医院，先是动手术把手骨插在两边胳膊上让长肉，半个多月后做手术取出来，把长在一起的手指头分开，然后再植皮，再用淋巴还是啥让长指甲，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好多回，还是跟正常人差得远，手指头看上去扭曲着呢。那段时间，老板让我负责照看那个小伙，吃喝拉撒都得管，比照顾碎（小）娃还麻烦。最后，不知道那个小伙咋样了，去了哪儿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小伙，才十六岁，三个人配合着切书呢。他们几个年纪小，不注意，互相开玩笑时，一不小心撞了一下按钮，直接下来把整个手切掉了，血一下射到了对面的墙上，周围人都吓傻了。老板赶紧跑来把掉在地上的那只手装到塑料袋里，捂在怀里就往积水潭医院跑。小伙子顾不上疼，自己捏着血淋淋的胳膊跟在后面。到了厂门口，又想起大拇指头不见了，一堆人又回去找，大拇指头早被刀压扁了。到了医院，医生直接把大拇指头扔到了垃圾桶，说没用了。幸亏离积水潭医院近，去得也及时，手才算是接上了。接是接上了，里面的几块小骨头废了，又没了大拇指头，重活细活都干不成，老板就专门安排他干轻省活儿。后来自己不干了走了，临走之前，老板给了一万块钱，算是补偿，就这么了事了。那时候，这种事多得很，最后都不了了之了。现在来想，要是不卸保险，这些事就很少会发生。那会儿，大都是农村来的年轻娃，没安全意识，也不知道劳动保护，更不用说法律维权啥的，很多事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了。即使现在，大都用的是日本德国的机子，可噪音还是大。我这耳朵，现在就有点背，跟噪音就有关系。老板为节省成本，买的那些劳保用品都是上面检查的时候才发给你，临时应付一下，平时根本就不管。即使发给咱，咱也用不惯，戴着干活还嫌不方便。私人的厂，用的油墨几乎就没合格的，里面苯了啥的都是致癌物。现在是年轻着呢，等老了还不知道啥毛病就出来了，现在为了挣钱顾不上那么多了。也没办法较真，咱不干多少人抢着干呢，老板还能怕咱一个农村出来的打工仔不成！

开了几年双色机，后来，进口的四色机慢慢多了。四色机的机长一个月挣五六千，我们开双色机的机长一个月才两千多

，最多三千，收入差距非常大，许多人就想办法学着开四色机去了。我媳妇也觉得开双色机没啥前途，收入上不去，还危险，就鼓动着我也去学四色机。刚好厂里有个会开四色机的机长准备跳槽，让我跟他一起走，他去了当机长，让我当大助（第一助手），工资一千五，跟着他学开四色机。都说好了，结果我辞职了，他又没去。我去了之后，对四色机完全不懂，人家只能让咱当二助（第二助手），工资只有七八百。二助就相当于学徒工。干了七八年，结果又干回去了，你说人心理能平衡？那时，我儿子都两岁了，一家子在北京要吃喝呢。挣钱少，心里还不舒服，以前干双色机的好几个同事都叫我回去呢，继续干双色机机长，虽然挣得少些，可机子上自己说了算。干了差不多一个月，实在干不下去了，准备第二天辞职呢，结果大助不干了，一个老乡去跟车间主任说了些好话，就让我干大助了。大助当了四个月，也是个啥都干。虽然心里郁闷，但都坚持下来了。因为有人给我说过：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就算爬也得爬出来。我就那样硬坚持下来了，厚着脸皮跟着机长学，想着无论如何，一定要学会。

后来，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心大了，想当机长了，就换厂了。去了上手一干，人家就看出来了，说你先当大助，干着再看。我也没底，就答应了。过了几个月，那个机长不干了，我想着这下我能当机长了吧，没想到空降来一个领导的亲戚当了机长。我一看，实在没希望，心里对这个行当也有些厌倦了，就辞职不干了。

