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小洞天霍童山，25位学者围绕洞天福地展开跨学科对话

2019年6月21日至23日，来自中、德、荷、日、韩各国的25位专家学者聚集在“第一小洞天”霍童山的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他们围绕洞天福地的具体内涵、文化渊源，及相关保护工作等话题，展开了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

“第一届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保中心联合主办。

“洞天福地”（Chinese Natural Sanctuary）是中国本土信仰中生命的养护与度化圣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环境保护区，其背后蕴含的物质文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并对当今的环境与生态保护、文化与社会发展等具有启发意义。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速发展，“洞天福地”（CNS）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诸多威胁。众多洞天福地亟待进行跨学科地文化梳理、研究与保护。

与会学者在霍童洞天瞻礼鹤林宫道教法事

与会学者在霍童洞天鹤林宫瞻礼闽东闾山法事

在“洞天福地”预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背景下举办的“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建立针对洞天福地的跨国界、跨学科、跨领域对话与研究，将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等学术成果有效地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在6月22日举办的会议开幕上，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党委书记毛祚松向与会的专家学者与各地代表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蕉城的历史沿革、人文传统与新时代的发展新貌。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刘曙光研究员在致辞中肯定了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的意义与价值，并且高度评价了会议的国际化程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金涛道长，因为有重要活动无法到现场，录制了视频对会议表示祝贺，并简单介绍洞天福地的文化内涵与研究与保护的意义。开幕式由宁德市蕉城区区长黄晓莺主持。

林立志先生的主题演讲《霍山论道》

谢丁宁先生的主题演讲《霍童洞天文化溯源、内涵与传承》

“第一届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针对四个主题进行探讨：一、洞天福地及东亚圣地历史、文化研究；二、洞天福地及其活态遗产的保护、展示与申遗研究；三、洞天福地与东亚文化艺术；四、霍童山历史、文化与保护专题研究。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欧福克（Volker Olles）

欧福克（Volker Olles）：《从早期道教到三教并存的神圣空间：天师道二十四治——以蒲江主簿山治为例》

结合历史传说，道教典籍以及自己从1998年到2018年的20年间对四川蒲江县长秋山（主簿山治）的考察 （包括庙宇建设、摩崖石刻的维护等方面），对主簿山治在后世发展中的儒道释三教并存在发展模式做了梳理与探究。为洞天福地的实地考察树立优秀的方法样本。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准教授酒井规史

酒井规史：《宋代游记中所见的洞天福地——以茅山为中心》

立足于丰富的宋人游记，尤其是南宋时期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闲居录》、《泛舟游山录》、《南归录》中记载的多处洞天福地，并举例其所弥补的一般史料所不载的信息。以《泛舟游山录》为线索，并结合茅山宋代的宗教地理原貌，探讨了一些正史与山志所不存的信息，以及南宋时期茅山的典型游览路线。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非常勤讲师、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石野一晴

石野一晴：《明清时代罗浮山之隆盛与巡礼》

以佛教僧人《参学知津》作为引子，着重介绍了神话以及历史中的罗浮山，并着眼于理学/道学一脉在罗浮山书院的兴起，以及明清山志中对于罗浮山神圣地理的描述，进而尝试分析罗浮山成为“知识分子的圣地”的几点原因。

