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话学｜存在一种赛博格女性主义和进步主义吗？

注：本文将严格区别两个被中文网络翻译所模糊的名词。赛博（Cyber），意指网络空间；赛博格（Cyborg），半人半机械生命体。中文网络世界往往将两个名词都翻译成“赛博”，造成较多误会。

“赛博格意象可以提示一条走出二元论——我们以此来向自己解释自己的身体和工具——的迷宫的途径。这是一个关于有力的异端异质语言，而不是关于一种共同语言的梦想。它是以使新右派的超级维护者害怕的方式说话的女性主义者的想象。这意味建构和破坏机器、身份、范畴、关系、空间、故事。尽管两者被绑在一起旋舞，但我宁愿是赛博格而不是女神。”

——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严泽胜 译（引文对“Cyborg”改译为“赛博格”）

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女性主义

唐娜·哈拉维在英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中，是一个独特的跨学科“异类”：她的动物学和哲学背景，使她打通了一条灵长类动物学研究-人类学-身份文化批评-政治的独特理论进路，而这条理论路线潜藏着的是对科学主义辩证性的批判、和对女性主义理论本体论的质疑：她似乎对科学主义既批判揭露其建构本质、却又对技术改造充满热情和希望；她强烈呼唤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问题的解决，却又对当代的女性主义理论抱以釜底抽薪的颠覆态度。正如她所说，这一切都是“被绑在一起旋舞”的。

《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是她的成名之作，而缺乏相关动物学、生物学研究背景的读者往往会被本书前一半卷帙浩繁、细致繁琐的灵长类动物研究成果（甚至可以说是考察数据报告）所吓退。作者用如此的篇幅是真的要做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学研究吗？其实哈拉维更多地是在还原灵长类动物学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一种“知识考古学”：通过动物学的观察实践方法对灵长类动物生活习性和社会构成的研究，实际上在哈拉维看来是一种男性观点科学体系建构的过程：在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的近亲和进化关系是公认的普遍“真理”，可作为研究前提的基础上，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也就直接导向人类学的结论，灵长类动物内部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状态，就被理所当然的在人类学范畴内被“合法化”。哈拉维甚至就此评论道：“灵长类学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种。”

哈拉维这一论断看似荒诞，其实却就在我们身边。比如网络女性情感咨询明星ayawawa的“女性”理论，就建构在她对各类猩猩生活习性的分类上，她也时刻借此标榜自己有关女性、婚姻和家庭的看法具有“充分的科学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建构正是哈拉维所批判的一种科学主义的话语权力运作：即将自然界、动物界雌性地位较低的事实塑造为“自然而然的”科学真理和自然界运转规律，从而为在人类社会政治语境中压榨女性提供理论基础。

然而哈拉维的这一论断在击破了男权理论话语霸权的同时，也彻底将所有把生理因素纳入到理论建构中的女性主义理论划出另册：作为一个动物学背景，本身应该对男女性别在生理上的差异了如指掌的理论家，为何竟要如此冷酷地将生理因素彻底踢出女性主义讨论之外？实际上，以波伏瓦《第二性》为代表的认为女性完全是被建构出来的、哈拉维坚信的“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是由父权制、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充满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可怕的历史经验强加于我们的结果”的观点，在当代早已受到广泛的修正和反拨：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女性视角几乎是完全不可能消除生理色彩的，甚至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对女性独特生理状态的书写是女性主义建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以书娟的月经初潮为开场引出南京大屠杀这一时代背景的技巧，几乎已被认为是女性主义书写的经典例证。

哈拉维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方式的异议在于一种实际的社会问题关注视角：单纯地突出“差异”带来的只能是越发强力的对立和撕裂，而对男女性别生理差异的强调，同时也是在反面建构一种普遍的集体认知，制造某种“总体化”，取消女性内部的个体差异，从而湮灭个体的存在价值——如哈拉维所说，要是我们试图在制造一种适合所有女性的女性主义理论，那这和制造一种全人类都必须相信的帝国主义理论又有什么区别呢？

此时，哈拉维“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非自然主义的方式、在想象一个无性别的世界——也许是一个没有遗传的世界，但也许也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世界——的乌托邦传统中，促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和理论”，她在《赛博格宣言》中毅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起来非常“科幻”的问题：如果人机融合技术的发展可以抹平一切性别上的生理差异，那么性别问题还有必要存在吗？

