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之乱：曹锟贿选丑闻

民国初期国会开会现场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在政治上曾连续闹出过三次动摇国本的大乱子：第一次是民国四年袁世凯决心要做皇帝，但洪宪皇朝仅维持了八十三天便告崩溃；第二次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企图恢复逊清的朝廷，前后只有六天就告垮台；第三次便是本文所记的民国十二年曹锟在北京贿选大总统，公开用钞票买选票，闹得乌烟瘴气，臭不可闻！第一、二两次是国体的变更，对中华民国来说，是改换朝代；第三次则是对中华民国的民主政体做一种挑战，拥曹锟的直系贿赂国会议员，每投曹锟一票，自五千元起，至数万元止。这对民主制度简直是一大侮辱。

北洋军重镇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一八七○年（清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家贫，早年以贩布为生，识字不多，后因贩布生意不佳，乃弃商投军，因缘时会，被送上北洋武备学堂攻习军事。毕业后一直在袁世凯的北洋军中，一帆风顺，直上青云。到了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为第三镇统制。第三镇原驻东三省，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从东北调回关内，驻守平津，以监视北方革命活动。从此曹锟就变成了袁世凯身边的赵子龙。

民国元年，第三镇改为第三师，曹改任师长，在改制以前，由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因袁不愿离开北京南下就职，所以暗中嗾使驻于北京南苑的曹部兵变，袁遂借口北方局势不稳而留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

民国二年，袁任命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率第三师驻扎岳州，为湘督汤芗铭的后援。民国四年袁称帝，封曹为“一等伯”虎威将军。迨袁帝制失败，曹才回师保定，由段祺瑞保荐，出任直隶总督。

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段祺瑞在马厂誓师，以曹锟为西路总司令，赶走了张勋。这一年秋天湖南政局发生变化，段的亲信，湘督傅良佐被逐，曹又被任为两湖宣抚使，进兵湖南。到民七年三月占岳州、下长沙。六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任曹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最大的丑闻

这时北方局势，段祺瑞所领导的皖系和冯国璋所领导的直系，兄弟阋墙，势成水火；而冯国璋自入京为代总统后，处处受制于段祺瑞，逐步退让，已形同傀儡。直系的领导重心遂渐渐转到曹锟身上。曹锟之所以见重于当时，是因为他手下大将吴佩孚衡阳撤兵开始；吴撤兵时发出了几则漂亮的通电，要求解散“安福系”（即皖系）、解散新国会、倡议和平。段祺瑞乃开去吴佩孚第三师师长职，并将曹锟革职留任。民国九年七月十三日，曹锟和张作霖联合通电申讨段祺瑞，直皖战争爆发，结果皖系大败。七月二十六日北京政府即复曹锟原职，九月三日任曹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

皖系失势后，于是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联合主持；直奉两系和平共存时期不长，到了民国十一年四月，双方宣告破脸，爆发了直奉第一次战争，结果直系又获大胜。曹锟乃握有北京政府全部实权，逐走了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以黎元洪为过渡。

当时的直系，军权完全在吴佩孚手中，吴因和曹锟左右的一般嬖佞不和，所以驻军河南洛阳。逐走徐世昌，拉回黎元洪为总统是吴的意思；而曹的左右则主张曹锟自为总统。曹亦有意，只是碍于舆论和吴佩孚，不便放手大干。吴既然不在北京，而曹的亲信所谓保定派和天津派遂集中全力拥曹上台，先以各种方法迫走“无权总统”黎元洪，然后收买议员，在国会极其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民国政治史上最耻辱的一幕总统选举——以金钱换得选票。曹锟遂当选了大总统。

有人说，北京的总统不能当。袁世凯焦急痛苦而死；黎元洪两次被逐；冯国璋和徐世昌也狼狈下台；曹锟做了不到一年，被冯玉祥兵变赶出中南海，囚居延庆楼，从此潦倒，以迄于死！