台湾政治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李丰楙

李丰楙：《游观洞天：故宫名画与明人游道》

有关游观洞天在明清时期，这种文化本来在诗、文的文学传统中，唐宋时期已经衰歇，却在元明的文人画中，结合道教的洞天福地与山水画于一，形成一种洞天纪游画，为游仙与仙游注入了新生命。这种研究在中国艺术史中，从图像学关注其成就者已有不少；最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名画策展中，出现一档“何处是蓬莱——仙山图特展”，在以往的展题中从未如此集中出现，乃从许多珍藏中挑选出来的，作品的时间聚焦在元明时期，宋人之作的数量较少、清代则多仿作、甚而及于缂丝工艺，故可视为明代仙山、洞天的一次重要展出。此一课题攸关明代文人生活的优雅面，即喜爱旅游为生活情趣之一，从卧游、神游到山游、实地之游俱有，就出现一个特别的名词：“游道”，赋予休闲旅游一种游的精神境界。当时人选定的地点，即有名山、大湖及园林等，而洞天福地即为旅游的焦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使道教的洞天福地观发生变化，原本仅属道教中人的圣地传统，在洞窟中采药、修真，甚或利用地势营造道馆、道观，久之，将其融入山水游、山水画中，就成为风景的一体。基于明代文人所讲究的生活雅趣，在文化圈内形成一种新的文人品味，并将其与诗歌、散文与书画结合，就出现了游记与洞天纪游画；在纪游画中的题跋既有自题也有他题。这种衍变保存于明代画作中，甚而影响清代既深且广，在绘画史上出现一种具有系谱意义的名题，使元明在洞天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为了凸显这种独特性，除了图像学研究，其实也可从旅游文化切入，将其视为洞天的“再发现”。从当代宗教学的世俗化理论来看，虽然也可视为一种世俗化现象，但吊诡的是这种文人、画家的登涉活动，却被视为优雅之事，在“游道”的自觉意识下，创造了许多与游相关的语言，将游观洞天与图绘洞天结合为一，成为一个跨领域的文化议题。从道经、诗文的文字叙述，将洞天的想象进一步形象化，且朝着实景再现的实体化发展，既记以明人小品，也形诸题记、跋语，就形成游记与纪游图相与配合的风尚，有些名题仿作不断而自成系谱，这种现象在系谱学上的意义，在重估洞天福地的文化觉醒中，面对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可视为当代艺术媒体出现前的预告，其文化价值值得重加关注。（引自李丰楙教授论文初稿）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学者葛思康（Lennert Gesterkamp）

葛思康（Lennert Gesterkamp）：《〈山海经〉与洞天福地制度的原型》

将《尚书》与《山海经》这两部以往并未被关联研究的文献打通阅读，进而比较出他们两者在巡守/祭祀制度上的内在关联，以及五岳名山与洞天福地在体系上的相似之处。并总结出：宇宙观、社会结构、神谱、教团管理、经济交流、政治地理、神传文化、环境保护等8点关联。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庄蕙芷

庄蕙芷：《虚实之间：石室、洞天与汉晋墓室空间》

首先从《山海经》、《列仙传》等早期神话中分析出“石室”这一特殊的自然空间属性，并指出其作为后世“洞天”概念原型的可能。立足于大量的东汉与魏晋墓葬考古实证以及《真诰》中对于洞天的空间与神学描述，指出“‘洞天’一词虽然晚至魏晋之际才出现，但其概念在战国晚期、汉代已形成，并影响了墓葬结构的改变。”

日本专修大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比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土屋昌明

土屋昌明：《唐玄宗的洞天思想与道教对外传教》

通过与李唐王朝有着直接关系的龙角山为切入点，意识到道教的海外传教的意识。在玄宗时期，唐朝与新罗国的君臣关系（册封体制）可以用洞天思想来加以解释：龙角山洞天直通新罗，故而在特定的洞天实行金箓斋，不仅保护唐朝的太平，也能保护新罗国的太平。新罗国也能通过祭祀洞窟来祈祷唐朝的太平。由此，也可以按照这一逻辑思考日本如何接受道教，因为日本遣唐使请求《道德经》、天尊像与申请鉴真东渡都是在玄宗大规模祭祀洞天这一时期内。

