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还在唱歌

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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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凌晨12点34分，台上的涂俊南把最后一件上衣脱掉了。完成这个标志性的动作之后，台下的气氛被推向高潮，躁动迭起。一个顶着鸡冠头的男孩忘我地摇摆晃动，几乎将自己扭成吉他弦，两个女孩突然从对面的吧台冲向舞台近前，疯狂起舞。

这是我第一次走入摇滚乐live现场。突如其来的不适感让我本能地向着舞台的反方向挪动，并在一首歌后，彻底脱离了观看演出的人群。我无法放松自己，回忆起上一次见到涂俊南时，他用牛仔外套的下摆擦干电动车坐垫上的雨水，示意我上车的样子。这让我感到舒缓。

此刻他画着浓重的黑色眼线，黑色的牛仔裤和马丁靴上有灰蒙蒙的尘土，耳后和手臂上的文身醒目，金属耳环在灯光下闪动光泽。

今晚是“丢莱卡”乐队的专场演出。上台之前，乐队的五名成员从休息室起身，他们脱掉冬天的厚重外套，将乐器取出，走上不足十平方米的狭促舞台，娴熟地试音、调音，迷幻的灯光打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大杯的啤酒放在随时可以够到又不会被打翻的位置，同时烟也是不能少的。

整支乐队的舞台风格，因为主唱涂俊南而格外出挑。涂俊南极其擅长调动全场气氛，他会在每首歌前做简短的介绍，即兴开上一两句玩笑；灵活地配加喇叭、铃鼓，以增强现场效果；在演唱中忘情地跳跃、摇摆，任性地抽烟、喝酒，宛若一个派对的主人；除此，他还有个人符号性的物件：一顶列车乘务员的帽子。他用黑色胶带遮住了乘务员的帽徽，配上了前苏联共产党党徽。他很喜欢这种来自前苏联的“硬美学”，并由此设计了乐队两次巡演的海报。

这个livehouse&酒吧位于鼓楼东大街的一个院内，热爱夜生活和青年文化的年轻人大可能轻车熟路地找到它。然而我像一个笨拙的闯入者，在地图的指示下，仍三次错过它的大门。在遍地的烟头中间，化着浓妆、发色各异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聊天、嬉笑。我站在角落里，看着墙上意义不明的巨幅涂鸦，从房间内传出的音乐声，像是被闷在被子里的呼号。

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青年亚文化以各种符号彰显独特性，将自我与他者区分。我自认是青年文化的他者，对这种文化/生活方式怀有复杂的情绪。14岁那年，第一次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我因男主人公霍尔顿的装腔作势感到可笑，也对他不顾一切地离家出走羡慕不已。十年后，我仍然在一种旁观者的嘲笑和惊羡之间摇摆，这一摇摆贯穿了我与涂俊南的每一次对话。

2017年6月，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涂俊南开始全职经营这支从大学里搞起来的摇滚乐队。除了摇滚主唱这重身份，涂俊南身上的其他重要标签还包括“写东西的人”和“左翼青年”。

初次见面，我们在一个位于五道口的青年社区简短聊了几句。当天，他是“失败青年”沙龙的圆桌嘉宾，甫一出现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涂俊南的身上有股强大的主唱气场，自信、不羁，同时又亲和、有条理，在严肃和调侃之间游刃有余，这让他所呈现的一切都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分享会上，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没有工作且没有稳定收入、从江西来到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中文系毕业、从小想当作家，但至今没有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没有任何发表；作为一支当代摇滚乐队的主唱，不识谱、不会乐器；身为儿子，没有像身边人一样工作、考研或者出国，给父母一个交代。

直到一周之后，我们坐在他的出租屋里长谈时，我才意识到，他远没有我所预想的那样焦虑茫然、难以自洽，我为他所呈现的、我至今找寻不到的自足，感到惊讶。“年轻人”这个标签在他的身上异常醒目，他无疑是我们这代青年中的某种典型。