吕永利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媳妇进来了。听见我们说话，她对吕永利说：你咋不把你妈你哥欺负我的那些事给荣波好好说呢。吕永利笑着抬起头看了他媳妇一眼，额头上的抬头纹挤成一堆，又低着头搓着手看着地上。她媳妇本来进来拿个东西要出去的，见她的话没有得到回应，便又转过身在我身边坐了下来，瞪了旁边的吕永利一眼，一脸不屑地说：你说不出口我说。他媳妇说的时候，吕永利坐在一旁，抵着的头一直没有抬起来，一会儿搓手抠手，一会儿拿着根细棍在地上划来划去，时不时叹一声气。

他爸死之前，把老大一家子咋叫都叫不回来，人刚一死，就现身了。——永利给你说这些了？反正从这儿就把梁子结下了。结了婚，我们俩人就去了北京，除了收麦，过年都没回来过。我儿子在北京长到两岁多，才在那年收麦时带回来了。回来之前，就给他妈打电话说好我们一家子啥时回，让人家把我们那间房子收拾一下。结果，我们一家三口，给人家买的东西，提的大包小包，回到家门口发现门锁着呢，人心一下就凉了半截。我直接就带娃回娘家去了。他在门口等到天黑，还不见他妈的人影。最后，邻居才给他说，门没锁，锁子是挂在上面的。他进到房子一看，走的时候啥样子还是啥样子，根本没收拾。他妈九点多才回来，一本正经地问他媳妇跟娃呢？他啥话也没说，忍住没言传。凑合住了一晚，第二天把我接回来，他妈又不见人了。我们两个收拾了一天屋里，到街道吃饭的时候，从窗户里看见她妈给老大家扫门口呢。到了天黑，他妈还是不见回来。他把他大伯叫来，问他妈是啥意思？我们一家子大老远回来，这是演的哪折子戏？他当着他妈面质问，让他妈把话说清楚说痛快。他妈支支吾吾，胡说八道了一番，让他大伯骂了一顿，第二天，殷勤起来了。

生我女子的时候，回来之前，他拍着胸脯给我保证说：你放心，这次我妈肯定得管你。结果等我回到家，他妈出去打零工挣钱去了。那是冬天，水龙头冻住了，我大着肚子没水吃，去邻家借水没借来。他妈屋里头瓮里水满满的，门关着我用不上。没办法，我只得大着肚子下到坑里的水龙头上一马勺一马勺往出舀水。咳嗽得多严重，一个人挂针，做饭时，我儿子给我挑着吊瓶，我含着眼泪做饭。他妈在屋里时，还要拿根棍棍从里头把门顶住，自个儿在屋里给她自个儿做饭吃。出去见了村里人还给人家说我嫌弃她，嫌她脏，不让我儿子吃她做的饭，不让她碰孙子。常常是晚上九、十点了，他妈不见回来，我关门不是，不关也不是，谁知道人家回不回来，我一个女的跟娃在屋里吓得提心吊胆的睡不着。最后，我见她快十点还不回来，就把门关了，这下又给我在外面“扬名”去了，说我不让她进我屋里门，让她睡野地喝西北风去呢。

我女子断奶呢，我两口子吵架，我一气之下去北京了，他在家呢。娃刚断奶，换肚子，一晚上不停地拉，哭闹，他妈在隔壁一直没过来。第二天一大早，就扛着锄头去山里给人锄地挣钱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才回来。他第二天早上寻不见他妈，抱着娃出去转呢，外面的人才给他说他妈去山里给人干活去了。

我儿子半夜发烧呢，我照看两个忙不过来，去隔壁叫他妈，他妈装死不吭气，始终没出来。第二天问他妈，他妈说她睡得沉，没听见。

刚开始分家时，他妈想跟他哥过，他哥不要，才跟我们过的。跟我们过着，不给我们帮一点忙，还到处给我们“添名声”，成天心里想的是老大家，成天往老大家跑着干这干那，给老大家做饭、哄娃、收拾屋里、洗衣服，给大儿媳妇把内裤都洗着呢。

后来，他妈想开了，搬去跟老大住去了，在路上见了我儿子，装作不认得。碰见我娘家村里人，拦住人家说：你们村的好女子，现如今我的好媳妇，自从来了我们家，简直要了我的命咧！

他爸过两周年前半个月，老大一家带着他妈去福建打工去了，给谁也没打招呼。我硬着头皮给他爸过的周年。村里都传说他妈被我气得跑了。跟老大去福建给人家看了一年娃，回来人家又不要她了，这又脸不改色地跟我们住来了。

