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国刚：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见证者

走进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主要筹建者禹国刚的家里，客厅墙上并排挂着两篇新闻媒体的报道，一篇是去年禹国刚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报道，一篇是上世纪80年代禹国刚留学日本学习金融证券时，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的报道。

禹国刚感慨地说，正是留学日本的机会，让自己能够成为中国第一代“证券人”，在时代的际遇里，为创建深交所和深交所的发展付出努力，将个人的人生追求投入到国家、时代的改革大潮中去，从而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

南下闯深圳

上世纪80年代，禹国刚带着一家4口从陕西迁到深圳时，已经37岁，不仅过了而立之年，而且还放弃了内地的“铁饭碗”。

“当时每个月58.5元的工资也算是较高水平了。”禹国刚说，让自己下定决心来深圳是缘于朋友的一句话，“你别看现在的深圳很荒凉，但它可能是未来 ‘中国的旧金山’”。

来深圳后，禹国刚工作的第一家单位是爱华电子公司。1983年，禹国刚被全国青联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派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的留学生。

“我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去日本留学，语言不是问题。”禹国刚回忆说，但我常常跟别人说，如果我没来深圳，而是待在陕西，这个留学的机会怎么也不会落在我的头上。由于深圳毗邻香港，我在工作中接触到很多金融、证券方面的书籍，这些知识在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但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说它洪水猛兽，面目多么狰狞，我得要看一看才知道。

为此，在看这些书籍时，禹国刚非常认真地做了读书笔记。没想到这些在当时看似没用的金融知识让禹国刚在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因为选拔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当时国内大学没有这样的课程，找不到懂证券的人，招考小组在京津沪3个直辖市都没找到合适的人，无奈之下只好南下广州再次招考。

在日本一年的学习让禹国刚眼界大开。禹国刚坦承，当年自己也没有任何把握将来回国后能够学有所用，只是出于一种对新知识的热忱而勤奋学习。禹国刚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教科书，里面密密麻麻地用中文和日文写满了笔记。

当日本《朝日新闻》得知社会主义中国派留学生来学习金融证券时，立马派出了一名资深记者前来采访，记者非常好奇地问禹国刚：“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派你们来学股票，有用吗？”禹国刚当时只回答了一句话：“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学习是不会白学的。”

筹备创建深交所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的证券市场开始酝酿。1988年4月1日，深发展股票在特区证券公司柜台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股票蕴含的巨大机会渐渐被人们发现。1990年深发展进行拆股，每股一块钱，掀起了股票购买的热潮。

混乱状况下，尽快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了当务之急。其实早在1988年11月，深圳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禹国刚任领导小组下面的专家小组组长，和同事们一道，翻译了境外公司法、证券法、会计制度、证券交易所章程、股价指数编制方法等200多万字的外文资料，经过十多次专家论证，1989年4月汇总完成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所“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共33万字，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制度基础。

1990年5月，深交所的筹备一切就绪，深圳开始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成立证交所的申请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获批。同年11月，深圳冒着风险拍板决定让筹建中的深交所率先试运行。

1990年12月1日上午9点整，还未领到“准生证”的深交所正式“试营业”。没有市委领导的助阵，没有鞭炮锣鼓的欢响，更没有人潮涌动的热闹。只有一下下清脆的开业钟声宣告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来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从此诞生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成为新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儿子’，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资本市场。”禹国刚告诉记者，可以说，没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没有深圳资本市场，也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梦想是拼出来的

1992年至1993年间，禹国刚担任深交所副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深交所开始全面实现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一跃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知名的证券交易所，其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990年下半年，深圳证券交易市场已经发展到了5只股票和12家证券部。”禹国刚自豪地说，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使得纸质股票为电子信息记录所取代，不仅降低了发行成本和交易成本，更解决了存在许久的黑市买卖问题；通信卫星化，首创证券卫星通信系统，解决了股市行情远距离通信问题，延展了深交所的辐射范围；运作无大堂化，解决了效率低下、人为操纵等问题，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探索出一条规范、安全、高效和低成本的道路。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禹国刚说，我今年70多岁了，党龄也40多年了，自己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在时代的际遇里，为创建深交所和深交所的发展付出努力。但是，我也深知，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实在太渺小，所有的成果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做了我该做的事，尽了我该尽的力。

延伸阅读

新中国股市从深圳走来

（禹国刚在深圳市庆祝建党98周年暨先进典型代表座谈会上的发言）

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主要筹建者 禹国刚

作为改革大潮中的普通一员，今天能来参加庆祝建党98周年座谈会，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这一生就是在党的关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入党40多年来，我一直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带着一家4口从陕西南下深圳干事创业，做了一些分内之事，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去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现在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在这里谈谈个人的初心和使命。

一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敢闯敢试

来深圳后，我工作的第一家单位是爱华电子公司。1983年，由于具备日语专业和金融证券知识背景，又是党员，我被全国青联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几年后，市委提出创建资本市场，并于1988年11月成立了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组织让我担任专家小组组长。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我和同事们花了两年时间翻译了两百多万字的外文资料，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证交所“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

1990年5月，深圳开始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成立深交所，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获批。同年11月，深圳冒着风险拍板决定让筹建中的深交所率先“试营业”。

就这样，1990年12月1日上午9点整，还未领到“准生证”的深交所敲钟开市。当年那口钟，还是我请人从香港买回来的。开业前几天，我听到风声说部分券商有意不将交易信息上报，意图让深交所首日成交量为零。于是我提前给国投二部和有色金属证券做了思想工作，这样才有了第一只在深交所交易的股票——安达股票。那一天，从开市到收市，一共成交了五笔交易，安达股票成交了8000股。现在想起来，当时整个开业过程很不容易，这是一件“吃螃蟹”的事情，有很大的风险，工作是在内心的煎熬中推进。但当时想作为一名特区共产党员，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往前走，没有任何退路可言。后来交易非常顺利，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有种“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改革者的感受！

二

发扬担当作为精神勇涉险滩

从1991年初开始，深证指数连跌9个月，甚至出现了零成交的局面，当时人心惶惶。“救还是不救？”争论异常激烈，我向市委提出“企业出资救市”的建议。因为当时深交所就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不救市，可能就真的夭折了。最后市委市政府决定投入2亿元股市调节基金，但对当时总市值为50亿元的深圳证券市场来说，是杯水车薪。于是我想到了抓“龙头股”——深圳发展银行，精心布局下，股价在一个月之内从13.40元涨到14.95元，许多先前对证券市场丧失信心的股民，又一次杀回了证券市场。那时深圳一年的财政也就是三四十个亿，要是失败了，钱打水漂了，都不知道怎么面对。

回想起自己走过的日子，我常跟别人说自己这一辈子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和大家一起把深交所建立起来；第二件事就是实现了深交所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四化”；第三件事就是推动建设深圳证券山公园。我希望几十年后，人们的记忆淡薄了，但只要在这个公园走一走就会明白，新中国股市从深圳走来。

爱党、爱国、勤奋、创新是我70多年来一直铭记在心的八个大字。我深知，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是渺小的，只有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中，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勤勉工作，敢闯敢试，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内容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杨丽萍、李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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