她断言，“毕竟，性别不可能是普遍的身份。”也就是说，当鼓吹赛博格技术的理论家们热情、欣喜地看到人机融合为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所能带来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的同时，赛博格技术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影响和变革同样重要。在赛博格技术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不仅是性别的生理差异可以被抹平，一切有关性的、有关生理性的、有关少数族裔群体的、种族的、甚至文化的差异都可以被技术浪潮所轰然推平——技术的担忧者往往忧愁于技术将我们同化为单向度，却遗忘了有时候差异对个体本身所带来的痛苦。技术可以不反对差异，技术完全可以只反对那些会引发痛苦和争议的差异，我们能够享受的“差异”，根本上理应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当赛博格理论进入的时候，不仅是女性主义，一切亟需斗争的群体都获得了全新的方向，因为传统意义上的逻辑二元论和认识论被根本上打破了：“赛博格颠覆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中心神话……对女性主义赛博格来说，最为重要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起源故事。”

赛博格女性主义也许现在看来还只是一种不曾实现的“科幻”，但它彻底地撕下了试图掩盖前现代传统与后现代主义被同一在某种群体内，如女性、如黑人族裔、如酷儿集体之中时，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是否承认二元论和传统认识论，是否需要规范的统一言语建构，既有的“差异”究竟该被视作斗争的武器还是应该被超越的藩篱，女性主义理论需要一种范本吗？哈拉维的赛博格狂想，令所有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理论研究者们，都不得不回头重新反思自己的初衷。

我们能够接受“后人类”的进步主义吗？

哈拉维的赛博格女性主义对技术的态度是辩证的。它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上渲染技术异化恐惧色彩的，女性视角、个体视角而非男权思维、集体主义的技术乐观态度，这种技术乐观态度在理论界较为少见。哈拉维同样通过对灵长类动物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推演提出了她的技术恐惧，但同时她也指出，如果女性仅仅是因为这种技术被男权统治力量所使用而因此拒绝技术，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男权主义复制梦想的滑稽模仿”。在她的赛博格狂想里，技术完全可以被主体所运用和掌控，只要破除了对技术带有男性视角的科学主义建构，技术就可以成为个体追寻自由和差异的一种绝佳手段——哈拉维的“技术”可以说经过了黑格尔所谓的“扬弃”，螺旋上升为全新的理念：我们不得不惊讶地发现，在后现代主义的、非自然主义的乌托邦图景下，依然存在一幅进步主义的黄金图式，终究对人类的未来抱以信心。

然而在当代中国对女性主义的公共讨论中，技术时常以一种代表男性权力的“魔鬼”样貌出现，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控制和监视：这几乎已经是从批判理论的学养中诞生的某种社会共识，在几十年来的“赛博朋克”文学中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世界观：技术被传统的、前现代的规范和意识形态，塑造成了需要被控制的魔鬼。

数周前，一名试图运用大数据搜索和人脸识别技术，分析色情网站上的女性面部“为男同胞提供福音”的程序员激发了大规模的女性愤怒——隐私权的被侵害、对女性强烈的物化意识都成为了批判的风暴中心；而几日后，一则由女性发布的，希望相关部门运用大数据曝光并公开男性犯罪分子记录的微博呼吁却也遭受到男性观点的反噬，“隐私权”这一被普遍认同的伦理此时成为性别对立双方共同的争辩武器，连同技术也成为一种被争夺的手段，其价值仅仅在于斗争中如何仅为其中一方服务：我们已经默许了技术的无所不能，也默许了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将彻底为技术所改变。

而这样的状态，正是意大利理论家，德勒兹主义者罗西·布拉伊多蒂所提出的“后人类”的概念：无论是离不开智能手机，随时被各类设备所监视的当代人类，还是未来实现人机融合的赛博格人类，我们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人类形态，技术终将改变我们，而我们也必须思考如何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下去。也就是说，很多我们津津乐道的“伦理问题”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这些讨论也许会延缓一些技术的革新和运用，但终究将无力改变我们作为人类主体的根本上的被改变。

“后人类”意味着高度的去人类中心化。一切从启蒙人文主义时代所建构而来的有关人类身体独一无二、人类精神无比高贵的论述都过时了，我们唯一珍贵的仅仅是我们的存在本身。也因此，将大脑意识上传至云端从而放弃肉体获取永生，成为了后人类意义下的一种赛博格形式。种种类似的狂想都指向一种对身体性的厌弃：如果之前的赛博格主义是运用技术来弥补身体性的不足从而以身体性的完美而达到纯粹的自由的话，“后人类”的赛博格甚至认为身体性正是束缚人类自由的一部分，我们完全能以数码形式存在：而如果身体性被彻底抛弃，是不是一切身份认知政治理论和少数族裔的理论斗争问题都会得到技术性的解决？从智能手机开始起步的“后人类”，其实更有可能是要取消一切身体差异而不是让身体变得完美无缺？诉诸云端的人类和机器的差别还会清晰吗？我们究竟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迎接这必然到达的未来？