他爸三周年是在老大家办的。办完了，老大派的人叫我去算账呢，要平摊费用。我当然不去。要是算这账，那先得把过两周年的账算了，把他爸看病那账都算了，想得美。他妈在我家待了一年，又跟老大过去了。原来跟我们在一个户口本上呢，不知道啥时候，背着我们悄无声息地把户口转走了，这是我给我儿子上户口时才发现的，你说气人不？跟我们住了几年，不帮衬我们，给我们造谣，还偷偷租了五六亩地给自个儿种的玉米，时时处处干啥都要把我们蒙在鼓里。

老大媳妇让她女子偷偷在我门上拿笔写大字：住在这家的女人不要脸。我都不跟她计较。那年过年，他妈已经搬到老大家去了，我们过年没去老大家。吕永利刚走，我记得很清楚，大年初七，老大扛着个锄头来，当着我跟我娃的面儿，把我家砸了个遍。我没拦他，跟他一句话都没说，出门打110，没打通，叫了村长跟他大伯，两个人都劝说我，说就当踩了狗屎了。第二年过年呢，还是没去他们家。吕永利给他哥捎话说：今年要砸房，初五之前来，我都在家呢。

这些年，吕永利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回不来，我一个人又种又收，家里地里的活，还有照看两个娃。夏天收麦的时候，七八亩地，五六千斤麦，又收又晒又扬又装又粜，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女人生生活成男人咧。除了我娘家人偶尔来给我帮个忙，我指望过谁？我一个装麦呢，老大开的车朝旁边过，跟没看见一样。他妈给老大家跑进跑出，啥时候想起还有个二媳妇。我没出嫁前，我爸我妈包括我两个哥，啥活都不舍得让我干。夜里起来上厕所，我妈都嫌我怕黑陪我去。嫁到姓吕的这屋里来，算是开了眼界了。

我们准备拆老房的时候，想着问老大一下，毕竟当初他爸活着的时候，说过老房兄弟俩一人两间。虽然房子烂得没样子了，但咱不能失了礼数。结果人家老大问我们一间房要两千块钱呢。我们为了息事宁人，把这钱给了他哥，这钱最后是他妈接住的。我们要盖房了，老大变脸了，笑着提着礼上门咧，让把盖房的活包给他干，说不然人笑话他呢。他那时刚开始包活盖房，很少有人找他干，都信不过他。吕永利说，算了，朝前看，过去的事就不计较了。我也不想成天活在是非中，就把盖房的活让他揽了。不仅这个房子，街道那套房子也给了他干。结果呢，咋回应我们的好心的？把我们给他的工钱拿去弄别的事去了，欠工人的钱不给，人家要上门来我才知道的。这下，满街道满村的人都说我们家耍赖皮，盖房不给人开工钱。去问老大，又开始跟他妈一样胡说八道。为了这事，我跟吕永利吵了很多回，吵得房盖到半截，吕永利撂挑子跑了，跑到北京死活叫不回来了，人都传说我报警了，说我“通缉”吕永利呢！

这两年，才算是稍微消停下了。老大包活挣钱了，也是良心发现了，过年主动到我家里，提的烟酒吃的一大堆，给我两个娃包的大红包，算是认得他兄弟一家子了。我们家盖了两套房，把光景过起来了，谁想看笑话看不成了。农村就是这，把光景过好才是硬道理，不然永远有人笑话你。

她媳妇说这些的时候，外面不时有人来买东西，不时打断她的讲述。后来，她索性让吕永利到外面房子照应生意，她专心地给我讲她这些年在这个家受的委屈。她时而坐着讲，时而站着讲，时而一脸的恨意，时而又流露出不屑的神情，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又泪流满面。她用丰富的表情和动作，加上抑扬顿挫的语气，把他们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及兄弟之间所发生的种种给我做了生动的再现。这些纠缠不清难以理断的家事让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表现出一副疑惑或者惊讶的神情。我在农村长大，知道在农村，婆媳及妯娌之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关系和睦的相当少见，或者说关系始终和睦的相当少见，关系紧张乃至不可调和才是普遍现象。而究根问底，再大的是非和矛盾背后，只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甚至无中生有的事情罢了。或者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农村的这些事情，与文化关系倒不是很大，很大程度上是闲出来的，这些看似离奇的是非矛盾正好填充了人们苍白且乏味的精神生活。对此，我不置可否。

