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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骆：100年前的上海郊游达人

2019-06-29 16:5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里斯本

摩登上海的郊游爱好者的心中愿景是路程短，人不多，历史丰厚，还能亲近自然，光随意走走就很舒服，最好随处可吃农家菜。

其实，100年前的人就已经这样干了。

虽然那时候还没城际轨道交通和小汽车，但他们有船。那时的“上海都市圈”水道纵横，耐心地划船几乎可以去任何地方，只是有点慢。

可能是葛骆与同行友人与一尊佛像合影

葛骆，1859年来沪的英国人，就是这种慢生活的资深玩家，孩提时代来到上海，成年后进入海关工作。1879年的《字林西报行名录》记载他是九江海关的三等钤子手，即海关验货员。之后，葛骆创办了戒酒会刊物《戒酒新闻纸》并担任主编。若是网络时代，他无疑是大号自媒体，一边宣传戒酒知识，一边介绍江浙沪“船游”休闲。

1897年5月17日《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葛骆的来信，署名头衔是虹口第二救火车队领班救火员。6年后，葛骆担任工部局火政处总机师（处长），算是租界消防机构的负责人。这位小领导喜欢携一两位好友，带随从，雇两三个中国船夫，慢悠悠地逛郊野，看桥、庙、树林，跟最普通的中国人聊聊闲天。大概是他玩法自由、眼光独到，又很会写，他是那个时代的旅游达人，在西方世界颇有名望。

一个多世纪后，中国读者得以从再版的《环沪漫记》和《中国假日行》里看到他的旅游散记。爱好摄影的葛骆一路出游不忘拍照，书中配有大量当时他拍的照片，从风景、物品到中国人的生活场景，放到如今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2013年杭州西湖博物馆办过一个展览“天堂之城印象——西方人眼中的近代杭州·西湖”，里面还用了葛骆在《钱塘江观潮指南》一文中配发的18张照片。

初版于1905年的《环沪漫记》是上海郊区县镇游记，比如川沙、松江、奉贤、嘉定、金山这些地方，当然船顺着水走，写到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也很正常，旅行终究是兴之所至，不会受行政区划所限。1895年由《戒酒新闻纸》社首次出版的《中国假日行》涉及的范围稍远，包括三趟出游：1887年10月从上海、杭州到宁波；没有写明具体年份只说是五月某日到六月一日，从上海、苏州、江阴、无锡、宜兴、常州到溧阳，以及在某一年的七月份从九江到芜湖。只有九江到芜湖这段是坐轮船游长江，其他都是从黄浦江走，放到如今，这是只能脑袋里的幻想而已了。

平湖的牌楼

当时的上海郊区是怎样的呢？葛骆不可能参观野生动物园，也不可能去生态农家摘草莓，但就是在荡舟闲看村庄时，找到了很多乐趣。当时许多宗教场所，从寺院、教堂、天后宫到土庙，葛骆都饶有兴趣地去里里外外看一遍，听陪同或自愿上前交谈的中国人讲点儿故事。

佘山天主教堂

在川沙，葛骆看了一个供着华佗的庙，“当地人称他作明目伯”。他写道：“据说这是因为他能像X光一样观察到人的身体内部结构。华佗是郎中的保护神。”华佗庙里居然有一个玻璃罩，里面放着华佗坐骑绿眼羊的雕像，有眼病的人会去拜塔。为了看到川沙以东的海面，葛骆连走了三块海塘，累得到一位老者家里喝了会儿茶，才终于看到东海上行驶的汽船吐出的烟雾。

川沙内景

葛骆好奇心很强，在游玩途中，他仔细记录了鱼梁、水车等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的样子和来历，跟这些工具的传说逸闻更吸引他。

他经常不惜笔墨地顺手记录这些中国故事。比如在奉贤的高桥，他看到一排中国妇女整齐地在河边淘米，就写了关于民间信仰敦促中国人不要浪费水的传说，“有民间信仰说他们在下辈子会喝这辈子浪费的水，所以每到节日，人们会烧化很多纸马或其他动物的纸质形象，来帮助他们喝掉哪些浪费的水。”