日本立教大学现代心理学部兼任讲师、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兼任讲师森瑞枝

森瑞枝：《日本室町时代的救济观与洞天思想——关于“诹访缘起”》

主要以神道教神话《诹访缘起》为基础，讲述了“诹访大明神”的起源。通过对故事中地下世界以及其中诸国情境的描述，认为其中的空间概念与思想既非来自佛教，也非神道教，应是受到了“洞天”思想的影响而来，因此“洞天福地”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思想，更是东亚所共享的文化财富。

亚洲国际交流奖学财团（日本神户）日本语研究员大西和彦

大西和彦：《越南北部东潮地域的抱福岩及其周边》

首先比较了几个版本“洞天福地”名单中抱福山的位置变化，指出在北宋道士李思聪所编纂的《洞渊集》中，原本在广东清远的抱福山移到了位于今天越南境内的“交州”。在对历史背景以及抱福山玉清观遗存做出综合分析后，认为抱福山的南迁与宋代的移民以及本地的朱砂矿藏有着一定的关系。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斌的演讲《最初的十所洞天》

魏斌：《最初的十所洞天》

通过分析《真诰》以及其所包含的《茅君内传》内容，揭示出其中杨、许的道法师承谱系以及仙界想象。其中西城、王屋是与祖师相关，霍山赤城（即霍童山）是大茅君治所，林屋与茅山对应，委羽与王屋对应，西玄是华侨降神时裴、周二君之地，另外的青城、括苍、罗浮则可能与《五岳真形图》相关，继承了汉晋以来山中修道者的传统。从十大洞天的组合，进而指出上清系道法多个传授系统存在的可能，以及该如何理解被《真诰》所遮蔽的东晋南朝道教史。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兼职讲师广濑直记的演讲《二许和洞天》

广濑直记：《二许和洞天》

对《真诰》中有关茅山仙人茅季伟的记录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他在后来的上清降诰中被逐渐降低，同时洞天也在上清降诰中被置于神仙世界的末端。但这并不影响宗教徒的热情，许翽即修习正一系师张鲁所传的“夜解法”而解化。由此，洞天对于修道者来说，依然是具有吸引力的一处彼岸世界。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宗教系教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王岗的演讲《明代茅山上清宗师的谱系》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宗教系教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王岗在霍童洞天鹤林宫

王岗：《明代茅山上清宗师的谱系》

以作者所发现的明代玉晨观版《茅山志》为基础，穷尽明代文人文集、书画题跋以及各类碑刻、诗词等资料，复原了从明初第四十七代上清宗师陈天尹至明末第七十八代宗师龚承绶的上清宗师谱系，为进一步了解茅山道教的历史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框架。

日本大阪府立大学教授大形彻的演讲《〈列仙传〉与洞天福地》

大形彻：《〈列仙传〉与洞天福地》

以汉代刘向所著《列仙传》为基本材料，重点分析了其中所出现的“山”、“仙”、“穴”、“石室”等概念。在《列仙传》所收录的70个条目中，有43个出现了“山”，包含山48座，半数以上与“仙”关系紧密，其中又多有关于石室、穴的记载。由此可将《列仙传》视作洞天福地的滥觞。虽然《列仙传》中并未出现后世的“十大洞天”，但实际上三十六小洞天与七十二福地中，来自《列仙传》的山和神仙占有相当的数目。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副学部长、茨城大学副教授二阶堂善弘的演讲《〈神仙通鉴〉所见的明清期洞天福地》

二阶堂善弘：《〈神仙通鉴〉所见的明清期洞天福地》

以明清两代所集结的《神仙通鉴》为基础，分析了其对固有洞天福地主治神仙所作出的改变与调整。如六十五福地武当山的主治神变为玄天上帝，不是原来的仙人。十大洞天五位青城山主者变为二郎神。通过分析《历代神仙通鉴》的洞天福地，可以勾勒出明清时代民间宗教文化发展的背景。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陶金