一股脑给我倒完了心里话，吕永利的媳妇站起了身，擦干了眼泪，迅速恢复了笑脸，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脚下生风般出去了。不一会，吕永利憨笑着进来了，又坐在了我跟前，继续前面没讲完的打工史。

你看看我媳妇这脾气，太急了。虽然我妈跟我哥做的那些事确实过分得很，但是她自个儿的脾气也太直了，星星点点的事一下就烧旺咧，到头来还是给自个儿家的事上火上浇油。

上回说到哪儿了？噢，说到我辞职不干了。那时候，有了我儿子了，我媳妇已经不干服务员了。我儿子大了些，她就带着娃在外面卖凉皮。我辞了职，就帮着我媳妇卖凉皮。那是2009年的事，刚开完奥运会。刚开始自己不会做凉皮，都是别人送来的。后来慢慢自己在屋里摸索着学，终于学会了。刚开始在一个大学门口卖，一天能卖一百多块钱。后来大学门口不让摆了，又挪到了村口，得给村里交摊位费，才让咱卖。做凉皮也可麻烦，和面、洗面、沉淀，第二天四点就得起来一张一张蒸。以前我上班的时候，上白班的话，晚上就能回来给她帮忙，早上上班前给她把凉皮蒸好，上夜班的话只能她一个忙活了。秋天凉了，凉皮卖不动，她又改卖爆米花，蹬着个三轮车到处转着吆喝。那时，我儿子在我们租住的村里上幼儿园，放学就跟着他妈卖凉皮爆米花，懂事得很，不胡乱跑，也从不闹着买这买那，还给他妈打下手。晚上很晚，娘俩才回来。

卖了几个月凉皮后，同村去干印刷的有人给我说他们厂招四色机机长呢，我犹豫了半天，害怕自己干不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去了还是让我干大助，我也没说啥，硬忍住干，除了这个，咱也干不了别的，除非回去种地。干了一个月大助，有个机长把一批活干砸了，人跑了，厂里就在大助里面选机长。有个安徽的小伙能力比我强，厂里就让他干机长。结果那个小伙只干了几天，一小批活儿上稍微有一点点瑕疵，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可咱那个老乡在领导跟前小题大做，夸大错误，极力推荐我当机长。我就这样当上了机长。刚开始那几天，确实心虚，害怕出错。第一个礼拜，神经紧绷，下了班回去躺在床上睡不着，闭上眼睛老觉得今天干的活有问题。幸亏安徽那个小伙度量大，不计较当机长的事，给我帮了不少忙，不然我那个机长肯定是个短命鬼。大概半个月后，终于啥都顺手了，才算松了一口气，也才敢放下心给我媳妇说了，一家子高兴极了。

后来就一直开的四色机，工资上去了，也不像过去干双色机那么操心了。

我儿子慢慢大了，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原本想着就在北京上，一家人还能待在一起。原先附近就有一所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小学，后来不知道为啥被撤了，拆了。咱又不是北京户口，公立的学校进不去，私立的学费掏不起，啥人物也不认得，也没啥关系。那时，我媳妇又怀上我女子咧，考虑到将来一系列问题，就让她带着娃回去了。她一个人在屋里带两个娃，屋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加上农村这些是非事，确实也不容易。

大前年回西安干了一年，想着离屋里近一点，有啥事能照应上，娃也大了，一个人越来越难管了。在北京，我一个月保底九千，基本上一个月能拿上一万多一点。西安只有六千，七千就了不起了。我在西安的那个印刷厂不太大，不像在北京主要印书和画报之类的，在西安这儿主要印酒盒子，还有街上发的那种私人医院的小册子。最后，嫌工资低，跟老板弄得也不好，加上为了屋里这些无中生有的事、盖房的事，跟我媳妇吵个没完，一气之下，就又拍屁股回北京去了。这几年一直没换厂。

干了十几年印刷，几乎是全年无休，从来没有啥节假日，除了过年放几天假。平时，除非上面检查老板不得已放个假，不然就得天天开工。有事只能请假，还得给人家老板说好话，人家才能“释放”咱。

