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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街头｜上街：用明信片写一本书

南音

2019-07-02 14:34

来源：澎湃新闻

我用写明信片的方式写了一本书。

我决定用写明信片的方式写一本书，然后陆续有了这个专栏的文章。这种方式让互动变得难以掌控，但是，与陌生人互动是一个写作者的社会责任。所谓社会，就是人和人互相介入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中的细节，以及细节与我们的关联，并且以经过思考的方式表达出来。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几年前换了智能手机之后，我发现这只手机首先是相机。它很快改变了我拍照的方式，随后又改变了我使用照片的方式。智能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拍照，非常便捷地把照片插入文本。这坚定了我的看法，照片和文字应该结合得更紧密。

写作和拍照以前完全是脱离的。很多摄影师坚持不阐释甚至不谈论自己的照片。有些人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保持姿态，但也有一些摄影师真诚地相信，照片存在的全部价值，是因为它能传递无法用语言传递的信息。有些评论家也反对摄影师阐释自己的作品。他们认为阐释照片是读者的特权，摄影师应该隐藏在作品背后，最理想的情况是让读者根本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

这本书探讨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与人如何互动，第二个问题是人际互动的视觉性。我想强调的是城市这种人造空间对我们的社会感知和互动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并不为我们所知。

摄影师让·摩尔（Jean Mohr）和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合作了3本书，既有《幸运儿》（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和《七分之一》（A Seventh Man）这样的纪实报道，也有《另一种讲述方式》（Another Way of Telling）这样谈论视觉文化的理论著作。这些图文书提供了一种示范，文字和图像结合得当的话，可以创造新的阅读经验。

但这几本书也强化了摄影师和写作者的分工模式。和那些很少谈论照片的摄影师一样，在这些书中，让·摩尔对自己的作品沉默不语，把阐释照片的任务完全交给了约翰·伯格。当然，约翰·伯格谈到照片的时候是审慎的，很小心不去破坏照片营造的气氛，也绝不用文字描述照片的细节。

设计师也为照片留出了足够空间，让·摩尔和约翰·伯格的名字总是并列出现在封面上，而不像其他图文书那样，摄影师的名字总是另起一行，列在文字作者的姓名下面。但这些努力，还不足以回答一本图文书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受约翰·伯格的启发，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准备写《最后的天空之后》（After the Last Sky）时，邀请让·摩尔去拍照。这本书的主题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中间还夹杂着萨义德的家族记忆。

萨义德显示了自己结合图像进行历史叙事的高超技巧，很显然，他对视觉艺术的感受力绝不亚于对文字的掌控力。但是，相比约翰·伯格，爱德华·萨义德对摄影的理解，更像普通美国报纸的编辑。在萨义德的书里，照片的作用类似于刑事起诉书上的物证，是对一个写作者到过现场的背书。

萨义德深知，自己的读者群集中在知识分子圈。要让更多的人——也就是知识水平较低的人，理解这本书的主题，需要想点办法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使用一些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和理解的传播技巧。照片是萨义德让自己显得较为通俗的变通之道，是他为了讨好低层次读者而弯着腰说话的尝试。在书中，萨义德并不讳言这一点，而让·摩尔继续一声不吭。

其实，让·摩尔的拍照风格并不适合政治指控。他的照片甚至不适合媒体。他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照片，不管是英国乡村酒吧里的跳舞的人，还是一条通往土耳其某个村庄的砂石路以及路边的橄榄树，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们刻画了一种特别的当地氛围。这种氛围是在安静而快速的拍摄中，用许多张照片逐渐累积起来的。

照片上的景色、人物和各种小物件的特写，让·摩尔的构图方式和后期制作时选择的影调，能够激活读者的情感和记忆，引起他们的共鸣。但照片激发共鸣的过程，并不像检察官在法庭上展示物证那样，需要构建一条因果关系的链条，更不用指向唯一的结论。

实际上，图像刺激情感和记忆的方式既微妙，又多样，和人类情感和记忆本身的多样性成正比。这和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说城市是一种人造的空间，但其实没有什么空间是自然的。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因为人类情感、观念和行为的投射而带有人性色彩。通过将某些事物客体化，人们可以去掌握它们，赋予它们价值，但即使是这样做，目的也是为了弄明白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深刻，相反，寻求回答是人作为社会生物的本能。

图像可见的特征会约束过度联想或过度阐释，所以，尽管萨义德的文字指向清晰，尽管他努力想通过超凡的文字技巧包裹让·摩尔的照片，将它们用于政治说服，但那些照片并没有排着队，向着萨义德指定的结论走过去。结果，这本书里的照片和文字没有互相成就，而是削弱了彼此。

意义含混其实是图像的一般特征。宗教壁画是为了向缺乏阅读能力的受众传达教义的，鉴于委托人和赞助者需要表达特定的主旨，为了防止传播中经常出现的意义衍射现象，壁画的设计者需要控制图像的阐释权，画工只能严格按照固定的程式和风格来表达特定意义。

但即便如此，打动普通人的往往也是壁画的色彩、造型等视觉元素，而不是壁画的神学主旨。对后者感兴趣的也许只有宗教人士和历史学家。雄辩如萨义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人的情感始终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每一年，我用手机拍摄几千张照片，很多都是人们情感流露的时刻。这些时刻包括了人与人、也包括了人与动物，甚至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互动。拍照是一种碎片化的记录，因为它们成像的时间只是一瞬间，就像从川流不息的时间之河中取出一滴水，它不再是原来的水，河也不再是原来的河。但我想借助文字来延伸这一瞬间里包含的人性和社会性。

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后，我不时从手机里挑了一些照片，印成明信片，隔三差五给朋友寄去。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文字和照片是很难结合的，唯独明信片这种形式，文字和照片可以拓展彼此表达的边界。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想用写明信片的方式写一本小书。

如果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去尝试一件在约翰·伯格那里让人心存疑虑，而在萨义德那里让人扼腕叹息的事，也许是不明智的，但如果只是写明信片那样，又另当别论。严肃的写作大多是深刻的偏见，作家有各自的读者群，读者会因为主题、情节和叙述风格等因素决定要不要读完一本书，但大多数人收到明信片的时候，通常只会感到分享的喜悦，如果照片与自己有关，还会因为照片保存了时间的痕迹而心存感激。至于照片好不好，文字是否精到，倒也不用忙着去下结论，因为那并不是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