奉贤南桥

在西太湖，葛骆和朋友们在吃鱼的同时记下了很多捕鱼方法，“中国人是捕鱼专家，而且捕鱼的方式多种多样，创意十足。”比如十几艘船像“铁索连环”一样地拉网，看到鱼情就反复收放网子，就能一网打尽鱼群；比如用石灰水逼迫鱼游进捕鱼篓；用白漆板引诱鱼从水里直接跳到船上，坐等收获；用带盖的帽状篓子捉虾；一些渔民甚至用训练有素的鸟来捕鱼，“我们数了一下，每艘船上会有22只左右的鸬鹚，每只价值1000文~6000文铜钱，其中有些鸬鹚可以活到十年以上”，而鸬鹚的劳动所得只是可以吃到豆腐。

西太湖岸边风景

在苏州和杭州就不一样了，葛骆一行是先要“打卡”著名景点的。

雷峰塔

在杭州灵隐寺，葛骆到处打听马可·波罗的像在哪里，最后也没找到，中国人都告诉他“这里全是洋人的像。”西湖边的雷峰塔、静慈寺、岳飞墓、天竺寺、保俶塔和徐锡麟墓他都去看了，但他只为城郊的塘栖多写了几句，那儿有一座教堂墙上写着中英文的“神爱世人”。在旁边的山上，葛骆看到塘栖附近河边的鱼塘整齐地排列成蜂巢的形状。

塘栖水中央的八角亭

在吴江，葛骆还看到了苏州河和运河的分水墩，他分析认为，苏州河本来源头挺宽，但是河水冲破河岸流入黄浦江，最终导致苏州河的水越来越少，“最后成了一条小河”，黄浦江才变得比苏州河更大、更重要。

苏州北寺塔

葛骆给非常著名的苏州北寺塔拍了一张照，“中国最大的宝塔，建于1000年前。”留园的奇珍异宝和假山也很吸引他，“相当值得一观，游客只要付十文钱”，“有人向我们介绍了一张桌子，不管它怎样被倾斜放置，总是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当时洋人到中国，对本土生活和文化形成了不小的冲击。葛骆也谈到了这些话题，他的态度相对比较公平，举的事例也往往比较有趣。《中国假日行》中他提到了鳄鱼，是1887年突然在上海出现的，“扬州人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它们，就带到上海来卖。”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有花钱买鳄鱼的，外国人买了放在浴盆中玩，中国人则“把它们放生到河中，以示对喜爱游泳的外国人的反感”，看起来鳄鱼的命运就像葛骆说的那样“可怜兮兮”。针对鳄鱼们悲惨的命运，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写了一本从科普和文化角度介绍鳄鱼的书，卖得挺火，书里写鳄鱼是水龙的显形，守护着属于中国人、当时却被外国汽船占据的河流水域。对这种做法，葛骆似乎是颇为赞许。可能是因为他了解许多中国文化传说，因此并不觉得中国人的行为和习惯很怪异。

在松江附近，葛骆拍下的婚礼花轿

上海到溧阳等几趟较晚的旅途反映了当时上海附近内河航运繁盛的状态。3周时间，500英里的行程，坐由中国人担任船工和会说法语的厨师的汽船，葛骆觉得自己的旅游心态是像美国人闯荡西部一样的。内河上海近郊有很多工厂，再向前方就是诱人的绿意了。

终于到这里，葛骆才少写了些故事传说，多写了几笔风景，“沿河两岸大部分是翠绿色的麦田，剩下的光秃秃的部分是准备用来种能够提取蓝染料的植物靛的。” 在昆山，桥多得数不清，“有些桥到桥顶要走37步”，葛骆把昆山比作威尼斯，“更确切地说威尼斯是第二个昆山。”无锡的九龙山也给葛骆留下深刻印象，“是我们所见的最高的山峰，曾经有出戏就是根据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创作的。”他还在山顶的庙里求了个签，签文对长寿很有利，“不老仙丹已备齐，风回摇摆人轻松。若有人来问吉凶，放心前行名利荣。”

在旅行中，葛骆积攒了很多对中国人的了解。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很迷信，很害怕遭到不幸，精神世界大多被传说故事所塑造，但普通百姓是充满活力的。他更喜欢从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解中国。这种“旅行的意义”倒是跟今天流行的观念很像：不管段子有多少，姑且听之，但判断一个地方是否有趣，还是要相信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