北京当然好，可不是咱长久待的地方，想都没想过。将来还是得回老家去，待在自己的地界上，才安心踏实。我想着，再在北京干上一两年就回西安。两个娃都大了，学习没个样子，愁人得很，钱也挣不够。你说是不？

在吕永利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我们俩一起去了西安。在西安五路口吃了顿饭，他坐火车去北京，我隔天就北上内蒙了。这一年，几乎再无联系。

去年冬天，一场大火之后，无数蚁族在冬日的北京街头流离失所，茫然失措。我就想起吕永利了，微信里问他，他说他住厂里的宿舍，没事。为了抗霾防霾，北京及周边许多地方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被关停或者限产，我担心吕永利他们厂受到波及，问他，他仍说没事。他们厂山高皇帝远，没受影响。

今年过年，我坐表哥的顺车回老家匆匆一转。在街上碰见他，时逢年集，他正忙着给他小舅子的商店帮忙，把成箱成箱的年货往门口搬。看见我，笑着拍了拍手的尘土，又掸了掸衣服，带着那一张跟他爸越来越像的面容，只是他不像他爸那样咳嗽个没完没了，也没有咳不完的痰，他憨笑着走到我跟前来，声音洪亮地问我，非要让我去他家坐坐。

去了他家，看见整个院子都用水泥硬化了，上面还加了遮雨棚。我笑着说：这下彻底告别晴天两脚土雨天两脚泥的时代咧。他们夫妻俩人都哈哈大笑。屋子里装修过了，崭新明亮，所有的家具看起来都很上档次，一台六十寸的大彩电挂在墙上。他的小女儿如去年一样，仍坐在电视机跟前，看的还是《熊出没》。他儿子在里面屋里，靠在炕沿上，依然旁若无人地盯着手机屏幕。吕永利让他们跟我打招呼，他们的反应一如去年。我们说话的时候，吕永利他妈笑着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把吕永利他媳妇拉到里间，婆媳二人在里间有说有笑，很是亲热的样子。我问他打算啥时回西安。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不知道，近几年还是不考虑回来，北京毕竟收入高。现在农村给娃娶个媳妇礼钱至少十几万，还都是些歪瓜裂枣，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女娃都想给城里嫁呢。等我娃那时候，县城有房子估计都没吸引力了，说不定得在西安置套房。我惊讶于他的考虑，却也承认这是农村的现实。他的考虑不无道理。这几年，在我们老家这一块，媳妇越来越难娶。我们村作为镇上最具优势的村子，光棍的数量都多得吓人，更别说偏远一点的村子了。

说了一会话，表哥打电话过来要走了。我告别了他们一家人，去了西安。年后不久，我在网上看见一份关于北京印刷企业的关停名单，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们厂也上了名单了，老板准备咋弄，他还不知道，大不了换地方。即使在北京的工作前途莫测之时，从他的语气中，丝毫也没有听出要回西安来的意思。他和我的许多同乡一样，虽然寄居在大城市不为人知的褶皱里，可即使被不能抗拒的力量挥来赶去，前途在我们这些读了点书的人看来飘摇难定，可他们自己却始终是坦然而乐观的，这或许也是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没有过多过高的期待有关吧。

我想起吕永利结婚时，我正在上大三。自从他打工之后，我们就很少见过面了。我特地赶回来，跟涛涛去给他接媳妇。回来时，我们两个人趴在拉嫁妆的农用三轮车上，渭北冬日的清晨寒冷刺骨，我们俩兴奋地大声歌唱。中午吃宴席的时候，他跟媳妇两个人转着桌敬酒，到了我跟前，吕永利很认真地对媳妇说：这是咱自家兄弟，咱结婚呢，专门赶回来的。那一夜，闹洞房的人群散了后，我们几个围坐一起，说了好多话。说了什么，现在都无人记得了，只是记得都喝得有点多，走路摇摇晃晃，以至于现在回忆起来，往事依然模糊难辨。

【本文原刊于《向度》2019年春季号总第19期】

【作者简介】

吕不二，本名吕荣波，陕西永寿人，1983年出生，长于渭北乡野，现居塞北乌兰木伦河畔，自由职业者。有文章发表于《长江文艺》《美文》《青年作家》《草原》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