内阁总辞职

曹锟的部下既决心要捧曹上台，而曹本人也愿一过大总统之瘾；因此保定派与天津派即决定先撵走黎元洪。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六月六日，北京举行国务会议，由津保派的健将现任内政总长高凌霨首先发言，高说：“总统（指黎元洪）近来对于政务，有的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有的则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办理，例如制宪经费、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警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独行，这实在是违反责任内阁精神，侵越内阁职权。我个人认为，总统既然对于我辈阁员不信任，我辈只好退避贤路。”高的话讲完，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内阁提出总辞。其实这几位总长都是拥曹派。

内阁总理张绍曾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又说：“如果总理不愿意辞职，我们阁员也可以联名辞职。”交通总长吴毓麟并且大骂黎元洪不已。张绍曾这时只好很勉强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一块儿辞职好了。”

拥黎的政学系阁员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都没有发言。高凌霨乃把津保派事先拟好的辞呈电稿拿了出来，请大家签名，这个通电全文如下：

呈为辅弼失职，责任不明，请予斥罢事。窃于五月廿四日财政部致税务处公文一件，内开借拨海关重建房屋一案，奉大总统批：出使经费月拨十三万元，国会制宪经费月拨十七万元。其修建江海关经费，即照数匀拨，财政部查照行知等因。佥以制宪为国家根本大业，本应宽筹经费，亦关重要；唯依法定手续，须先经由国务会议通过，方生效力。历次陈明，未蒙谅许。乃于六月二日又接总统府秘书厅函交由府派哈汉章往查京师军警督察处覆呈一件，奉手谕交院照办各等因。是日又经议决调薛笃弼为崇文门税务监督，拟具命令，副署送府，时经三日，复未蒙盖印发下。伏查民国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度，国务由国务会议行之；各案之必须经由国务会议议决办理，具有明文。今大总统事先出以独断，事后不纳劻勷，凡劳黻座之分忧，实出阁员之失职。绍曾等既不蒙信任，唯有仰恳钧座立予罢斥，以明责任而重法制，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在这个通电的最后，更加上如下之一段：“窃维责任内阁，载在约法；今既责任不明，以后危险情形，岂可言喻。绍曾等备员阁席，既不欲使一己蒙失职之咎，复不欲陷元首于侵权之嫌，唯有声请罢斥，解除责任，区区苦衷，伏希谅察。”

黎通电辩解

张绍曾内阁辞职通电发出后，吴毓麟和程克并劝张氏离开北京，以免遭遇困扰，其实是拥曹派怕张又变卦恋栈。张允考虑。不料交通总长吴毓麟早已备妥了专车，请张立即出京，张绍曾遂于辞职当晚，偕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乘专车赴天津去矣。

民国十二年六月七日，黎元洪就内阁总辞呈中指摘之点，通电辩解，电文如下：

元洪不德，负我元僚，致有内阁总辞职之举，制宪经费，列为主因。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适财长缺位，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同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又：使馆断炊，下旗归国，此何等事，而忍漠然！有关出使经费，当时座中讨论，亦无异词。军警督察，直接元首，项城设官，躬预其议，卫戍既立，何妨裁省；崇文税差，阁员力主易人，比经许诺，可覆按也。凡兹薄物细故，既非要政，决无成心，府院之间，情同骨肉，维持调护，终始不移，垂拱观成，未尝掣肘，纵复责为失检，亦仅此数端，偶摅意见，初非拘束，旋复听从。统一未成，百废未举，阁员肯明责任，固所祷祝以求者也。节关（指端午）密迩，枢府偕行，中流失舵，不知所届。元洪纵不足惜，如国家何？阁员明达，宁忍恝然，已派刘次长治洲、金次长永炎赴津谢过，分劝回京复职，期于得请，知念特闻！

 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内阁总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总统诚恳挽留的意思，张绍曾满腹心事地说：

“这次政潮，酝酿很久，其中原因很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殊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

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指内政总长高凌霨，另一个是指最高问题，就是“总统问题”。

本文节选自《北洋军阀（一）：雄霸一方》，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