陶金：《选仙之场：作为过渡仪式空间的洞天》

从江苏茅山所传演的《三茅真君灭罪宝忏》中所开列的洞天仙官圣号入手，对《真诰》、《真灵位业图》、《茅山志》等文献中的同类内容进行拼接，如可能包含在原来《茅君传》中的《策文》，进而勾勒出一套近似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洞天选仙神学。在此基础之上，又对《真诰》中所描述的茅山华阳洞天空间特征尝试进行虚拟重构，在“过渡仪式”及“神圣空间”等宗教学理论的帮助下，观察到选仙过程与洞天空间的高度关联性。

汤沁娴的演讲《升仙之路：从图解博局纹试探六博棋行棋路线》

汤沁娴：《升仙之路：从图解博局纹试探六博棋行棋路线》

前人对“六博”相关议题的学术梳理多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切入：根据出土文物整理六博棋的演变，探寻博局纹的思想源头并发现其与“式图”的关系，根据“博局占”还原“六博棋”九字的位置，探讨博局镜和六博图背后的升仙思想。若将这几方面串联起来不难发现博局纹（规矩纹、TLV纹），博局占，博局镜和六博图之间的图像关联性以及它们背后共同隐含的古代宇宙模型乃至升仙思想实为共源，而这个混沌的源头时隐时现，正是在因为出土资料的有限性导致各个相关议题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实证”将他们整合起来形成互相咬合的互证体系。换句话说若我们通过搭建一个互证体系找到那样一个可供串联的“实证”，这对于我们试图探寻的混沌源头无疑可以拨云见日。

本文将在“式图”背后之数术思想和上古宇宙观的框架内通过图解博局纹（规矩纹、TLV纹）还原“TLV”在图形制作方面的生成过程，这种近乎几何方式的还原，意图把被后世当做宇宙抽象符号和吉祥装饰图案的“TLV”本身具有的意义向前推进并尽可能地还原到当时具体的使用语境下，以方便后续开展的以图证史工作。这一步相当于汉堡学派研究图像方法中第一个层次——前图像志（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的梳理和识别工作，识别图像中物体或事件的“自然意义”也就是他们的本来面貌，对应到“TLV”的前图像志工作中这一步显然是一个逆抽象化和逆文化赋意的还原过程。

只有当我们回到原境的时候，六博棋与六博仙人的关联，六博图在汉墓中作为墓主修仙意愿的陪葬等一系列隐喻的真实含义才能正确认知。（引自该文摘要）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区域与城市规划系副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研究院KAFS Fellow傅舒兰

傅舒兰：《朝鲜园林中的“丹丘”》

首先系统分析了朝鲜半岛对于园林研究的基本概况，并以汉城东阙昌德宫玉流川、西阙庆熙宫瑞岩以及李退溪丹阳八景之“丹丘洞门”为案例，具体分析了朝鲜园林中的叠石类型、特征、意向，以及潜在存在的道教神圣空间的影响。并进而尝试理解了朝鲜地名中“洞”的含义。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鞠熙

鞠熙：《峡口的宇宙——四川省清平乡的山水环境与口传神话》

搜集了作者家乡四川省绵竹县的清平乡（汉天师道鹿堂治、第三十六福地）所广泛流传的神圣地理空间概念以及相关的神话传说。在这些叙述中，清平被明确的塑造为一个类似洞天的相对隔绝的小宇宙，并与天灾与救世紧密相关，这其中不乏羌族与汉族口头与经典文学的融合。这些观念在汶川地震后，成为指导乡民自救的行动逻辑之一，并促使他们在震后进一步的修补曾经开发过的自然环境，如中草药的种植等。清平乡的个案将我们的视野从古代带到当代，阐释了洞天福地所在地居民中所蕴含的深厚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思想。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崔光海博士在闭幕仪式上宣读《关于洞天福地的蕉城专家建议》。

经过为期2天的会议研讨与实地考察，与会专家学者对“洞天福地”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其价值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发，最终形成“蕉城共识”——《关于洞天福地的蕉城专家建议》。

本文图片由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提供。