布拉伊多蒂反复试图将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批判话语引入到她的“后人类”语境中，“游牧机器”、“逃逸线”、“微观政治”等反抗语汇的闪耀似乎意味着，面对汹涌而来的技术和机器对我们的控制欲望，人类只有同样运用机器武装自己，甚至借助技术生成、升华为全新的形态，才能够彻底反抗并击溃所有异化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主动选择一种我们能够接受的异化，从而避免我们无法接受的异化，即寻找到全新的“想象的主体性”。

我们真的愿意接受这条道路，接受这一进步主义的黄金图式吗？归根结底，这种对于未来的愿景究竟是一种对人类的乐观，还是一种恐怖的科幻故事“缸中之脑”的再现呢？而其实，这一切都关乎于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的那句引发人类永恒为之而奋斗的箴言：“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我们究竟还需不需要以一种坚实的动机来鼓舞前进呢？还是当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在向前行进了呢？

身处神话开端的我们还有选择吗？

1914年，英国财政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望着深夜关灯打烊的商场，突然说道：“我看见欧洲的灯火正在一盏一盏熄灭，我们的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重新点亮的时候了。”那是一个尼采刚刚喊出“上帝已死”的时代，那是一个既有的人文主义和启蒙价值刚刚被开始质疑的年代，那是一个现代性的不确定和震颤开始普及大众的年代，那是一个马里内蒂在《未来主义宣言》里公开宣扬“我们要歌颂战争——清洁世界的唯一手段”的年代，但却没有人会真正意识到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数十年的冷战，几乎将人类送到了地狱的边缘。

新世纪到来，我们从此对玄之又玄的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转向理论失去信心，我们试图重新用理性的、看似正常的、客观的东西来重建信仰，我们试图相信某些概念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价值。可现在的我们解决问题了吗？我们是不是会觉得问题最终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是不是都只是在斗兽竞技场上被无形的力量划分了阵营的角斗士，借助网络空间进行不流血的斗争与厮杀？

事实是，公共空间上的性别讨论随着每一次女性受害犯罪事件而变得更加撕裂。面对女性受害的悲惨状态，女性观点逐渐走向斗争性和不妥协——仅仅针对犯罪本子本人和法律应对措施的讨论已经不能满足女性的讨论诉求，性别对立、对男性的无差别谴责和恐惧成为观点上的某种主流。面对这种观点的反驳是苍白的，因为女性一方彻底的斗争姿态和情感真实性，使得所谓的“客观”“理性”的讨论，更类似纸上谈兵、麻木不仁的空谈。

同时，这种斗争性的直接矛头、或者被普遍认为的直接对象，大多也指向单身青年男性群体。因此面对如此直接的斗争性，男性观点使用一种“另开战场”式的对恐惧情绪的贩卖，完成了对“女权”的强烈污名化：当女性观点将所有男性都纳入到斗争对象的时候，即意味着“理性”可能的彻底退出和性别讨论的终结（在男性观点话语中，“理性”某种意义上也具备性别独占的优势）。于是在各自之间的话语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撕裂、战争和抱团取暖的舆论带来双重的“污名化”——网络赛博空间带来的是无差别的发声渠道，同时也带来的是难以跨越的、群体性的透明信息茧房，以及对斗争的彻底浪漫化想象：网络和技术给予了女性问题（或者说很多其他问题）极大的讨论空间，也同时暗中为空间划定了界限。

那么神话故事的开端是：就在我们逐渐意识到信息自由并不能带来沟通交流的自由，身怀各种利益牵制的我们，其实是在运用信息建造更高的信息壁垒、同时加强沟通成本的同时，5G时代又在技术突破的大环境下悄然来临。实际上，不仅是普通人，哪怕是通信科研从业者也很难预计技术在未来是如何使用的，一如当初只以为加载图片会更加迅速的4G带来了铺天盖地的网络直播和交互时代那样，我们对未来5G时代可能带来的生活变革也一无所知：这种透明的信息茧房是会被塑造得更加难以逾越，还是有可能在信息的洪流中轰然崩溃？

我们人类仅仅能够满足于作为技术的裹挟对象吗？我们自己能不能向新的存在形式发展，从而主导和控制技术呢？实际上，当我们意识到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技术似乎也真的成为我们改变理论困境和社会困境的一种可能性——马克思当初预言的“物质条件高度丰富的时代”，也许是在指一种技术解决物质条件的“后人类”未来。我们因为技术的广泛运用而越发撕裂，根本也许是我们还没有去主动改造自我？赛博格主义是否带来了一种创造新世界的进步神话？

神话的开端，选择已经给出；神灵在哑口无言，人类在诚惶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