2

涂俊南住在雍和宫大街旁的北新胡同深处。2017年3月，同样搞音乐的师哥租约到期，便将房东介绍给了他，他续租了这间屋子，每月房租1600块。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内，这个房租已算相当价廉。

那一年，我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出版社实习。下班后，我会沿着雍和宫大街，一直走到东四北大街，目光扫过两旁的藏传佛教用品店，心中为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做盘算。而当时的涂俊南已经下定决心：绝不过上班打卡的生活。

采访当天，北京的天空飘着细雨，彼时的愁绪如头顶灰暗的乌云。涂俊南骑着电动车出现。他经常骑着电动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歌曲旋律大多是在车上哼出来的。上一个电动车的电瓶在几个月前失窃后，如今就停靠在他家人来人往的门前，坐垫的皮套破败得不成样子，空荡的车肚成了快递寄放处。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从里面取出曹征路的《问苍茫》，对这种方式的可行性感到信服。

这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呈长条形，如一条色彩缤纷的隧道。除了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厨房、客厅、书房和卧室同处一个空间，没有功能区的分隔，但也温馨、妥当，充满了涂俊南浓烈的个人气息。

搬进来没多久，他就将屋顶的日光灯拆掉，沿天花板边缘安装了LED灯带；房间的尽头是一张大床，床后的墙体被巨幅喷绘覆盖，那是乐队2017年5月在学校大礼堂举办的专场演出宣传海报；正中央的中国地图用于定巡演地点，云南省的下面被他标上了BobDylan，因为“云南省长得像BobDylan”；韩国光州事件图册、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海报、Joy Division乐队和David Bowie的海报、乐队成员合影、乐队巡演海报……就好像他把自己的各类喜好展开，铺满了整间小屋的墙壁。

那天，他的床头放着最爱的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和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他为作家创作的歌曲《燃烧的平原》，是乐队每场的必演曲目。书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几张照片，一张父母的合影，还有一张女友胡晋溢做出可爱鬼脸的大头照。

胡晋溢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焦虑男友的生活状态了。两人自大一暑假确立恋爱关系，至今已有四年多的时间，在无数的争吵、磨合之后，终于达到外人无法体会的理解和妥协。尽管她还是时常就“不要浪费时间”这件事，与涂俊南展开拉锯战。

“他经常睡到下午一两点才起床，虽然晚上睡得很晚，但是这一天基本就荒废掉了。所以我会为这种事说他，但也不能总说，因为他会烦”，“不过他这段时间好点了”，她补充道。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劝导”起了一点作用，但她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成天把“写东西”挂在嘴边的男友，为什么忙着乐队、忙着社交，忙着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涂俊南的说法是，“我很难跟一个不写东西的人解释我现在的状态为什么没法写东西”。

唯一肯定的是，搞乐队确实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面对两者之间的矛盾，涂俊南显得有些焦虑。“管理好一支乐队需要应对和处理的繁琐事务，并不比打卡上班轻松。”而且，这几乎是个毫无利润可言的行当。对于男友没有稳定收入和工作这件事，胡晋溢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我自己活得这么茫然，他好歹有个明确的方向，只是不赚钱而已。”

在进入现在这家文化公司做视频编导之前，胡晋溢在多个地方实习过，仔细比较、思考后，她觉得视频剪辑除了技术层面的技巧，更关乎内容本身的质量，她更想做一个内容生产者。彼时，原本对实习表现过兴趣的涂俊南转而投身乐队事务，并且越来越投入。母亲时常会在与女儿的通话中问起涂俊南的状况，“那个小涂怎么样了，还没找工作呢？”

两人可以维持目前的生活，一个原因是胡晋溢每月的收入足以负担自己的开支。在涂俊南手头紧张的时候，她还可以在吃饭、看电影这样的约会项目上买单。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涂俊南的房租长时间由父母支付。“这是我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的屈辱”，涂俊南告诉我，自己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心安理得了，也会有一些来源不定的收入，比如微信文章的打赏，参演朋友的片子获得的酬劳。“现在每个月零零散散的收入也有……两三千吧”，他思索着说。

