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弘治：语言学家的传统文化研究有何与众不同？

6月30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弘治在上海图书馆西区三楼音乐欣赏室举行了一场讲座，为现场观众推荐解读了著名语言学家郑张尚芳的新书《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博客选》。王弘治坦言，本来这本新书应该由郑张尚芳先生本人亲自演讲，可惜天不假年，郑张先生已于2018年5月19日驾鹤西去。作为亲炙过郑张先生的晚辈，王弘治曾参与此书的编校，对郑张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也很熟悉，故而由他代替郑张先生完成这次讲座。

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

郑张尚芳1933年出生于盛产语言学家的浙南温州。1992年以前，全上海评上教授职称的语言学者一共有6个人，其中有4个都是温州人，这是因为温州话中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音韵，所以相对北方人来说，温州人学习音韵学就占了很大便宜。

郑张尚芳从小在舅父家长大，偶然看到一本记录温州方言的手抄本，从此对方言学产生浓厚兴趣，后来借到“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通过自学，掌握了用国际音标描写方言的方法。

当时因为家庭问题原因，郑张尚芳没有升学途径，高中之后就辍学，之后短暂地在北京的中国地质大学读过一段时间的地质物探专修班，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正式学历。毕业后，他就服从国家分配做地质勘探工作，但一直坚持自学语言学。

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郑张尚芳1964年在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学术性期刊《中国语文》上发表《温州音系》和《温州方言的连续变调》两篇长文，崭露头角。同年，他被调入浙江省方言调查组，成为一名专业的语言学工作者。

当然，郑张尚芳之所以能够走上学术研究道路，也离不开许多前辈学者的支持帮助。“比如吕叔湘先生定期从自己工资中拨出10元支持郑张的学术工作，王力先生以大师开阔的胸襟接受一名晚辈对自己古音系统的指正，李荣先生爱惜郑张在方言研究上的才华，破格将他调入社科院语言所。”王弘治介绍。

1966年“文革”开始，郑张尚芳被下放至温州渔具厂劳动，在那里，他结识了同样被下放劳动的潘悟云先生，二人一同利用工余时间钻研汉语古音。最后“十年磨一剑”，二人创立了汉语上古音构拟的“郑张-潘”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郑张尚芳才真正获得了学者声誉。随着国门打开，中外学术交流也日渐密切。1981年，郑张尚芳撰成《汉语上古音系表解》，以油印本方式在全国各大学中流传。1993年，郑张尚芳赴夏威夷大学讲学，《汉语上古音系表解》由与会的法国学者沙加尔翻译为英文在法国《东亚语言学报》上发表，引起国际学者重视。“郑张-潘”古音体系与俄罗斯的斯塔罗斯金、美国白一平、法国沙加尔并称为新一代汉语上古音构拟的“世界三大家”。

除了汉语音韵学（上古汉语构拟）之外，郑张尚芳还在汉语方言学（吴语、徽语）、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国境内外语言的历史研究）、文献与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一般读者不太了解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中华文化通志”大型丛书，其中《吴越文化志》的方言部分就是由郑张尚芳负责撰写的。

王弘治还特别提到了郑张尚芳对《周易》的研究。“以前上课时，郑张先生曾借给过我一本李镜池的《周易通义》，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都是郑张先生在读书时随时想到的问题和见解。”

汉语史研究回顾

今人要理解郑张尚芳的学术贡献，就必须对整个汉语史研究的学术背景有所了解，因此王弘治也对中外学人的汉语史研究做了简要回顾。

所谓汉语史，就是汉语系统发展的历史，它描写和探讨语音、句法、词汇等诸多语言要素产生、变化、消逝的过程、动力和原因。比如，汉语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文言消失了？白话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方言？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纳入到汉语史研究的范畴中。