收到钱的那一天，涂俊南会给父亲发去微信，“谢谢爸”。除此之外，父子俩没有更多的话可说。胡晋溢几乎从未直接见过涂俊南与父母交流，他们的相处状况大多来自涂俊南的转述。有一次，涂俊南告诉她，他因为生活费在电话里跟母亲吵了一架。根本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母亲对儿子现状的忧心。

采访结束几个月后，我看到涂俊南和胡晋溢的朋友圈里频繁出现了一家酒吧的信息。发稿前几日，涂俊南给我发来消息，告诉我他在东四开了一个酒馆，酒馆及其他方面的收入让他的经济状况好转了不少，现在的房租都是自己支付了。他希望我补充上这个“好消息”，“这半年多以来还是发生了不少变化，不想让父母和其他关心我的人为我担心。”

在形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时，涂俊南用的词是：不熟。“我们之间不是修复关系，而是先得增加了解。”这种彼此之间的陌生感由来已久，始终无法得到改善。

小时候，体弱多病的涂俊南经常请病假在家，繁忙的父母很少出现在他这些独处的时光里。作为南昌市最优秀的高中生物老师之一，涂俊南的母亲惯于强硬的管教手段；10岁那年，因为父亲的工作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变故，家境陷入漫长的低迷。长久地，陪伴涂俊南的是小男孩旺盛的“破坏欲”，和大量母亲买回家的书籍。他从一次次规模微小的破坏行为里收获乐趣，也从郑渊洁的儿童读物里获得有关是非黑白、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

进入高中后，他曾有一段时间寄住在离学校更近的大伯家，他至今怀念那段时光，“那里没有天然的、无可辩驳的权力压制。我喜欢朋友关系胜于亲情关系，因为它是基于纯粹的人的状态”，其结果是，“我对亲情没有什么信任。”

如今，父母主要通过涂俊南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的公开信息，以及发布这些信息的时间，来获知儿子的近况。偶尔，涂俊南会收到母亲的微信：“怎么这么晚睡？”“怎么又文身了？”“生病啦？”她对涂俊南的知情力，与他的7464个微博粉丝基本相同。

在关于父母的话题上，我们的对话总是进行得非常艰难，他长时间的沉默让我感到不安。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些时刻所呈现的矛盾、回避、犹豫，才是一种更普遍、更真实的青年状态。

3

在那些父母没有留意的成长岁月里，涂俊南强壮起来，不论是身体还是心智。

初中毕业那年，学校出台新政策以阻止优秀毕业生流失到其他高中，并在初三上半学期安排重新分班。为了反对这个举措，涂俊南发起了一场抵制运动。“一天放学之后，我在每个班的黑板上写了一些号召大家抵抗的话，还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言论造势进行得异常顺利，之后的好几天，涂俊南继续前往每个班级“煽动”，并实名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意思简明：我们学生都不同意，所以你不能这么干。

后来，新政策不了了之，这场小动乱以学生的大获成功告终。

进入高中后，涂俊南寄住在大伯家，彻底挣脱了父母的束缚。他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多个协会的会长，逃课，办活动，带同学玩，晚上漫步江边谈恋爱。在这所南昌最好的高中里，他挥霍着自由，巩固着自己对是非黑白的理解和对权威的无视。直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种生活的难得，“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后来发现并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条反叛之路上，涂俊南没有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唯有高二升高三那年的暑假，一直被他“挑战和得罪”的政治老师，将他调离了“重点班”。“我记得他的脸上是一种得意的表情，我觉得自己‘被打败了’”。

为了扳回这一局，涂俊南开始每天6点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12点，他疯狂地借笔记、做试卷，查缺补漏，两个月后，每次考试徘徊在一百名左右的他一下子进入了年级前十。那天，他带着胜利者的姿态，重回“重点班”。在几个月后的高考中，他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提前批次录取。

自那之后，更广阔的自由才真正降临。涂俊南终于顺利地离开家，离开南昌，前往北京，那里聚集着他从网络上看来的、令他心向往之的一切：音乐、艺术、思想。

在一篇自述里，他这样描述中学时期的自己：组织学生活动、热心破坏校规、365天谈恋爱不间断、最后凭小聪明和笨功夫过考试的搞文学的小混混。

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大学里，他做中心人物的意愿没有减弱，但似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胡晋溢记得，为了帮助男友竞选学生会主席，她曾熬夜帮他制作演讲的PPT。那期间，涂俊南几乎玩遍了中国，还去了日本、朝鲜和俄罗斯。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在一种混沌不清的生活中。“每天都在瞎玩、瞎混，整晚整晚地不睡觉，跟朋友或者不认识的人看演出、喝酒，独自征服一个又一个天台，假装自己是城市里孤独的拿破仑。”

直到大三，一个突然的转机出现。涂俊南是大学吉他协会的成员，吉协在鼎盛时期是学校一支很有影响力的团体，在他们的大本营——108排练室里，乐器、音效以及其他娱乐工具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有床位。涂俊南大三那年，这个用了将近十年的基地被勒令停用，吉他协会里“厉害的前辈”也都纷纷毕业离开，在这个青黄不接、危机重重的阶段，涂俊南站了出来。这正是他发光的时刻。

常年的四处晃荡有了回报。他偶然发现了一处还未被使用的行政楼，于是跟李堂华——比他小两届的师弟、现在“丢莱卡”的吉他手商量，用其中一间最靠边的屋子5052排练。很快，涂俊南在网上买了一张行军床，当年5月份住了进去，一住就是半年。后来，一个回老家的朋友把自己的电风扇、电饭煲、沙发床贡献了出来，他们又去各个宿舍楼收了二三十个床垫。5052教室不仅是乐队的排练室，而几乎变成了一个青年旅馆。

5052，是“丢莱卡”乐队的起点，也是涂俊南的新坐标。在这里，他用三四天的时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盲虎》。尽管如今乐队不再演出这支曲目，但是当时，它给涂俊南带来的喜悦无以复加，“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这歌太好听了！”歌曲的三段歌词分别写的是人的童年、青年和中年，“都是盲目的，什么都看不清，一生就过去了”，涂俊南这样解释他的创作。这首歌多少表露了他当时的心境。“我记得，在那个排练室里，我还往墙上撞过，觉得自己很差劲，想实现的东西无法实现。”

不过，有了新的据点，有了处境相似的朋友和创作的满足感，生活的主线慢慢出来了。“做乐队这件事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必须要几个人共同协作，一起创作加上一起演出。所有人共享一种喜悦，让人觉得没有那么孤独。这种感觉太美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其他能给我类似感觉的事情。”

2017年3月底，乐队正式定名为“丢莱卡”，乐队成员也基本固定下来。这期间，涂俊南通过各种渠道联系livehouse，演出，参赛，“丢莱卡”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知。那一年的5月23日，乐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办了自己的专场演出。“那是我们的第九场正式演出，竟然就做专场。很不成熟，自己的歌只有四五首，剩下的都是翻唱。”当天，八百人的礼堂只坐了二百来人，但是涂俊南回忆，场下的观众很买账，一直跟着音乐嗨。

在乐队演出的初期，胡晋溢每一场都会到现场捧场。见证“丢莱卡”一路的变化，胡晋溢觉得他们的变化很大，不论是歌曲的完成度，还是涂俊南的舞台风格。他们逐渐从周中演出的冷门乐队，成长为周末演出的热门小咖。

2017年11月，“丢莱卡”被北京school award评为年度最佳一年级乐队。来年1月，首场巡演“思念宇宙”从北京一路向南，直达广州。半年之后，他们又完成了第二场巡演“健忘的平原”。出完专辑再巡演，这是音乐圈的规则，但涂俊南就是要打破它。

从学生生活到舞台经验，他所讲述的一切，对于我这个循规蹈矩、经历贫乏的人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它们让我得以理解他所渴求的刺激与满足，以及那种无法撼动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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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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