清代的“乾嘉朴学”已经包含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思想萌芽，时人强调做学问要从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例如顾炎武说：“读九经必自考文出，考文自知音始。”段玉裁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钱大昕说：“古人以音载义，后人区音与义而二之，音声之不通，而空言义理，吾未见其精于义也。”张之洞说：“以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以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乾嘉朴学”虽然在学术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毕竟仍属于中国传统学问。将现代科学手段引入到汉语史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是一位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他的博士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奠定了现代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随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俄国汉学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俄国汉学家雅洪托夫（Sergey Evgenyevich Yakhtov）等人都对汉语音韵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乃至在20世纪初的汉语古音研究中形成了西方学者“入室操戈”的局面。“当然，这里的‘入室操戈’并不一定是贬义。”王弘治说。

在西方学者的刺激之下，中国学者也奋起直追，纷纷加入古音研究的队伍。比如以革命家闻名的陈独秀曾经也研究过音韵学，中华书局出版过《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郑张先生在书中的《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陈独秀》一文中有相关介绍，此外还有汪荣宝、林语堂等人，可见在当时，汉语音韵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一种风尚。傅斯年在1928年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最能体现这一学术潮流的重要学术机构。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谈到：“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使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很多，但没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郑张尚芳的古音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学术发展脉络下展开的。王弘治介绍，在1970年代“冷战”、“文革”、中苏敌对等隔绝声气的大环境下，白一平、斯塔罗斯金、郑张尚芳三位学者各自独立完成了六元音的构拟，但是他们的工作都深刻地受到李方桂的构拟系统和雅洪托夫“圆唇元音假设”的影响。三位学者对彼此构拟系统之间的高度相似都深感意外，这正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虽小道，必有可观”

郑张尚芳的《胭脂与焉支》精选了他从2006年开设新浪博客以来的83篇博文。王弘治引用古人的一句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来评价这些篇幅不长的小文章，认为它们体现了郑张先生“深湛学养的厚积爆发”。

那么书中都有哪些颇具启发性的知识和内容呢？

例如，在《东南、西北的本义是什么？》这篇文章中，郑张尚芳先是引用《说文解字》，肯定了“东、西”源于动词“动、栖”，“动”是起动，“栖”是栖息。因为古人建造房屋一般都是坐北朝南，所以“北”源于“背”。王弘治指出，郑张先生对于“南”源于“任”的语源解释尤其令人信服，因为古语“任”是动词“怀抱”的意思，而且“南”和“任”在古音上十分接近，由此可以判定是“任”（南）相对于“背”（北）。这个例子也说明，用汉字字形去推测本义往往是错的，而应该像乾嘉学者强调的那样“因声求义”。

又如《东西为什么叫“东西”》，郑张尚芳赞同有学者提出的古人用“东西”指代什物是源自唐代长安的“东市西市”，但他认为这种用法是从宋代两都扩散开来的，到元代已经进入日常用语。王弘治据此又举出《木兰辞》的例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又如，王弘治从郑张尚芳《禁忌语的理据》中对吴语詈词“十三点”的解释得到灵感，进而对“十三点”有“痴傻”意的语源另作新解，其中具体的来龙去脉可以参见他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上发表的《十三点与白乌龟》。

除此之外，郑张尚芳还做过很多史地考证的研究，比如本书第一篇文章《“支那”真正的来源》就为大众澄清了长期以来关于“支那”一词的误解：

首先，“支那”最早见于佛经对梵语Cina的翻译，它在印度本来含有“文明智慧之国”的意思，并非是对中国的贬称。其次，“支那”（Cina）的对音应该是“晋”，而非大多数人因袭认为的“秦”，理由是，“秦”的古音构拟一直读浊音，而Cina的声母应该是轻音。另外从中外交通史看，晋国也是北方草原胡人最早接触的“中国”，故而他们用“晋”转音的“支那”来称呼中国，后来逐渐被印度和西方人接受。这种交通史上的语言现象现被称为“从邻称”。

讲座最后，王弘治还举了日语的例子说明掌握汉语音韵学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理解日语，而阅读这本《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博客选》或许就能激发起普通读者对汉语音韵学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